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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餐厅做服务员看起来很轻松，端端茶倒倒水上一下菜，没有太重的体力活要干。其实每天在主管的要求下穿着高跟鞋毕挺地站立至少八个半小时哪怕什么活也不用你干都是非常累人的。而且就算我们脚疼的抽筋，脸上还必需时时刻刻保持笑容可掬。因为我自已有过这段亲身经历，后来在我有能力去各种餐厅当顾客进行消费时，如果同去的朋友对餐厅服务员挑剔为难，我会立刻出面制止，如果他们坚持，我还会拍案而起不惜跟他们翻脸。在餐厅的洗手间人满为患时我也会非常理解的耐心等待——我清楚为什么餐厅里的服务员总是走马灯似的不断上洗手间——那是她们唯一可以在上班时间蹲着或坐着小憩一下的地方。
在九十年代初的珠海，靠近关口的拱北这里，不但是老板，甚至每一个西餐厅或者夜总会的服务员，背后都极可能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这是当时在这些地方出入的客人心里面都非常清楚的。某两个服务员之间发生的一场小小争吵，在下一时刻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两个黑帮帮派的火拼和对峙——这些服务员的男朋友或情人，大多数跟黑社会或多或少有点关系，甚或本人就是黑社会帮派成员。对社会来说还很稚嫩的我刚进这间西餐厅不久就发现了这种情况。不过这对我来说倒是件好事，靠着这样的环境影响，因为摸不清我的底细，许多想骚扰我的客人在被我拒绝后都不敢再进一步的对我怎么样。
一般来说，我拒绝跟客人有除了工作以外的任何交往。可是有一个香港客人，因为可怜他我跟他成为了朋友。他是个瘦小枯干的五十几岁的老头，一辈子没有结婚。因为好赌，欠下了不少债，有些还是高利贷。他在香港一家旅行社工作，每个月出粮（发薪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海到澳门赌钱。如果赢了，他会顺便过珠海来渡个周未。如果输光了，就打道回香港。他告诉我他有限的那几个亲戚早就因为他的烂赌而不再跟他来往。认识我以后，他只要来珠海，必定会到我们餐厅来消费一下。刚开始他来我们餐厅吃饭的时候，别的服务员因为他形容猥琐而且态度恶劣都不太搭理他，只有我在他每次来的时候会虽然不太热情但保持礼貌地接待他。一来二去有点熟了，我们偶尔会聊两句，我知道了他的情况后，因为心中增加的那几分怜悯而增加了我脸上对他的笑容。有几次他不想在我们餐厅吃饭，叫我陪他一起到外面去吃，我知道他在这里没有任何朋友，偶尔会答应。
但是一开始，基于安全上的考虑，我总是会拉上梅珠跟我一起去吃饭，直到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以后，我才不再这么做。
那是一天晚上，我和梅珠跟他吃完晚饭后，他请我们去发廊，他要染头发，让我们顺便也一起去洗个头。反正接下来我们也没什么事，就答应了。那时候洗个头是十块钱。等我洗完头坐着等他的时候，发现梅珠还在弄头发，暗想怎么那个洗头妹动作这么慢？但是没有太在意。等到他染完头发买单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梅珠不但也染了头发，而且是用全发廊最贵的染发剂染的，包括洗头在内她的账单一共是四百块钱，比香港人自已用的染发剂还贵！他当即跳了起来，不肯付梅珠的账。我则尴尬万分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我知道梅珠口袋里此时连一块钱也掏不出来！而我口袋里能掏出来的钱连仅仅付她洗头的费用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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