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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这一晚，我们和苏明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我和姐姐都是那样地心事重重。特别是姐姐，紧锁着一双秀美的柳叶眉，直到回家的路上，也不肯和我说一句话。我心里觉得酸酸的，怪不好受。
我想苏明的爸爸妈妈也真狠心，怎么就能把苏明一个人丢下都出了远门。可是，我又仿佛觉得这不关他们的事，苏明是不该跟他们去的。这样一来，我便又想到苏明讲的那些故事，那些动人的故事。于是我就问姐姐说，苏明那些书是哪来的。因为我想苏明的不识字的爸爸，是不可能给苏明留下这些东西的。再则，他们家又是那样的贫穷。姐姐告诉我说，那些书都是苏明在自己的一个舅舅家借来的。借来就光明正大地好好看嘛，怎还要躲躲藏藏？我一时不明白苏明为什么要害怕别人知道他在看那些书，又为什么要害怕那些书被人看见。
但，从此以后，我好象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我仿佛感觉到眼前有好多令人费解的人和事。
而且我还发现，姐姐常常要从家里偷偷地往学校带一些什么吃的东西，有生的，也有熟的。我想，她是给苏明去了。
然而就象苏明说的那样，我们家也真的并不怎么富裕啊，仅仅就是在那手头上比别人家多了几个小钱罢了。但这小钱又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啊！那是父亲起早摸黑，钻到二十多丈深的炭窑窟窿里，一点苦，一滴汗，舍命挣来的啊……
父亲和母亲一共有我们五女一男六个孩子，我是老四。本来我是老六来着，据母亲说，我身前还死了两个姐姐呢。老六是个男孩子，他是父亲和母亲这辈子最为得意、最为扬眉吐气地生出的最后的一个孩子。
听父亲说，我们老家原在绥德的一个乡山圪塔上。全国解放的头一年，父亲谋生落脚到我的故乡里掏上了炭，当时，炭窑还是有钱人的私有产物。解放后，炭窑收为公有之后，父亲便和许多穷汉子吃上了皇粮，成了那可以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后来经人介绍，母亲就和父亲这个“绥德的汉”对上了相。当时外爷很清楚父亲是个穷光蛋，但外爷却看上了父亲为人的诚实厚道和善良勤劳，所以一个子儿也没要，就欣然应允了这门亲事。不过外爷却因此而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就在母亲和父亲的亲事定下来的时候，外爷把母亲和父亲喊到身边，他叫着父亲的名字说：
“白光亮，我这辈子就一儿一女，玉英她哥已成家立业几年了，尔格玉英也就要和你结婚了，我真有点舍不得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绥德那地方和我们这里也差不多，你家里也再没有什么拖累，我看你就……你想不想和玉英呆在我跟前？”
父亲知道外爷想说什么，所以，他二活没说，就答应落户到了母亲的娘家门上。从此，再也没回老家去住。
由此不难看出，我家原也就不是那好家底的主户。以至后来父亲和母亲为要个儿子，一气生下了我们这么一大群孩子来，那光景日月自然也就只能过得平平常常了。而就这平平常常的光景，也不知父亲和母亲是如何地紧打细算，如何地起早贪黑才磨节来的啊！
从表面上来看，我家在故乡的苏、王、刘、蔡四大家族当中，是与最大的苏氏家族有着这么一层血缘关系，但除了嫡系的几家亲戚之外，父亲和母亲，以及几个姐姐们，并不感到苏氏家族的人都对我们是另眼看待。就我自身感受，也倒不觉得什么，可是几个姐姐好象就以她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似乎也和父亲与母亲一样，深深地体会到了单门独户的那种失势的不幸与悲哀。在父亲和母亲的话言话语里，时常可以听出那么一种不顺心的唉叹。生活的复杂多变，好象常常会使他们耽心自己在村里是否能够站稳脚根。他们总认为，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如果都是小子的话，那可就好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在父亲和母亲看来，活人是相当相当的难，而自身的命运又是不幸的，悲苦的。所以日常生活中，他们在教育我们姊妹如何做人这个问题上，好象要求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持以忍让的态度。就是说，我们都要学会安分守已，忍气吞声，甚至逆来顺受。啊，苦难的心理，苦难的思想，父亲和母亲就是怀抱着这样的做人宗旨，克勤克俭，仔细过日，才使我们一大群孩子，得以在一个温饱的家庭里安然地团聚生活，而不致过得举家失散，流离转徒。
然而我渐渐发现，就我们家的生活光景，还是村里的稳妥人家呢！这一发现，使我突然地感到了故乡的贫困，觉得人们正都挣扎在饥饿的危险之中。
每天清晨起来，我看到小河里头天晚上泡上的大大小小的，一连串一连串的红柳筛筛。那红柳筛筛里全都满满地装着甜苣、苦菜、长苗头和白杨艳叶子等各种各样可以充饥的野草野菜，上面用石头牢牢地压着个盖子，使得一河清粼粼的流水，生生地失去了那纯洁而明净的本色，变得就像是尿便一样浑黄而出味。那味儿酸臭酸臭的，就那么地弥漫在小河上，弥漫在村子里，弥漫在许许多多的人家里。
我想起了苏明的家，想起了不到两年时间里，村里先后向山西、宁夏、内蒙等地迁移走了的那八九十来户人家，真感到故乡该好好学习大寨了。“炕上花被窝，囤里粮冒尖”，听这歌子里唱的，人家大寨是多么的好啊！
其实故乡也象已经意识到了吃饭这个关乎到人的生存的大问题，拼命地学起了大寨来。一百五十多户人家，八百多人口，男女老少总动员，向大自然展开了空前未有的要地、要粮的伟大斗争。我们学生娃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江山的红色接班人，对于改天换地这样伟大的运动，当然不能等闲视之。我们毫不犹豫地牺牲了大量的学习时间，甚至纯粹弃学务农，“踢开土围子”，走“开门办学”的革命道路，积极地和劳动人民的叔叔婶子们，一道向穷山恶水开战。高大而陡立的山坡上，同学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用无限的激情书写着时代的口号，时代的最强音。三年级往上的全体师生，不怕流血流汗，在那山坡上象蚂蚁搬家似的穿梭往来，从很远的地方运来了一块块石头，就那么一笔一划地在大地上圈写出了“学大寨，拼命干”，“跨黄河，过长江，誓叫山河换新装”等一句句激奋人心的豪言壮语。就是晚上，我们也时常在学校整队出发，披星戴月，到修梯田或者打土坝的工地上去参加夜战。那夜战的场面真是壮观的不得了，灯笼火把，人喊马叫的，着实令人能产生出无尽的力量和丰富的联想来。真的，我们常常一干就是汗流夹背，可也就是没有谁会喊一声熬，叫一声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能添一份力量就添一份力量嘛，这是再也光荣不过的事了啊！真的，我们全体师生真的都很激奋。
然而，有时我又觉得故乡好像太有点那个了，仿佛人家大寨人干过的事，我们这儿都必须要学，要干。参加过大寨的驻队工作组干部李向东，曾多次在工地上举行的批斗会上说，“伟大的大寨人民，虽然处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险恶环境之中，但他们却硬是斗出了一个伟大的天地来。我们苏家河地大物博，人品众多，占着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为什么还不如人家呢？这只能说明我们的觉悟低，思想差。所以说，要想彻底改变我们苏家河的穷困面貌，就必须要狠狠学习大寨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阶段敌人斗的革命精神……”这样的批斗会，有时一开就是一整天。
我曾暗暗观察过站在批斗台台上的那些人，总觉得他们好象可怜巴巴的，不怎么凶残。特别是我的同桌苏三娃的爷爷，人老得走都走不动得了，可每次批斗会，还是要把他当作五类分子，押上批斗的台台。据说这老头儿以前给伪乡政府扫过厕所，看过大门，政治背景极不可靠。然而我就是觉得老头儿慈鼻子善眼的，根本不象个坏人。我想那么多劳力，都把铁锨镢头坐在屁股下，用那么长的时间来批判这样一些人，真是有些得不偿失。真不如别再去夜战了！不过我想，大寨的阶段敌人真的像是坏的不得了，他们尽然跑到我们的课本上还叫嚷什么说：“人有人道，水有水道，要想搬山改河是永远办不到”。听听，就是这话，简直是在明目张胆地和大寨人民“人定胜天”的口号对着干哩。哼！真是猖狂至极！
从表面上看，故乡的人们象是欢乐的，幸福的，而且每天都好象生活的豪情满怀，斗志昴扬，热火朝天。然而实际上究竟怎样呢？我觉得人们虽然都面对现实，但一个个却正在欺骗着生活，欺骗着自己。我觉得人们那“苦干加实干，实现大寨化”的理想之歌，和课本上讲的许多充满了阳光雨露的好事一样，似乎都象一个神话那样离奇而遥远。
这样想来，我就觉得叔叔婶子们生活的实在没意思，我也生活的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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