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姐姐出嫁了

第四十章姐姐出嫁了

在印象中，姐姐是在大哥婚后好久才出嫁的。两个姐姐虽然比大哥都大几岁，但婚事却都比大哥晚，这件事在村里人看来是反常的。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希罕事，特别是在这块重男轻女的土地上，没有自由恋爱机会的姑娘常常都比较迟出嫁。

如果排除她们赶集的机会的话，那么你便很难说她们是否离开过小山沟一步。她们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姑娘，她们把青春与美丽都留给了这个微不足道的山坳，这个山坳就是她们的天堂。她们甚至没有想望未来的日子，对于她们而言，未来的日子顶多就是在陌生但不遥远的小镇，或者就是另一个同样偏僻与贫穷的村庄中度过的。她们现实得令人吃惊，梦中出现的从来不会是衣冠楚楚的“工作干部”，而是哪一个忠厚老实的庄稼人。要是有一门活络的手艺，那就是诉说不尽的“白马王子”了。她们一起干活，一起玩耍，心中洋溢着小鸟一般的快乐。

在我记忆里，姐姐喜欢和一帮差不多年纪的姑娘没完没了地过夜。她们聚在一起打毛线，编扇子，打牌，讲笑话，从来都是热热闹闹的。在还没有电灯的日子里，这种欢乐是多么有诗意并给人诱惑啊！

可以想像一下，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好几个少女围着它，手中做着各自的活，说着亲密的话。有时，还有一两个凑热闹的小孩，但很快就因捣乱被赶出去了。整洁的木房子，朴素无华的物件，都透着难以言传的温馨。这些姑娘们的笑声是偷偷传来的，因为年纪大的人已经在另外几个房间入睡了。要是肆无忌惮，那是要挨骂的，而这种秘密的聚会也就要被干涉了。

姑娘们知道该怎样获得自己那点可怜的自由。特别是生在有着苛刻的父母的家庭，她们在不被许可夜里外出或寄宿的高压下，她们的聪明就显得可爱了。

有时，她们早早就关起门睡觉，可一等家里人都入睡后，她们便偷偷从厨房外的小门溜走了。为了那昏黄油灯下的约会，她们饱尝了多少偷来的乐趣啊！连狗们都认得了她们，不再大叫大嚷的，等于给她们发了通行证。她们在较为宽松的家里聚会，她们躺在大床上说着没完没了的悄悄话。遗憾的是，就是在管束较松的家庭同样免不了要谨小慎微。她们房间的油灯不能点得太亮，也不能亮得太久；她们说话不可大声，就连笑声也是用手捂住的。可就是这样，她们的兴致却没有因此消灭。

对于一大早就要回到家烧火做饭的姑娘们来说，这点悄悄话是多么不能止渴啊。她们一味地顺服父母，连一点反抗的意识也不会有。她们一天到晚都忙得令人吃惊，像个不停地旋转的陀螺，可一到夜里，她们还是不放弃这点可怜的快乐。

她们就这样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脸上的光彩透着活泼的喜悦，健康的神采洋溢在每一个角落。小时候的村庄啊，若少了这一切，还会有什么值得你怀念的呢？

村庄的夜晚确实是属于姑娘们的，她们的欢笑，她们的悄声细语，就是山村之夜最动人的音符。夜的旋律正是这样的音符谱写的。想起来，那小时的夜晚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了。

还记得大姐写信时的事情，她因为某个字不会写而问我。大姐比我大了近十岁，她那么慎重问我的神情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她一手抚着信，头侧过来，煤油灯的光芒在她额角跳动着。我凑过去写给她看，她便很投入地又埋头写了起来。看她的样子，倒是又专注又深情的。她一会儿认认真真地写几个字，一会儿又凝神思考着什么。对于白天惯于劳作的大姐来说，我确实喜欢这时的大姐。特别是那种若有所思的静止，那是多么陌生而又熟悉的风景啊！大姐写一封信竟是这样困难，对于我而言，这就不啻为一种自豪与怜惜相生的情感。

我被大姐这种神奇的姿态弄得感慨万千，其中的滋味无法尽诉。似乎在读小学时就曾碰到过类似的情形。我极力地搜寻着，为着那盏跳动着火苗的油灯以及油灯旁那专注的神情。与此类似的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不识字的父母认真看我做作业时给我的感受。有时，也还包括姐姐，她一声不吭地站在我身边，凑前来看我画画或写字。这里头有一种情感在滋生，那就是温馨。它包围着昏黄的油灯前的我们，让我们成了一幅甜美的油画。

这时的父母是不会吝惜那点煤油的，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把灯芯旋高，让它发出足够的光亮。有时，倒是父母看不过去，特意走过来把油灯调得亮一点，然后站在我身旁的暗处，再意味深长地看我一会儿，接着才不舍地走开忙自己的事。特别是母亲，在我眼睛的余光中，她那种深情与不舍的注视总令我难以释怀。许多时候，我都真实地感到了她那眼光的分量，也看到了她因自己没有知识的那份无奈与希冀。

也许，我的勤奋很大一部分便来自于这份无言的启示。我读懂了话语的启示，也读懂了这含蓄与深情的力量。

现在，不管姐姐做什么，我都觉得她写信的姿式是最美的。也许是从来没有见过她写字的缘故，这情景直直地打入了我的心灵。这里包含着我对知识的认同以及对姐姐的另一份期待。要是姐姐有足够的知识，那她一定会更关心我的学习吧？多少次，我就这样想着，梦幻中就多了一重爱的光环。

现在想来，大姐是很值得我钦佩的。虽然她只读过小学，可她面对文字甚至书信时却没有丝毫怯懦。她是如此渴盼着知识，以至于她竟可以从事于超过自己能力的工作，这对于我又何尝不是一种鼓舞呢？

对于大姐而言，这种能力又同时意味着一次超越，那就是她通过书信提前获得了恋爱的自由。当许多农村姑娘还在仰仗媒人的垂青与关照时，大姐用这种当时知识分子才时髦的方式获得了爱情。这真是惊人的举动了。

信件对于我们小孩而言是多么神秘的事啊。对信件的好奇几乎成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普遍特征，我们为了一睹信件里那奇特的悄悄话，我们曾犯过怎样的过错啊！

记得，当时就有邮递员因私藏信件被处分的事情。其中自然不仅仅因为懒，更在于过分的好奇。那时的信件是常常丢失的，这跟人们极浓的猎奇心态息息相关。像学校的信件一样，那是很难保证万无一失的。一是老师或领导心态不正，老是怀疑学生在谈恋爱；二是学生，或者猎奇，或者报复，或者出于对邮票的爱好。总之，学生的信箱几乎是形同虚设的。

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不对，可那时仅仅把它归于道德问题。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往往又因为只触犯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不被重视。然而，这毕竟牵涉到隐私问题，因此，做这种事时总不免心有余悸的。

有一次，是傍晚放学的时候，我和堂哥一起回到他的家里，进门就发现一封信在地上。它是邮递员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我们拾起来一看，是写给他姐姐的。堂姐倒是文化人，这点并不奇怪。既然是写给堂姐的，堂哥就要把它撕开来看。这对于我们而言自然是一种诱惑，因为它很可能是一封情书。

打开来一看，果然是一封情书，只是称呼不对。赫然在目的“亲爱的某某”令我们紧张得像做贼一样。“某某”不是堂姐的名字，我们习惯性地把信封拿过来一对，吓，这才吓了一跳，原来信不是写给堂姐的，而是让堂姐转给这个“某某”的。正当我们想要认真看完并欲图销赃灭迹的时候，一个比他的姐姐时髦十倍的女郎闯了进来。大概是早就算计好这封信的，她一眼就瞥见了信封上的名字。她一把夺了过去，怒气冲冲的样子令我们手足无措。

我们一时愣住了，脸不免有点红，像做了亏心事一样。还是堂哥反应快，他指着我说：是他拆的，不关我事。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明明是他拆的，可他竟如此迅速地倒戈一击。我突然有点难受，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心中黯淡下去了。

女郎很快就不见了，我们的互相揭发突然失去了意义。好在我们毕竟是小孩，我们很快也忘却了这极不愉快的场面。心中的阴影虽然永远留了下来，可那是小孩的事，我们都会这样去想。

实际上，我们对于情书绝对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女郎的怒火倒显得有点夸张了。还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似乎是哪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到“恋爱”这两个字，那种骤然而起的哗然弄得我非常奇怪。“恋爱”是什么东西，这对山沟里长大的我而言简直跟北京一样遥远。北京尚可通过图片上的天安门得到些许印象，可“恋爱”就纯粹是天书了。因为别的男孩也说不清具体的内容，因此这两个字在心中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如今，想起这些事都是有些荒唐可笑的。很多事在当时是不解与模糊的，如今一切都变得可知与清晰了，可也因此失去了什么。那一次，也是一封情书的事。当我顺利地读完它时，我被搞迷糊了，隐约记得的是，“我们”要像电影中的宝玉和林妹妹一样生活，还说要怎样言言。

这封信是从我家厨房门塞进来的，大概是太匆忙了，没封上。信封上写着大姐的名字，别的什么也没有。我把它拾起来，看过了，便以为那是一封有点俗气的求爱信。虽然我也弄不懂《红楼梦》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影，可我隐隐约约地还是读出了里面的大致含义。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只觉得姐姐又有麻烦了，至少，她又要埋头回信了。大姐回信很有意思，像是在回答问题，她一定要把这封来信平平整整地摆在案头的左角，就跟临帖一样。有时，她仿佛被什么难住了，就用右手撑住额角，那只笔便横在额前，那神态与学生无异。

也许是这种迥异于其他农村姑娘的习惯，大姐得到了回报。一个打扮得相当整洁的年轻人偶尔便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出现在这狭窄的乡间土路上。这是一个个子不高、容貌秀雅的年轻人。他那过于文雅的举止倒令我常常局促不安起来。

还记得有一次他来时的情形，大姐一个人在家，她用糖泡茶给这个年轻人喝。我被叫去小镇买茶点。我刚学会自行车不久，因此对他那辆新自行车还是有点渴盼的。可大姐只叫我骑自家那辆高大的“永久”车，“永久”车显得老态龙钟，他那辆“凤凰”车却显得活泼轻盈。我犹疑了一刹那，还是骑上“永久”走了。

我很快就从小镇回来，这个年轻人还是很老实的那副姿势，安安静静地坐在诺大的八仙桌一角。可以看出来，他其实也不愿意这样傻坐着，可他确实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表达那份爱慕与真诚。这下，他看见了我，我便成了他的救星。他把我买来的东西塞了一把给我。说实话，那时的我在他眼中不过是个需要讨好的小孩。

他很拘谨地坐在那，大姐不时从厨房出来倒倒茶。大姐忙着做菜，他却正儿八经地坐在那，既不喝茶也不吃茶点，这情形让我觉得煞是好玩。如果是今天，这种状况就会由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景所代替。这该是多么难得的表达亲密的机会呀！

这个年轻人最终成了大姐的心上人，大姐在令人吃惊的众多追求者中选中了他。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成了我姐夫的人是位教书先生。当时的教书先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地位的，因此我大姐的选择便有口皆碑了。

大姐出嫁的时刻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到来了。那天夜刚擦黑，我就分明感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压抑笼罩过来。大姐就要走了，就要不再属于我们了。大姐在她的卧室里沉闷地坐着，严肃的脸上没有笑容。这时的大姐也许分明地感受到了那种别离的忧伤，她几乎一言不发，只是近乎麻木地任两个上了年纪的妇人用廉价的化妆品往她脸上涂抹。

她的发髻挽了起来，挽得高高的，上面插着一朵粉红的月季。发髻用网兜罩着，左右上下插了几枚金簪银簪。好几个姑娘围在大姐身边，左看右看，又是好奇又是羡慕。姑娘都是姐姐的好友，这倒叫姐姐有点依依不舍了。

出嫁的时辰是早就定好的，好像是在下半夜一点多。这时辰包含着许多幸福的含义，它将带给人们的是“良辰吉日”的心理安慰。一般而言，这时辰都是男女方两家共同通过的好时间，因而就绝对没有错。当然，也有两家各执一词的时候，这时就往往需要共同找一位更高明的占卜家再作定夺。这自然是没有法子的事，因为谁也不肯让自家在这件大事上吃亏。善良的中国人竟是如此相信时间与命运的血肉相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创举了。

这时已近深夜，除了几个帮忙的亲人外，大部分亲朋好友都已回家了。白天喧闹了一天的宴请这时静寂得有点凄凉。姐姐的沉郁衬托着深夜乡村的孤单，夜，格外地忧伤。姐姐在别离就要到来的时刻开始低泣，红红的眼圈含满了泪水。泪珠默默地滴落在刚换上的红装上，红红的衣衫就像是一种宣言，它宣告着快乐与忧伤同时到来。这就像生之幸与不幸一样，人类用辉煌的哭泣宣告了他的到来。哭是一种喜悦，也是一种悲痛。

大姐的红衣服不是连衣裙，因为那时的农村还没有这么时髦的婚纱。它是偏红色的上衣与裤子组成的。上衣的口袋里塞满了东西：两个煮熟的染红的蛋，两个成熟的桔子，两个红枣，一把花生，几个桂圆。主持化妆的两三个妇人给姐姐身上塞满了这些东西。衣服是她们给她换上的，因为要站在“竹筛”上。姐姐丝毫不见活力，只是一味地沉浸在难过与忧伤之中。

任人摆布的大姐在结束了化妆之后开始啜泣，她知道分别的时刻就要到了，她的哭泣声越来越大……

男方的客人已经起来吃夜宵，“送嫁”的人群也都到齐。鞭炮声又响了起来，清幽的夜又热闹了起来。

我和弟弟在睡梦中被叫醒，由于才睡了一会儿，这时显得难受，但想重任在身，心又激凌起来。按常规，“送嫁”是必须有未来的小舅子参加的，挑“香篮”的任务便是其中一项；到了男方家，还有开箱子等事；另外，便是吃大鸡腿，这任务也是小舅子的。我和弟弟都是第一次“送嫁”，因此也格外充满了期待。

锣响了起来，说实话，锣声并不好听，但它是开道必备的。据说，妖魔鬼怪听见锣声就要躲避，因此有避邪之意。锣声不紧不慢，一声声地传入耳膜。点松明火的人高举着捆扎好的松香柴，一前一后地走在前面，大姐的哭声响彻夜空，凄厉绝望，仿佛生离死别一般。

姐姐头上罩着红布，左右各有一妇人扶着，前面一人用“竹筛”遮住姐姐的头部。她们从闺房里走出来，就跟重病的人一样。走到大门边，她们停了下来，大伯蹲下身子把姐姐背了起来。爸妈都躲在厨房里，忙碌的都是外人。姐姐的哭声不绝于耳，这时又提高了八度，是那种撕心裂肺的令人颤抖的哭嚎。这声音淹没了忙碌的声响，爸爸妈妈一定也难过得想哭，因为我都几乎要哭出来了。

实际上已经是下半夜了，这骤然而起的喧哗就宛如静夜中的惊雷。看得出来，除了几个已经老有经验的人外，别的人脸上都罩着难过的阴云。大伙儿急匆匆地走到门外，门外燃起一把篝火，背新娘的人便从篝火上跨过。一只鸡的脖子上被划了一刀，便从门里扔出来，一盆水“哗”地泼在门外的地上，大门“吱呀”一声关上了。

我回头看那只扑腾挣扎的将死的鸡，还有那紧闭的大门，我突然觉得有点黯然，心中仅剩的那点温暖也渐渐熄灭了。一种悲哀慢慢升起来，堵住了胸膛。

夜出奇地凄清，除了身边可怜的一点喧闹之外，四周死寂一片。哭声这时也就格外单调。我们坐在手扶拖拉机上，拖拉机的喧嚣曳着孤零零的翅膀飞行，夜的静寂从每个空隙撞过来。

我们像是在梦中穿行，夜的衣裳拂过脸颊，拖拉机的声音渐渐小了，哭声也在远离故乡的小路上熄灭了。

1999年春初稿

2003年秋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