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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远正没有主张，抬头一眼瞥见常城冲自己幸灾乐祸地吐了一下舌头，于是恶向胆边生，一抬手把手里攥着的半个馒头不偏不倚砸到了常城脸上。这下可惹了大祸，赵书香嗷了一声：“这孩子太厉害了。”
姚会学回手就给了儿子一个嘴巴，姚远一下子就趴到了旁边的床上，姚会学可能觉得自己丢了面子，过去摁着姚远照屁股上又是狠狠的十几巴掌。姚远连气带疼，哇哇大哭，陈淑一时不知所措，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倒是赵书香会做人，看着姚会学把儿子也打了，末了假惺惺地过来解劝：“老姚，别打了，我来也不是让你打孩子，小孩子打架，能有啥大不了的。”
姚会学兀自喘着粗气，声色俱厉地命令姚远：“不许哭，站到墙角去，不许吃饭。”
姚远突然觉得不能当着常城的面哭泣，立时止住了哭声，然而气得不停抽泣。
赵书香赶紧就坡下驴，拉起儿子就要走，边走边说“我们赶紧走了，老姚你也别打儿子了。”常城回头又做了个鬼脸，心满意足地跟着赵大屁股走了。姚会学夫妇还一边挽留一边把赵书香母子送到门外，这也算那个时候小知识分子们的一景儿了。
姚远站到九点种，饿着肚子回小屋睡觉了。临睡着之前，听到里间父母好象在吵架，但是听不清楚说什么，小孩子困劲儿大，一会儿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姚远被锁在了家里不许出门，小苏青就跑来让姚远打开对着楼道的窗户，隔着钢筋栏杆互相讲故事，交换小人书看。
那时候的研究所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干，一个项目七八年不出成果也是正常。大人们每天像征性地做点工作，然后就是看书的看书，读报的读报，扯淡的扯淡。赵书香这种女人既不读书也不看报，扯淡绝对在行，跟几个娘们聚在一起无非是探讨东家的长，西家的短，老张的盘子老李的碗，花猫上树管不管。
她儿子挨打的事情自然不能不说，但是经她去枝砍叶添油加醋地一番炒做，姚远就成了一个心狠手黑的胡同儿里长大的野孩子，不过对姚会学倒是赞扬有加，成了一个大义灭亲，教子有方，贤良中正的真君子。同事们听了赵书香的叙述，大多数一笑而过，少数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见到姚会学还要赞扬一下，姚会学就志得意满地来一句：“棍棒底下出孝子嘛。”
其实姚会学这种人，实在是糟蹋了他的名字。会学会学，但是姚会学一点也不会学。文化大革命前姚会学能考上大学，应该说智商不低，然而为人处世，更多的是靠情商，姚会学就属于情商极低的那一种人。
大凡农村出来的人，内心多少常有一种自卑感，表现在工作生活当中，就容易形成两个极端：要么非常自信，要么非常不自信，绝少有中间的选择。非常自信的人在工作上比常人更能钻营，对出人头地有极其强烈的追求，而在生活上却不太在意，吃穿方面往往显得土里土气；非常不自信的人往往在工作上表现平平，因为他们内心的自卑感让他们缺乏出类拔萃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在生活琐事上却特别在意，要显出高品位高追求，以此来掩盖内心的极度虚弱。
令人遗憾的是，姚会学属于后者。
研究所里南方人居多，尤其以江浙地区比例最大，明清以降，江浙地区的确是领全国经济文化之先。文革期间虽然到处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此时在这群小知识分子堆里，已经形不成气候了。一是这些小知识分子们，出身好的没几个，绝少纯粹的贫下中农后代；二来这些人的头脑毕竟不像工农那么简单，随便一扇风就能点起火，所以毛主席对这一部分人的原则才是边改造边使用；三是林彪事件之后，文革运动本身也渐渐冷场了，而且研究所又属于被下放到西北地区的，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谁还有精神斗谁啊。
姚会学在这样的环境里呆久了，虽然没有学会在工作上努力上进，却学会了在生活上向江浙人学习。本来是个河北的农村出身，却喜欢跟江浙人学着吃缺盐少醋的水煮青菜，还美其名曰不破坏维生素，有营养；标准普通话该用“咱们”的地方，却偏偏改用“我们”；家里也学会擦得一尘不染，最要命的是学会了折腾孩子。
说来也奇怪，研究所里的江浙家庭，百分之九十生的都是女孩，小知识分子们就可着劲地把闺女往林黛玉那种做派培养。女孩子们被教化得温文而雅像个小淑女一样，没有什么坏处，而男孩子要是照这种养法，长大了成不了绅士，却多一半会是废物。
姚远是在北都胡同儿里串到七岁才到姚会学身边的，姚远的姥爷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生活上对姚远没有什么约束，但是在人格培养上，却给小姚远灌输了一种男子汉的独立品格。这样，姚会学和姚远俩父子，在骨子里实际上是冰火不同炉。
姚远在家里被关了一天禁闭，表现还算良好，第二天就被允许出门了，但是仍旧不许下楼。就这样，小苏青和小姚远又在楼上玩儿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了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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