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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零年，姚远出生在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说是小知识分子，是因为他的父母都是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工科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受过本科教育的人在中国绝对算是有知识的分子；但是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教育，特别注重理工农医类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科领域，则有意无意地忽视而且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因此姚远父母这一代文革前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说是知识分子虽然没错，因为他们不但识字，而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肯定比别人懂得更多，但是他们的知识面非常狭窄，知识结构非常不合理，严重缺少了系统完整的人文教育。而且那个年代很多书籍也被封被禁，他们自己也无从自修，不过话说回来，即便不禁，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未必会去学习和思考。
所以这些人在知识层面上大多是明显的瘸子，对于人文历史等等往往是一知半解，而他们又自忖比工人农民知道的多，于是中国文人特有的清高自负在他们许多人身上，几乎毫无损失地被继承到了骨头里，其实除了专业之外，他们还真的未必能比普通人高明到哪里去。因此，与其说他们这些人是知识分子，倒不如说是高级匠人技师更合适，当时流行的说法“科技人员”其实十分恰当。
这些人无论如何算不得大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必定要学识渊博，才能当得一个大字。学是学问，识则是一种认知事物的能力，它是以学问为基础，衍生出的认识，思考，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学问的人却不见得都有“识”，所以“有识之士”才显得难能可贵。此外，他们自身明显偏废的知识结构，也称不上渊博。渊是说深，博是说广，一个人就算知道圆周率小数点后三百位，而不知道谁第一次统一了中国，能说他是渊博吗？因此这些人于学问渊者有之，博者却甚少，故而辨证思维能力非常欠缺。加之久在专业书本中浸泡，相对于没有什么学历却不乏社会阅历的普通人，他们往往在处世为人方面反而更显得有点呆傻。当然这批人对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基础建设功不可没，所以尊称为知识分子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最多只能算小知识分子而已。
姚远的父亲姚会学和母亲陈淑是大学时候的同学。这一对门不当户不对的男女，居然也是自由恋爱结为的夫妻。姚会学生长在冀中平原的农村，一九六一年高中即将毕业的前夕，父母相继故去。姚姓在村中是大姓，众多成年本家帮助老姚夫妇料理了后事，生性缺乏主见的姚会学，只是按照成年长辈的要求，在程序上做了一回孝子。不久，姚会学考上了大学，从此，离开了祖辈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冀中村落。
陈淑是北都长大的城市女人。陈淑的父亲也就是姚远的姥爷，四九年前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国民党员，四九年之后，老陈自然不能再做校长，但是继续教了一些年的书。面对时不时兴起的一场场政治运动，老陈总是被0审查和斗争的对象，好在老陈虽然是国民党员，但四九年前毕竟只是教员和校长，身上不可能有什么“劣迹”，因此历次运动倒也都是有惊无险。熬到一九六四年，老陈年届六十，就赶紧退休回家了。
姚会学和陈淑六六年大学毕业之后，都被分配到北都的同一家研究院，此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姚会学天生有些懦弱而且缺乏主见，对于所有派别都不敢参加，各派也觉得这个窝囊书生没有什么大用，所以姚会学自然就成了逍遥派。陈淑本是个耐不得寂寞的人，属于疯疯张张喜欢出风头的性格，但是因为自己父亲的历史出身问题，也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
就这样，两个逍遥派的男女，于一九六八年结婚了。一九六九年下半年，根据上级的指示，研究院下属的五个研究所，要分别迁往全国各地分散，北都只留下院总部和另外五个研究所。姚会学和陈淑夫妇所在的研究所，决定迁往西北，落户西京。此时，陈淑已经有孕在身，怀的就是姚远。
转眼到了一九七零年，研究所在西京的办公处所仍在建设，宿舍区刚刚完工，所以职工们都没有什么事儿干。研究所的人员本来就来自五湖四海，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们又以南方人居多，于是很多人纷纷回老家探亲。陈淑夫妇也回到了北都，当年三月，姚远降生在北都妇产医院。而此时陈淑夫妇的户口早已经迁到了西京，所以姚远自然只能报西京的户口。
也说不清楚是产假还是探亲假，陈淑在北都的娘家耗到当年十月份，才回西京的单位上班。姚远被留在了北都，由姥爷姥姥照看，这就为姚远后来的偏离性格，埋下了伏笔。
五四运动之后，学生出身的人们大都比普通百姓更具有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儒家的等级观念和上下尊卑意识，在文盲百姓头脑中比这些洋学生更加根深蒂固。所以老陈虽然是旧时代培养的知识分子，但是不但博学多才而且还比较开明，此时退休在家，除了定期写思想汇报交到街道，其他时间都用在了姚远这个外孙子的身上。
姚远的姥姥陈王氏没有太多文化，一生只知道相夫教子，从来对丈夫百依百顺。如今儿女们各自成家，留在北都的儿子也住在单位的宿舍里，所以老两口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姚远这个外孙子身上。一来是隔辈人更亲，二来是姚远天生聪明伶俐，给老两口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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