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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一样往事难忘，提到过去就热泪盈眶，回想我一路上走走唱唱，有时快乐、有时感伤，可是我仍然带着深切的渴望……
他人眼中的母亲
“一首动听的歌，不仅仅需要有寓意隽永的歌词，还需要有动人心弦的旋律。”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母亲就这么教育我们。“重要的不仅仅是你说了什么，更在于你怎么去说。”
最好的例子就是母亲在《蒂凡尼的早餐》中抱着吉他弹唱《月亮河》。母亲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歌唱演员，她也没有一副可以唱歌剧的好嗓子，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她后来出演《窈窕淑女》时，所有的歌曲都不是母亲亲自演唱，而是由马尔妮•尼克松配唱的。然而她坐在大楼的防火通道里弹唱《月亮河》的一幕却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亨利•曼奇尼是母亲的好朋友，也是当时著名的作曲家，母亲很多部电影中的原声音乐都是由曼奇尼制作的，他在70年代后期的报纸上撰文，谈起了母亲的声音给他带来了多么大的震撼。
对一名作曲家来说，很少会仅仅因为一个人，因为她的容貌或者人格而被激发出创作灵感，但是有一个人真的做到了。她不仅仅激发我写出了《月亮河》，还有《谜中谜》和《俪人行》。如果你听过这些歌曲，你一定能够猜出是谁激发我的创作灵感，因为在这些歌曲中都明显带有着奥黛丽强烈的个人气质—一种淡淡的忧伤。通常来说，我需要完整地看一遍电影，才能够为电影谱写音乐，不过创作这几首曲子的时候，我只是看了剧本而已。当我第一次遇见奥黛丽的时候，我就知道《月亮河》会成为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我了解她的声音特质，我早就相信她能够把《月亮河》演绎得尽善尽美，没有人可以比她更能够体会这首歌的含义，也没有人可以比她更能够表现出自己的感受，时至今日，仍是如此。
对于与母亲合作的另一部电影《谜中谜》，多年以后曼奇尼如此形容道：
在《谜中谜》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奥黛丽回到她的公寓里，发现那个老男人拿走了她所有的东西，她像被遗弃的猫儿一样坐在一个行李箱上，就在那一瞬间，主题曲的前几串音符就涌现在我脑海中，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真希望她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圈子中来，拍摄更多的电影，因为她的银幕形象真的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让我写出更多的音乐。
我一点都不否认，《月亮河》就是为她写的，没有人能够比她更完整地理解这首歌，这个世界上可能有超过1000个人翻唱过这首歌，但是奥黛丽的版本毫无疑问是最出色的。当我们一起看这部电影的小样时，派拉蒙公司的一位总裁也在场，当听到这首歌时，他说，“有一点非常肯定，这首歌他妈的必须删掉。”当时奥黛丽像炮弹一样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梅尔•费雷不得不用力按着她的胳膊让她平静下来，我从未看到过奥黛丽如此愤怒，感觉她几乎就要失去对情绪的控制了。不过幸运的是，最终那个愚蠢的提议没有被付诸行动。
母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造就了她在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形象，所有的这一切都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她到底是如何对人们构成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呢？是如何让那些影迷产生共鸣？
塞希尔•比顿是当时才华横溢的摄影师，也是一名视觉形象师，曾经参与《窈窕淑女》中的人物造型设计。他曾经在1954年11月期的《VOGUE》杂志上撰写了一篇关于二战后欧洲的文章，其中衷心地赞赏了我母亲的伟大。
凤凰浴火之后的涅重生总是让人难忘，在欧洲有这样的传说，如果皇后在风华正茂的时候死去，那么她们就能够得到重生，拥有一个新的迷人外表，受到万众的敬仰。尽管悲观主义者们预言，战后的欧洲不太可能会出现一个符合理想主义者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但是一个新的女性形象借助奥黛丽•赫本小姐复活了。所有人都必须承认，奥黛丽•赫本的形象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她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现代精神。她身上带有来自法国的浪漫气息，又有着比利时人的坚忍不拔，她带着浓重的英国口音，拥有贵族气质，然后依靠个人魅力演绎了一个经典的美国式成功案例，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浪潮最完美的代言人。在二战之前，我们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她这样的女人。当然，也许我们身边曾经有过类似的女子，但是我们都把她们当作是法国革命中大踏步走在浪漫主义革命最前端的那些野孩子，也许还会对她们嗤之以鼻。将奥黛丽•赫本当作偶像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一点从如今社会上所有人都在模仿奥黛丽可以得到证明。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一些消瘦的女子，留着细碎的短发，脸色苍白，然而她们并没有模仿到偶像的精髓。奥黛丽•赫本有着大而深邃的眼睛，深色的仿佛东方人的眉毛。她的五官不仅漂亮，而且更能够显示出她的个性：她的鼻梁和长度相比显得有些窄，圆形的鼻头配上两个鸭嘴兽般的鼻孔，她的嘴巴有些宽，下嘴唇中间的凹隙显得有些明显，这使她不符合古典美的审美规范，她的下巴虽然精致美丽，但是和她略显夸张的宽大下颚骨并不相配。从整体效果来看，她的脸似乎有些太过棱角分明了，但是在她独特的气质下，所有的缺点都荡然无存了。她就像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笔下的人物画，各种各样夸张的扭曲不仅仅是使画面变得更有趣，也从整体上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形象。
在这张孩子般纯真的面庞之下，是她优雅细长的脖子，她的颈背总是挺得笔直，使她看上去要比实际更高挑，这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她长期接受芭蕾舞训练的结果，虽然战争使她错过了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的机会，但是她仍然保留着那种独特的高雅气质。奥黛丽能够完成很多杂技般的动作，这要感谢她那经过芭蕾舞训练后的柔软身体。
奥黛丽•赫本就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一个来自巴纳多孤儿院的小男孩。有时候她看上去非常疲惫，甚至出现了在她这个年纪不应该出现的黑眼圈，她的脸颊也显得非常苍白，皮肤干燥没有弹性。她是一个被战争伤害过的孩子，心里留下的阴影永远也抹不去。但是她从来不把这种痛苦带给爱她的人们，她总是向大家展示着她的美和快乐。
很少能够找到一个像奥黛丽这样具有与生俱来明星气质的年轻姑娘。在她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喝彩、崇拜和爱戴。功利的好莱坞需要找到一位新的皇后，而越来越成功的奥黛丽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她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角色。她的声音非常特别，语言的节奏也很有个人特点，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自她出道以来，到最近的几个月，奥黛丽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已经成为全美国的偶像，她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聪明伶俐、充满梦想、热心和善、坦白直率、机智却不狂妄自大、温柔却不多愁善感，奥黛丽是二战之后出现的最有前途的戏剧天才。从她散发出来的这些迷人特性来看，将奥黛丽视作我们这个时代完美女性的代表，实在是实至名归。
—摘自《塞希尔•比顿眼中的奥黛丽•赫本》
《VOGUE风尚》1954年11月1日
这不是一些精明的包装手段或者是某一部电影上映前的宣传攻势，也不仅仅是那些影评人或者导演认为母亲具有惊人的天赋，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母亲。这篇文章写出了母亲内心的声音。
母亲的信仰
母亲一直遵循自己的信仰，她相信简单的力量。不管是拍戏、出席派对还是处理人际关系，当她需要做出决定时总是说：“做那些最需要你做的事情，清楚地知道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的太多，不但什么都得不到，而且会把你的生活搞得复杂劳累。”
不管去哪里母亲都喜欢步行，这似乎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她步速极快，我们总是不得不连跑带颠地跟着她走。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总是健步如飞走得那么快，母亲回答说：“我只是想尽快到达目的地，所以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后来母亲又告诉我这可能是因为她母亲走路总是慢悠悠的，让母亲难以忍受。所以她走路的时候就会刻意走得很快。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谈论起我喜欢的一个女孩，不幸的是，这个女孩更喜欢另外一个男生，或者也许她两个都喜欢，这种情形困扰着我，尽管我并不是第一次为这种事烦恼。母亲静静地听我说完了整个故事，思考了一会儿对我说：“你最好把精力放在你的学习上，因为如果你没有通过考试，那么你很可能要遭受两次打击。”
母亲内心最信奉的原则就是简单，这种信仰能够将任何事情都还原到本质：真诚、善良、慈爱。这是母亲灵魂深处的准则，她将这种信仰带到了家中，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触及到了心灵深处被隐藏得很深的那种情感。
在电影《黄昏之恋》中，母亲和加里•库珀扮演一对情侣，库珀的角色是一个富有的花花公子，他不愿意为了一个女人而停留，总是急于寻找下一个猎物。两个人虽然彼此还深爱着对方，但是却不得不在火车站分手。在分手前她显得非常的冷静，因为她想要让他相信自己与他一样的坚强和独立，并不会因为分手而感到痛苦。当列车缓缓开动后，她的眼睛中闪烁着泪光，可是她嘴里还在说着关于其他那些追求她的男人的轶事，说着那些人是如何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事实上那些人根本就不存在。这时候火车开得越来越快，她在站台上奔跑，泪水在她的脸颊上流淌。火车的汽笛声很大，她必须大声喊叫才能让他听见自己的话，她还在努力使他相信自己会过得很好，虽然大家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最后他将她抱上了火车，他们拥抱在一起，电影就此结束了。
剧本是这么写的，可是真正让这一幕发光发亮的却是母亲在台词和人物上的挖掘。只要你愿意去深入地体会，你就可以感觉到更多。
在电影中，她发自内心地希望他能够继续自己喜爱的浪子生活，做他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希望一切可以再来。当她说出再见的时候，一边要决绝，一边要努力地掩饰自己的绝望和伤心。母亲的表演非常成功，这个镜头成为很多影评家心中的经典。她找到了一种方式将剧本中不存在的痛苦和自己的遭遇联系起来，获得前所未有的融合，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出色的剧本，出色的理解，出色的演技，也许还需要有出色的面部肌肉控制能力，可是对于母亲来说，这并不难。只要你经历过，感受过，你就可以表演出来。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充满喜怒哀乐的戏剧。
虽然母亲不是任何一个教派的狂热追随者，但是她也有自己的信仰，并且终其一生都非常虔诚：她信仰爱，信仰自然力量的奇迹，信仰生命中的美好。息影之后她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这项工作让她能够将自己的信仰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生活日复一日，慢慢的会给我们带上脚镣，让我们变得蹑手蹑脚，可是“死过一次”的经历却可以帮助我们挣脱这样的桎梏，让我们明白，什么值得我们去为之付出，什么却不值得。虽然母亲自己并没有留下童年曾濒临死亡的任何记忆，但是来自外祖母的诉说让她记住了这段经历，我想这是母亲一生都保持谦逊待人的根源。
我从来没听她说过:“这个我已经做了！”“那个我也做过了！”在她生命最后的一段，一直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我听到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可以做一点……”我从来没有听母亲说最喜欢自己的某一个角色。当人们追问她这个问题时，她总是显得很害羞，每次都说是大家的努力带来了最终的成功。
贝西•安德森•斯坦利曾经写道:“经常保持笑容，赢得智者的尊敬和孩子们的喜爱，获得最严厉的批评家们的欣赏，容忍那些所谓朋友的背叛，学会欣赏美丽的事物，发现身边人的优点，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留下一个健康的孩子、一座小公园或者曾经对社会环境做出过贡献，了解到你的存在至少能够帮助一个人生活得更加轻松，这就是成功了。”用斯坦利女士的标准来衡量，我母亲的一生完全可以称得上成功。她选择了当一名演员，获得了大众和批评家们的欣赏;然后她选择了成立一个家庭，为爱她的人留下了两个健康的孩子和美好的回忆;当她的孩子们都长大开始自己的生活时，她又选择了去帮助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选择了回报社会。这是一次重要的选择，通过这个选择她治愈了跟随自己一生的那个伤疤—世界上永远都会有悲伤和痛苦。
做赫本的儿子
经常会有人问我，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母亲是什么感受。我总是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在我眼中，她首先是一位母亲，然后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这之后，我才想到她是一位演员。这一点直到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她是一位多么不同寻常的演员，她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深多广。这么多年来，那些喜爱母亲的影迷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很多人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看母亲主演的电影，时至今日每年仍然有很多人会在母亲的忌日自发地组织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我想这是对母亲多年来努力工作的最好认同。
虽然母亲是大明星，但我和卢卡都像普通孩子一样成长，我们并没有在“好莱坞”度过自己的童年，不只是说我们的住所，也是说我们的生活。母亲从来不在家里放自己的电影，对她来说电影的拍摄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是成长于一个演艺家庭。我并没有在到处充斥着电影制作人的环境中长大，我也没有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上学或者玩耍。
我出生后的头几年是在瑞士度过的，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村庄学校读书，我的朋友都是农民或者学校老师的孩子。在我上学的路上有一家孤儿院，那儿的孩子也是我的朋友。我还记得有一年冬天，半夜里我被一个好朋友叫醒，他父亲饲养的奶牛要生小牛了，我们都很好奇想去观看。我们在冷风中狂奔，风打在我们的脸上，生痛生痛的，但是内心却是喜悦的，到现在我还能够想起那种感觉。我另一个好朋友就住在我们家边上，他家的花园和我家的花园紧挨在一起。我们把两家花园之间的栅栏挖出了一个缺口，那时候我经常在他的阁楼上玩耍，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有一套老式的火车玩具，是他父亲制作的，这让我眼红了好久。
当我们搬到罗马居住之后，我开始在当地的法语学校读书，我的同学朋友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母亲每天都会去学校接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摄影记者在学校门口，一开始他们叫我“明星的儿子”，不过当他们发现，个儿高高的我，足球踢得相当好时，对我的称谓和注意力又都改变了。我想我从来没有受到这种问题的困扰，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为什么狗仔队总是会出现在我家附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我觉得我的母亲非常漂亮，如果他们愿意给她拍照，那就拍好了。母亲在我心目中一直非常美丽，不管是外表还是内心。
自从我开始读书之后母亲就不再接拍电影，因为我需要按时上课，不可能在她拍戏的时候去看她。当我弟弟卢卡开始读书的时候母亲也作了相同的选择，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去寄宿学校读书了。
“当时我必须做出生命中的一项重要决定。”母亲在1988年3月接受采访时说，“放弃电影或者放弃我的孩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出的决定，因为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孩子。当我的大儿子读书的时候，我不能够再像往常拍戏时那样把他带在身边，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因此我决定暂时停止接拍电影，我愿意回到家中和孩子们在一起，这让我非常幸福。我可不是失落地坐在空空的房子里，一个人咬着指甲发呆，事实上和其他的母亲一样，我为我的两个儿子骄傲。”
当她带着我去买书或者买足球鞋时，我是多么地高兴啊。她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体会到自己对她是多么的重要，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
出任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亲善大使
在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前，确切地说是在出访非洲几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之前，母亲一直都为幼年失去父爱和第三次怀孕失败的悲痛阴影所困扰，无法自拔。
她曾经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其他人依偎在父亲的怀抱中总会感到一种空虚的悲痛，她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出现，这样她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到父爱的温暖。那时候她总是希望父亲还活着，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作为一个孩子，她的这种愿望是出自本能的，母亲实在无法摆脱这种困扰。这也是为什么在她与我父亲、卢卡的父亲离婚之后，都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因为她想尽力让我和卢卡在尽可能完整的家庭关系中健康成长。
从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她就非常喜欢孩子。母亲曾经说：“我从小就喜欢小孩子，喜欢亲近他们，也许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我曾经在农贸市场里试图把别人家的孩子抱出婴儿车，弄得我母亲非常尴尬。我生命中的梦想之一就是拥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拥有两个出色的儿子，这让我很幸福。人们不仅有被爱的需要，同时也有付出爱的冲动，这也是一种需要。”
在母亲的世界中，孕育新生命能够给她带来极大的乐趣，也是治疗她童年创伤的一剂良药。当她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孕育新生命时，帮助其他的孩子也能够让她感觉快乐。有一段时间，“捐助疲劳症”成为很多人道主义者的口头禅，他们往往只是拿出一些钱，而不愿意为那些孤儿考虑更多，母亲为此曾经多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大声疾呼。“捐助疲劳实际上就是同情疲劳，对于今天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受苦的人来说毫无帮助。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无可奈何更悲惨的事情了。”在那段日子里母亲心中都是那些遭受苦难的孩子，每次见面她对我们的关注往往只是最初的几秒，然后话题就转移到如何帮助那些孩子们。
据我所知,是罗伯特•沃尔德斯向母亲介绍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宗旨和工作，在母亲生命中最后的12年中，沃尔德斯一直和她在一起。
1987年10月，母亲应她的表哥、前荷兰驻葡萄牙大使范乌弗尔德的邀请，和沃尔德斯一同前往澳门参加了一个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的音乐会。母亲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庆典上作了演讲，她对孩子们发自肺腑的爱深深打动了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高级总裁詹姆斯•格兰特，格兰特先生当即向母亲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够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母亲接受了这个邀请，从格兰特先生那里领取了象征性的一美元薪水。1988年4月，母亲开始了她作为亲善大使后的第一次访问，第一站就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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