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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府决策层把这些定性为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如果不及时制止，就会危害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所以，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部署下，公检法统一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斗争。斗争的原则是“从严，从重，从快”，手段是“杀一批，关一批，流放一批”，政策到了下边，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为此下达了抓人指标。
八月中旬开始，西京城开始宵禁，规定晚上九点之后非特殊情况不许上街，所以从八点多种之后，街上就开始冷清了。南郊这边事业单位多，情况稍微好一些，北郊东郊那边厂矿企业多，成为了严打的重点地区。
整个城市晚上满街的刺耳警笛声，抓的人监狱和看守所装不下，大型厂矿企业的俱乐部大礼堂便都被征用，警察也忙不过来，各单位的保卫科不得不披挂上阵充当看守，有时候甚至还得随同抓人。礼堂俱乐部一般都在单位的家属院儿里，所以晚上人们经常能听到临时看守所里传出来的被打者的鬼哭狼嚎声。
特殊情况持续了半个多月，街面上的确安全安静了很多很多，开学的时候连各个学校门口的那些闲皮混混都没有了。紧接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公捕大会，会后是游街，前后有警车开道压阵，中间全是从各单位征用的解放卡车。犯人们一个个五花大绑，胸前挂个大牌子，上边写着姓名和罪行，后边押解的多是统一佩带红箍儿的各单位保卫科人员，一辆卡车上最多只够配备两名警察。在游街的时候，姚远没有看到佟国林，却看见了在卡车上被五花大绑的郭东。
客观地说，这场严打确实很有必要性，否则人们就会失去最基本的生活安全底线。但是作为一场运动，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冤枉”了一些人，比如不够死罪的枪毙了，偷抢几十块钱却被判刑十年二十年，婚外性行为即使双方自愿也被当作流氓罪严惩，有的甚至还被枪毙，种种情况，不一而足。然而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抓的没有什么好人，至于量刑是不是合理合法，普通百姓们并不关心，总的来说对这场严打运动还是赞成的。后世的法律人士如果对当初的这场运动产生某些置疑，也只能当做历史事件去慢慢研究了。
佟国林在一定程度上说就属于被“从严”了的。也是他倒霉，严打命令下来前三天，佟国林和两个外单位的年轻人一起喝酒，与饭馆里临桌的几个社会闲人发生了冲突，佟国林这边一个青年用刀子捅了对方一人，然后大家趁乱跑了。可是那人竟被捅死了，等公安局查出来双方的参与者，正好上边的严打命令下来，两边的人都被抓了起来，一个没跑。
佟国林这边的两个青年多少都有点儿前科，佟国林自己文革的时候还有造反派的经历，暗含着属于“三种人”，年龄又最大，所以被定为流氓团伙的首犯。双方的殴斗被定性为流氓械斗，佟国林他们三个，捅人的主犯死刑；佟国林是首犯，死缓；另一个算从犯，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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