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面对困境

知道了许许多多别人命运的大跌宕，大苦难，大绝望，大抗争，我常想，若将不顺遂也当成“逆境”去谈，只怕是活得太矫情了呢！

小蕙：
你来信命我谈谈对人生“逆境”所持的态度，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回顾自己匆匆活到四十七岁的半截人生。结果，我竟没把握判断，自己是否真的遭遇过什么所谓人生的“逆境”？
我曾不止一次被请到大学去，对大学生谈“人生”，仿佛我是一位相当有资格大谈此命题的作家。而我总是一再地推脱，声明我的人生至今为止，实在是平淡得很，平常得很，既无浪漫，也无苦难，更无任何传奇色彩。对方却往往会说，你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怎可说没什么谈的呢？其实这是几乎整整一代人的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个体的我，摆放在总体中看，真是丝毫也不足为奇的。
比如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从懂事起至下乡为止，没穿过几次新衣服。小学六年，年年是“免费生”。初中三年，每个学期都享受二级“助学金”。初三了，自尊心很强了，却常从收破烂的邻居的破烂筐里翻找鞋穿，哪怕颜色不同，样式不同，都是左脚鞋或都是右脚鞋，在买不起鞋穿的无奈情况下，也就只好胡乱穿了去上学……有时我自己回想起来，以为便是“逆境”了。后来我推翻了自己的以为，因在当年，我周围皆是一片贫困。
倘说贫困毫无疑问是一种人生“逆境”，那么我倒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对贫困，自小便有一种积极主动的、努力使自己和家人在贫困之中也尽量生活得好一点儿的本能。我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粉刷房屋了。初中的我，已不但是一个出色的粉刷工，而且是一个很棒的泥瓦匠了。炉子、火墙、火炕，都是我率领着弟弟们每年拆了砌，砌了拆，越砌越好。没有砖，就推着小车到建筑工地去捡碎砖。我家住的是在“大跃进”年代由临时女工们几天内突击盖起来的房子，幸亏有我当年从里到外一年多次地维修，才一年年仍可住下去。我家几乎每年粉刷一次，甚至两次，而且要喷出花儿或图案，你知道一种水纹式的墙围图案如何产生么？说来简单——将石灰浆对好了颜色，再将一条抹布拧成麻花状，沾了灰浆往墙上依序列滚动，那是我当年的发明。每次，双手被灰浆所烧，几个月后方能褪尽皮。在哈尔滨那一条当年极脏的小街上，在我们那个大杂院里，我家门上，却常贴着“卫生红旗”。每年春节，同院儿的大人孩子，都羡慕我家屋子粉刷得那么白，有那么不可思议的图案。那不是欢乐是什么呢？不是幸福感又是什么呢？
下乡后，我从未产生跑回城里的念头。跑回城里又怎样呢？没工作，让父母和弟弟妹妹也替自己发愁么？自从我当上了小学教师，我曾想，如果我将来落户了，我家的小泥房是盖在村东头还是村西头呢？哪一个女知青愿意爱我这个全没了返城门路，打算落户于北大荒的穷家小子呢？如果连不漂亮的女知青竟也没有肯做我妻子的，那么就让我去追求一个当地人的女儿吧！
面对所谓命运，我从少年时起，就是一个极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我对人生的憧憬，目标从来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很现实很现实。想象有时也是爱想象的，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精神上的“创作活动”，一扭头就会面对现实，做好自己在现实中首先最该做好的事，哪怕是在别人看来最乏味最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
后来我调到了团宣传股。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上升阶段”。再后来我又被从团机关“精简”了，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因为我对某些团首长缺乏敬意，还因为我同情一个在看病期间跑回城市探家的知青。于是我被贬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
那是一次从“上升阶段”的直接“沦落”，连原先的小学教师都当不成了，于是似乎真的体会到了身处“逆境”的滋味儿，于是也就只有咬紧牙关忍。如今想来，那似乎也不能算是“逆境”，因为在我之前，许多男知青，已然在木材厂抬着木头了。抬了好几年了。别的知青抬得，我为什么抬不得？为什么我抬了，就一定是“逆境”呢？
后来我被推荐上了大学。我的人生不但又“上升”了，而且“飞跃”了，成了几十万知青中的幸运者。
在大学我因议论“四人帮”，成为上了“另册”的学生。又因一张汇单，遭几名同学合谋陷害，几乎被视为变相的贼。那些日子，当然也是谈不上“逆”的，只不过不顺遂罢了。而我的态度是该硬就硬，毕不了业就毕不了业，回北大荒就回北大荒。一次，因我说了一句对“四人帮”不敬的话，一名同学指着我道：“你再重复一遍！”我就当众又重复了一遍，并将从兵团带去的一柄匕首往桌上一插，大声说：“你他妈的可以去汇报！不会判我死刑吧？只要我活着，我出狱那一天，你的不安定的日子就来了！无论你分配到哪儿，我都会去找到你，杀了你！看清楚了，就用这把匕首！”
那事儿竟无人敢去汇报。
    毕业时我的鉴定中多了一条别的同学所没有的——“与‘四人帮’作过斗争”。想想怪可笑的，也不过就是一名青年学生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说了些激愤的话罢了。但当年我更主要的策略是逃，一有机会，就离开学校，暂时摆脱心理上的压迫，甚至在一个上海知青的姨妈家，在上海郊区一个叫朱家角的小镇上，一住就是几个星期……
这些都是一个幸运者当年的不顺遂，尽管也埋伏着人生的凶险，但都非大凶险，可以凭了自己的策略对付的小凶险而己。
一名高干子弟，我的一名知青战友，曾将他当年的日记给我看，他下乡第二年就参军去了，在北戴河当后勤兵，喂猪。他的日记中，满是“逆境”中人如坠无边苦海的“磨难经”——而当年在别的同代人看来，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又是何等幸运何等梦寐以求的事啊！
鲁迅先生当年曾经说过家道中落之人更能体会世态炎凉的话。我以为，于所谓的“逆境”而言，也似乎只有某些曾万般顺遂、仿佛前程锦绣之人，一朝突然跌落在厄运中，于懵懂后所深深体会的感受，以及所调整的人生态度，才更是经验吧？好比公子一旦落难，便有了戏有了书。而一个诞生于穷乡僻壤的人，于贫困之中呱呱坠地，直至于贫困之中死去，在他临死之前问他关于“逆境”的体会及思想，他倒极可能困惑不知所答呢！
至于我，回顾过去，的确仅有些人生路上的小小不顺遂而已。实在是不敢妄谈“逆境”。而如今对于人生的态度，是比青少年时期更现实主义了。若我患病，就会想，许多人都患病的，凭什么我例外？若我生癌，也会想，不少杰出的人都不幸生了癌，凭什么上帝非呵护于我？若我惨遭车祸，会想，车祸几乎是每天发生的。总之我以后的生命，无论这样或那样了，都不再会认为自己是多么的不幸了。知道了许许多多别人命运的大跌宕，大苦难，大绝望，大抗争，我常想，若将不顺遂也当成“逆境”去谈，只怕是活得太矫情了呢！

晓声    
1996年6月30日


一半幸运，一半迷惘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

倘我们放眼世界，并且对世界进行历史性的回顾，只要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过它们内容极为生动活跃的一页，而这一页的内容提要那就是“青年时代”。
我用“生动活跃”来形容，意在表述不确定的，介于中性的词性。依我看来，政治进步，经济昌盛，文化繁荣，是为生动活跃。反之，亦是。因既反之，便注定了有青年们被时代所利用，所抛弄于股掌之上，将自己的狂热附祭了历史反面的教训；也注定了有青年们吹响号角，摧枯拉朽，勇作铁血牺牲的大剧上演。只不过后一种大剧的“风格”往往是惨烈的，以“生动活跃”来形容未免轻佻。
从正面看中国历史，一部《三国》，青年英雄辈出；往前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青年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比比皆是；往后查，先秦统一的过程中，大唐建业的过程中，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精英聚结，俊杰代出。倘将中国各个重要发展阶段总结了论，凡社会转型期，几乎皆以各阶层青年立大志，做大事，图大业为时代特点。此特点推及世界史来分析，亦有共性。在这些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青年们往往在少年时期就萌生了相当明确的想法；二十余岁开始作为；三十余岁便受了种种的时代洗礼和实践考验；四十岁左右，大抵已是较为成熟的社会各方面的实践家了。
反之，倘时代出了问题，诸种社会负面氤氲一片，也会自然而然地滋长出破坏性的恶力。比如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迅成气候，便是借助了德国青年迷信大日尔曼民族优胜的结果。比如“文革”，也是中国青年表演政治参与狂热的历史平台……
所幸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以往的一页都已成为深刻的反省。
    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当然包括中国在内，是明智地进入了空前理性的时代了。尤其中国，各阶层维护国家大局的意识也变得相当成熟。虽各阶层有其现时期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迷惘、困惑、无所适从和浮躁，也有相互之间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但并不妨碍顾全大局的意识的一致。因为有一点是都明白的：有安定才有发展，有发展才有各阶层乃至具体个人命运朝良好方面的转化。起码是可能有。
因而在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也最是青年们的人生希望较多，机遇较多，才能较容易得以呈现和发挥的时期。

从前的青年
——缺乏人生的能动力
从前的时代和社会
——失去了活力
从前的青年与时代与社会
——服从与主宰

如果回顾一下一九四九年建国最初阶段中国的年代特征，则任谁都不能不承认，总体而言，那是一个全民热情高涨的年代，并且尤以青年们的建国热情和人生状态最为积极而富有能动力。各行各业，年年涌现模范人物，如雨后春笋。
但，分析起来，那又是一种未免过于单纯，甚至可以说是简单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动力。它基本上生发于这样一种理念——我将自己的热情、积极性和能动力，最大程度地奉献给国家，国家对我的人生实行“承包”式的，终身的安排。因而不可持续。
农村青年，除了极少数得以通过考入大学这惟一途径改写人生而外，其余一概人的人生注定了统统都是社员。全中国的农村青年的人生，几乎彻底地被时代所模式化了。时代对于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仿佛是一个加工厂，而且只“生产”一种规格的清一色的“产品”，那就是从事原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无论你有怎样的才能，你都难以改变你注定了一辈子是农民的“天命”。时代即“天”。若想像今天这样可以遍中国自由闯荡，甚至凭一技之长驻留城市，那是时代这个“天”绝对不允许的。若想像今天这样凭一副好容貌一副好嗓子而摇身一变成演员，成歌星，更是做白日梦了。时代出于它本身的需要，偶尔也给予一展特殊风采的机会。但对大多数人，那往往仅只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的机会，而根本不可能是改变人生轨迹的机遇。无论主观上多么企图抓住抓牢都是醒着做梦，没意义的。机会结束，仍要回去做社员，也就是农民……
那么，城市青年从前的人生形态，总体上是否不同一些呢？
答曰：否。
就人生的几乎无选择性这一点而言，与从前农村青年们的人生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城市里的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中专和大学，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亦对学生进行道德评判完全一致，人生价值取向也完全一致的教化。在课堂和学校以外，社会文化继续着如出一辙的洗脑。所以，可这么说，比从前的农村青年容易享受到精神食粮的从前的城市青年，其思想意识之鱼儿，是游在同一规格同一尺寸的精神的鱼缸里的。那简直又可以说是“泡在”。
而他们的人生轨迹的雷同，更是由时代这一位“阿姨”一揽子做主了的。几十年一贯制的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使几代中国人过着彼此彼此的日子。一切人对人生的个人向往和追求的冲动，几乎最终都以自行放弃转而对时代无怨无悔亦再无激情的服从为结局。人生多姿多彩的种种可能性，都在迫不得已的服从之下烟飞云散。“上山下乡”乃是最典型的佐证。从前的城市青年们，只有其个人向往和追求的激情，因了时代的需要而受到肯定和支持时，才能够得以释放，否则绝对不能。举例来谈：
一名被分配在大集体性质的工厂的青年，若企图调转到国营性质的工厂去，倘无当官的父母动用权力去安排，那就是一辈子也别想实现的愿望了。
    一名被分配在街道杂食铺子里当售货员的青年，不打算安安心心地当一辈子么？
    那么，会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说服他那是时代的需要，他不愉悦地服从是他的不对。
如果他还不安心呢？
那么他将受到警告。
如果警告也不能使他的工作出色起来呢？
那么他的下场将是被开除。
    而一个因不服从时代的安排被单位开除了的人，意味着被时代抛弃了，意味着连废品回收站这样的单位都难以再接收他了。因为废品回收站既然也是一个单位，它的员工的名额以及他们的工资，也是由国家限定的。
那么，这个人差不多就被时代取消了在城市里正常生存的资格了。
并且，他等于被时代宣布为“劣等”的人。
犯了错误的人，只要表示了虔诚的悔改，还有重新获得工作权利的机会。
但一个犯了不服从时代安排命运这种错误的人，意味着他直接冒犯的是时代最神圣的权威。若想取得时代的宽恕，非痛哭流涕几遭不可。
从前的时代，视社会为它所操纵的一台机器，视绝大多数人为这一机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颗螺丝钉而已。时代的流水线上，成批地生产同样的“部件”和“螺丝钉”。
一言以蔽之，从前的时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从不曾是“以人为本”的时代，而是将人“生产资料”化的时代。是的，它只不过将绝大多数人当成社会“资料库”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积压物资……
因而从前的青年，无论农村里的青年还是城市里的青年，总体上共同缺乏的，最为缺乏的，乃是人生的能动力。时代和社会本身，也便渐渐地失去了活力。青年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几乎完完全全是被动的，是彻底地服从与主宰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一向地没有丝毫的松动。直至一九六六年才松动了一次——于是从前的青年在“文革”中宣泄地表演他们的政治参与能量，那是他们的人生能动力惟一被允许和怂恿体现的方面……

    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这不但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幸运，也体现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现在已经快三十岁或超过三十岁了；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快二十岁或超过二十岁了。后者们是中国最新的一代青年。相对于前者，可谓小青年。他们也许在读大一大二，也许从中专或职高毕业了，刚刚参加工作。
而前者们，却已在“改革开放”后即转型期潮涌连波的海面冲浪数年了。在爱情、事业、家庭诸方面，都各自有过些苦辣酸甜麻的体会了。与他们同时代出生的农村青年们，也有着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形成的社会基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的思想观念了，人生形态也不再是了。
我认为，总而言之，毕竟的，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
首先，在人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们不再背负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了。每个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家庭出身的。家庭出身在从前的时代，亦即社会对人的阶级归类法。从前的几代中国青年，在胎里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自呱呱落地那一天起，就被社会戴着阶级归类法的有色眼镜看待之了。倘他们中谁身上的阶级烙印不是“红色”的而是所谓“黑色”的，那么他们的一生，命中注定了是与出身挣扎不休的一生，几乎至死仍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如果他们没能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话……
其次他们不必再以人生最大的，尤其是青年时代最精华的能动力，去追求时代和社会对人最严格的认知性。从前的时代和社会，是多么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不言自明。优秀青年的前提是政治上优秀与否，而且只有这惟一的前提。而且政治上优秀与否的标准，随着时代和社会阶级斗争之弦的绷紧，定位越来越“高”越来越荒唐，直至演变成“文革”时期实际上反时代反社会的标准。从前的时代，青年们的个人鉴定实际上是政治鉴定，个人履历实际上是政治履历。故从前的青年，档案中倘记载下了“政治不成熟”，那就意味着一辈子“不成熟”了；倘履历中有政治性的不利裁定，那就意味着一辈子的人生被提前裁定了。其后无论在别的方面多么积极努力，都难以受到极端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的信赖了。往往，在其它方面越积极努力，越受怀疑，其人生也越不顺利。至于其它方面的才能，注定了的受鄙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争取到了“可用而不可重用”的资格。尤其可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似乎有法定的权力，在某一个具体的青年完全不知的情况之下，将几乎等于判人以“死缓”的政治鉴定，塞入那一青年的档案。
家庭出身，政治鉴定，人只要摊上了两项中的一项“异类”显示，就像摊上了癌症一样。那需要特别能忍的人生熬受力，才会主观上“照常”活着。若两项都在青年时期不幸摊上了，人生就悲惨了。
    当今之青年，毕竟的，不再会被以上两种十字架的阴影所笼罩了。
当今之青年，除非他将自己的人生坐标点确定在政治舞台上，否则不必以青年时期最精华的能动力，去竞标社会和时代高悬的政治之标。
当今之青年，即或政治上真的不成熟，甚而真的偏激，也自有其可以不成熟和可以偏激的权利。只要自己不因而走向反时代反社会的人生反面，是有权而且可以一边带着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一边在其它方面，比如文艺才能、科技才能、商业才能等等方面努力追求其人生愿望的。只要才能被公认，一样获得时代和社会的尊重。人们即使对他们的政治思想不以为然，但对他们被公认了的其它方面的才能是不会加以抹煞的。
    当今之青年，也不太会受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的终生捆绑了。户口在某些方面，对于当今之青年们仍具有人生的限制性，但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相比，那限制性是小得多了。
当今之社会和时代，已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理念，那就是——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在内，已不仅是城市人的城市和北京，同时也是属于广大农村青年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到各个城市，包括北京寻求他们人生的机遇，当然别忘了带身份证。只要遵纪守法。只要他们靠了人生的能动力和实际技能，哪怕是最简单的技能可以在城市和北京生存下去，那么他们的此种权利基本上是不受剥夺的。比如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田歌，就曾将一名外地长住北京的捡破烂的青年农民请入演播室做嘉宾。他以他的城市生存表现获得了北京某小区居民的信赖和欢迎。他离开了那小区后，北京居民还要设法寻找到他。有些城市，包括北京，几年前就开始向在城市生存表现优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颁发过表彰证书……
以上两方面的幸运之外，起码还有以下诸方面权利，乃是从前任何时代的中国青年连梦想都不敢梦想的：
跨国交往与谋求人生发展的权利——这一点其实已毋庸置疑。仅要指出的是，在从前的时代，一名青年，哪怕只不过其家庭有所谓“海外关系”，包括有香港、澳门和台湾方面的三代以上的远亲关系，人生的底片似乎便有了可疑的背景。哪怕几封有时仅仅一封父辈甚或祖父辈与“海外”的正常通信，都会使一名青年在政治上被划入“另册”，而自己浑然不觉，任凭多么地努力向上，都难以获得学校、单位、时代和社会的亲和对待。自然的，至“文革”，这一点发展到了压迫他们的程度……
学习权利——在从前的时代，家庭出身和以上一点，决定一名高考成绩优异的青年，不配或只配被什么样的大学录取，并决定他们毕业后的分配去向和人生前途……
择业权利——在从前的年代，除了少数高干子女，一名青年自己是绝然地没有什么择业权利可言的。被分配到什么地方，什么行业，什么单位，其人生的句号便往往注定了标在那里。出国谋业是“天方夜谭”。“外企”意味着是一个外星词……
人权——在从前的年代，无论普遍的中国人，还是普遍的中国青年，所能享受到的几乎仅仅是生存权。生存权以外的其它种种权利，都严重缺乏法律应该规定的种种保障。其单位的领导，往往自认为权力的化身，有时几乎是可以代表法律来对一个中国人或一名中国青年实施制裁的。公检法往往无须调查取证，而根据某级组织的建议，对其依“法”逮捕，审讯拘押和判刑。现在，任谁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权了。新闻和社会等方面，也都能担负起对中国人维护合法权益的关注和对司法公正的监督了……
人生观的自由——在从前的时代，中国人及中国青年，一旦被认为“人生观”有问题，那么几乎就意味着是时代的“次品”了。现在的中国，从理念上不但允许而且认可“人生观”的多元化是正常的自然的社会现象。一个人及一名青年，在不危害社会与他人的前提之下，哪怕自践及时行乐的人生观，那也仅是其个人的事，仅体现其对自己的人生责任罢了。时代的主流理念，虽倡导人对自己的人生应负有责任，但并不对某些人自己宁愿的活法横加干涉，更不至于予以剪除式的打击。
真的，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观及爱情观婚姻观，既不但五花八门，而且得以在最大程度上自以为是……
道德观——道德观包含在人生观中。时代仅仅划出了“道德底线”，告诫青年们若突破那底线，便可能触犯法律的边线。因为道德的底线与法律的边线几乎是粘连着的。当代青年，享受着中国从前任何时代都不曾批准给青年们的，最大程度的道德指责“豁免权”，致使某些青年，将青春的美好和日子挥霍在“道德底线”上，也将人生的小舞台搭在“道德底线”上，而且自以为是最现代最潇洒最自由的活法。
我个人认为，一个人，尤其一名青年，终日活在“道德底线”上是没什么意思的，掰开了揉碎了说，更没什么潇洒可言。
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有太多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最快意的活法，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堪忧的。这不会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青年成为世界上多么坏的一批青年，因为毕竟有法的边线与道德底线粘连着，电网似的威慑着他们的突破；但却也不能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青年成为世界上多么可爱的一批青年。因为据我了解，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青年，其实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也都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快意的活法。相反，他们普遍主张寻求超越“道德底线”之上的活法。那么一种活法也许更不负青春和人生意义，那么一些青年也许更可爱……
生活方式——当代中国青年正享受着极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时代、社会和青年，已形成了中国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出现过的宽松、相互接受的局面。
文化娱乐——当代中国人，尤其青年，在文化娱乐方面的幸运，是接近着当代世界水平的。仅仅由读小说，看电影和看戏剧构成文化娱乐内容的时代已成历史，一去不返。当代文化娱乐的内容，二十年间膨大了何止十倍！
    综上所述，既不但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幸运，也体现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一个人，尤其是一名青年，终日活在“道德底线”上是没什么意思的，更没什么潇洒可言。但当下许多青年面对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内心痛苦、沮丧，而且备感低贱和屈辱——中国文化也应该及时反思。

然而，倘以为当代中国青年全体生逢着以上种种的幸运，便也顺理成章地全体浸泡在注满了幸福液的时代的浴缸里，那么我几乎等于在这里进行欺世之说了。
不，不是这样的。
时代发展和进步的惠利，永远不可能像同一锅炉加温的、使人的身体舒适无比的淋浴水，通过统一的莲花喷头遍洒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可以由每个人自己来控制水温。
人类社会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美好的时代。
由于青年们家境的不同，个人的先天资质和条件不同，决定着他们出生以后，不可能在同一起点上开始自己的人生。比如有的出生于寒门；有的成长于富家；有的父母操权握柄；有的父母积劳成疾；有的被上帝赋予了好的容貌、嗓子和身姿，打理人生的能动力加上令人眼羡的机遇，入世不久便成为演员、歌星、节目主持人、模特、运动员等等，于是年纪轻轻住豪宅，开名车，并且爱情浪漫美满，于是春风得意，人生一路顺遂，喜事接踵；而有的却以残疾人的体貌，自幼开始在这世界上的惟一一次“竞走”，人生对于自己等于磨难不休的代名词……
那些都叫“命运”。是如基因一样纯粹先天的人生元素，与时代和社会无涉的，也是难以依赖时代和社会的扶持与幸运者们共舞的。只能靠自己后天对人生的耐受力和对磨难的坚忍，像战士一样而不是像这世界的贵客和嘉宾一样实践人生……
但，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毕竟是影响更多数青年人生季节的大气象。使当代中国青年中的一部分，虽幸逢“改革开放”却也实际上并无幸福可言。比如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均衡问题；比如传统大工业的解体造成的失业问题；比如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比如社会保险和慈善事业不完善的问题；比如官员的作威作福，挥霍、浪费和贪污腐化漠视百姓疾苦的问题，使中国有些省份农民的生活仍处在很低很低的水平线上，使有些城市里一批接一批地产生新时期的城市贫民——这样一些家庭中的青年，其人生无疑仍是举步维艰的。倘要追求到人生的一点点满意，无疑是极不容易的。对他们一味回忆从前时代的苦，以启发他们感受现在的甜，是既不能使他们真的觉得幸运，更不能使他们真的觉得幸福的。
时代和社会的原因，乃是时代和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什么时候时代和社会的义务在以上方面作为显著了，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向时代向社会交一份发自内心填写的调查表……
现在的中国，虽一年比一年重视教育，大学虽然每年都在扩招，但我们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大学仍不能做到宽进严出，应试教育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每年跨进大学校门的青年，倘包括了农村青年统计，仍只不过是百分之几。而且，为了维持教育的良性发展，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高到了使不少家庭望洋兴叹而且却步的程度。城市里的少年、青年，因学业竞争的压力而疲惫；穷困农家，穷困地区的少年、青年，因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背对教育。在科技如此迅猛推广的现在，少年和青年们背对教育的人生，未来怎样，是可想而知的……在以后若干年内的中国，他们也许离提高人生质量的就业机会越来越远了……
毫无疑问，科技的发展必然促成科技的产业化；科技的产业化必然带来新型的就业机会。但是，也毫无疑问，科技的产业化，是以摧毁传统的工业模式和工业链条为前提的，而支撑后者的，又是为数众多的传统型的，只善操单一工种的工业技工。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十项乃至更多项新型的就业机会，其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员的总合，往往抵不上被其淘汰的一种传统工业所造成的失业人数的几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在新派生的科技产业代替传统工业的转型期，失业是面积式的现象，就业是点式现象，而且，科技产业所需要并择优吸纳的，必然是高知识结构的青年。他们起码当有大学毕业的科技产业入场券。无此入场券的青年，将被阻挡在展示新型就业机会的时代场馆入口外。那么他们几乎只能去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后一种工作较之前一种工作，是薪金低得多的工作。被无情挡在新型就业机会的时代场馆入口外的青年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了么？何况，时代和社会倘未开创好足够他们就业的社会服务工作，有待他们自己去一点一滴地干起来……
在从前的时代，清贫和穷困的生活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普遍的现象。没有比衬对象，人眼就难见差别，人心就无物可羡。倘非强调从前的时代也有差别，在农村，那也不过就是两名青壮年劳力一天各挣几角钱之间的微小差别。而在城市，同代人之间的工资差别，最大不超过十元。亦即相差一级或一级半的工资。而且，那十元钱，一般便是同代人之间一辈子的差别。完全不同的工作，几乎相同的工资，这是从前的“中国特色”。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两个家庭，两个中国人，两个青年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十几倍，可能几十倍，可能百余倍。用天地之别形容也不过分。而且，巨大的差别，就咄咄逼人地呈现于近旁，并被形形色色的文化反反复复地渲染着，人想装作不知道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从前的青年只能安于时代强使之的普遍的低收入现状，那么当代的低收入青年，则难免会在咄咄逼人的差异比衬面前内心充满了焦躁，而且深深地痛苦着。
中国的文化应该反省一下的。全世界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像中国当代文化这么的势利眼。倘仅仅从电视中来感受中国，那么将会对中国产生极大的错觉，以为它已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了；以为每一户中国人家的收入都已高得不得了，因而如果不天天追求时尚，进行高消费，钱就会变成负担之物了。
有些商业广告接近着厚颜无耻。比如某些房地产广告，比如某些珠宝钻戒广告。它们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多便宜呀！”而其标价对于工薪阶层，如画在天空上的饼之对于饥汉。或曰本就不是向老百姓做的广告，那么就应该把意思说得更明白——“对于富人多便宜呀！”那些广告犯的不是语焉不详的错误，而是故意混淆广告受众群体的常识错误。
有些报刊热衷于宣扬三十岁以前成为百万富翁是容易的。而我们都知道，这不但在中国对于大多数中国青年不容易，在全世界对于大多数外国青年也不容易。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比十年前多了近三亿。比三十年前多了近一半，“文革”时期中国还是七点五亿人口。青年人数究竟翻了几番，小学算术能力也能算得出。
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大多数人能够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已然是国家幸事，已然是中国人幸事。而时下的大文化似乎总在齐心协力地诱惑人们——富有的生活早已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想要不想要了！
    许多当代中国青年，面对如此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包括每每睁着两眼说瞎话的传媒，内心既不但痛苦，沮丧，而且备感低贱和屈辱……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甚至，也可以说确确实实地体会着另一种不幸……

然而，中国毕竟在向前发展着。
扑朔迷离的中国经济，近年正出现着有根据乐观的拐点。
时代变了，是为“道变”。
“道”既变，人亦必变。
变了的时代，衍生出新的时代人。新的时代人不可能适应从前的时代(尽管他们对现在也不见得多么适应)，因而他们不会让时代退回到从前，因而他们必将时代继续推向前去，并在此过程中渐渐适应他们所生逢的时代，并渐渐提高他们打理自己人生的能动力……
归根结底——时代发展的潮流不可抗拒，其实意味着的是这样的法则——倘新的时代人衍生出来了，他们解决他们和时代的关系的方式也是新的，不可抗拒的。他们与时代共同舞向前去的能动力是不可抗拒的。
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希望在前头，而不是在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