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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叫李度，住在全校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是条件最恶劣的4号楼。4号楼只有四层，我有幸被分配到四楼最靠近厕所的418室。因为减少了夜间如厕的直线距离，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惟一剩下的上铺。其实那个上铺并不属于我，旁边的墙上贴着另一个人的姓名。我本打算等他来了打个商量换铺，可开学很久这个人都未出现，听说是根本没有报到，嫌这个学校太破，转走了。
为此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对着墙上的那个名字发呆。我开始感觉我的身体其实并未完全抵达这个城市，来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剩下的不知飘流在什么地方。我在想，我是为了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总会有些原因才对，但我能够跟别人解释这个原因，却不能跟自己解释。最后，我这样开解自己：人到了一定时候总要离开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去的是哪儿并不重要，哪儿都是一个样。
开学不久后的某个晚上，走廊另一头的一个大四的政治系衰人一言不发地径直奔向我418寝室，站在我的下铺前也就是隔壁厕所小便池的同等方位，急不可耐地拉开裤裢开始泻洪。一泡尿接近尾声，我的室友才如梦初醒加以阻拦。可惜覆水难收，下铺兄弟的半新床褥已经吸足水分，并开始散发出酒气和尿骚混合的浓烈气味，臭不可挡。这无疑是室友们寻衅生事的大好时机，他们带上家伙气势汹汹地杀入这衰人的寝室，可说是抛开了进校初老乡们说的别惹大四学生的金玉良言，鼓足了十二分的胆量，谁知道，却在剑拔弩张的最后关头被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下铺兄弟的政治系老乡息事宁人。
那天晚上回来，听完他们的讲述我禁不住扼腕痛惜，如果有我在场，这场架一定可以打起来。我正等待这么一个发泄的绝佳机会，我甚至愿意学校因此把我开除遣送回家，让我面对父母时能有一个合适的理由。为此我竟然不怀好意地继续煽动室友的情绪，无奈，老乡的面子实在非我可比，这件事最终仍然不了了之。
这是个不好的开始，整个大学时代我再没能够找到这么合适的机会打架，换句话说，我一直都没能拥有这种最直接最有效的发泄机会发泄满腔不可名状的愤怒和压抑，这是一大遗憾。更可悲的是，从此我竟然丧失了与人打架斗殴的勇气，大家应该知道，一旦不能通过伤害他人来发泄自己，逐渐就会开始变态。所以，从那时起我就认定，自己不是个正常人，身上患有不可名状的疾病。
我几乎只上了一个月的课就无法再说服自己在教室呆下去。那是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每张桌椅都被牢牢地固定在水泥地面上，桌子和翻椅之间的距离设置得恰倒好处，让我一坐上去就想打瞌睡。任凭讲台上的老师讲得眉飞色舞天花乱坠我都会在二十分钟内倒头去会周公，以至我一度把到教室听课当成解决失眠的好办法。
更令我绝望的是，当初选择中文系是想着无论哪所大学的中文系都还有那么一两个有意思的人可以讲些有意思的东西，但偏偏我们这所大学是个被遗忘的角落，被学问和思想遗忘的角落。经常你会在一个上午的不同课程中听见讲课的人含沙射影互相攻击贬低他人抬高自己，让你怀疑不是在教室，而是在角斗场。
后来得知学校原是有一些有识之士的，可没多久都会不服水土而另谋高就，因为此地在古时本就是蛮荒之地，蓄养不了学问，这些从当地人极具特色的方言和性格可窥见一斑。
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当了一个月的好学生后，我决定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到教室，我害怕仅有的那点良知被讲台上那些人模狗样的家伙糟蹋。为此，我宁愿在寝室蒙头大睡。没过多久我就收到来自系办的传票，说我旷课节数已经上升到中文系排行榜第一，再不收敛就有被开除的可能。奇怪的是我好像已经爱上了这座破烂的学校，竟害怕就这么离开，于是只好把睡觉的场所暂时移到教室避避风头。过了半月又开始故伎重演，如是反复到大三为止。
每天我都会在睡醒之后到校园瞎逛。这是座简陋得不用你转身环顾就能看遍的狗屁大学，连可供散步的林荫小道都没有，只有一条通往校外的大路和围着四个篮球场的圆形马路。我天天就在这两条路上徘徊逡巡，像条无所事事的狗，双眼无神目光呆滞，手里夹着香烟，没什么能吸引我的注意。时间长了，我把这种运动叫做打麻将，一天总要打个七八圈，却总是不知道怎么叫糊牌，因为我连麻将有几张牌都不知道。
学校的大门简朴得可以用寒酸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校方一直在讨论应该把学校的新校门开在哪个地方。因为现有的校门朝向一条破旧的马路，行人稀少，只有一辆公车的路线经过，属于市民极少使用的道路之一，只有在清明市民扫墓时才能热闹一下；学校的另一侧还有一扇门，仅能供三四个人并行却日日川流不息，甚至一个陌生人来询问学校的地址，被问的人也会毫不犹豫地为他指向这里。事实也证明，以后的四年中，我从侧门进出的次数要比正门多出几百倍。因为那里是通向生活基本需要和快乐享受的捷径，早点摊、夜市、餐馆、台球室、录像厅等等，是我们每天固定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地方。
我不厌其烦地讲述这座侧门是因为经过我后来的实地调查，多数的中国大学使用频率最高、名气最大的往往都是侧门，而这些侧门外的世界也无一例外的繁华热闹。通过这扇侧门，大学与社会有了最直接的联系，我们的大学生活也与现实世界有了最原始和真切的接触。我相信，每个读过大学的人对于大学的最深刻记忆一定包括那扇毫不起眼、没有校牌甚至破旧不堪的侧门。那里，是众多故事的开端和结局。
大一时我抽很便宜的香烟，每天至少两包，在食堂吃很恶心的饭菜，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用很麻烦地洗碗，用自来水冲冲就干净了，因为根本没油水。另外，还能让你对自己的食量始终充满自豪感，在食堂你可以很自豪地叫师傅给你打八两饭（潜意思是四两饭四两沙），不愁吃不下，不过到了外面可就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进食了，别人会把你当饿鬼看的。
那时的我还没什么爱好，没什么途径发泄我多余的精力。我可以站在篮球场旁看那些猛男打一整天的球，也可以坐在马路旁的台阶上看一整天的行人。我还时不时地步行到市区，什么也不买，就是大街小巷乱窜，听当地人很恶心的方言，看街头的混混打架。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很便宜打发时间的地方——录像厅。我整夜整夜地坐在里面，只带一包香烟和五块钱。无论银幕上是什么无聊低级的东西我都目不转睛，像一具僵尸正襟危坐，对前后左右不时传来的亲嘴声和呻吟从来充耳不闻，只是等待天亮，等待侧门的早点铺开张，然后美美地吃饱肚子回寝室睡觉。
为此，我第一学期就有四门补考，两门主课，两门副课。我不在意，至少不用因为成绩太好跟班上的人抢奖学金名额。除了跟寝室的人比较熟悉，班上其他人我基本只认识长相和性别，我从不主动跟他们讲话，也没什么人找我交谈，他们多数从农村来，把我当作富家子弟，衣食无忧且不担心日后的工作，所以理解我为何不怕补考，不怕旷操扣饭票，不怕可能会被赶出校门。这种看法几乎延续了整整四年。在他们眼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所以，他们有理由具有一种优越感，尤其是当我遭遇一些在他们看来不好的事情时。那种时候他们都会显得特别热情，帮你分析问题的所在，而结论无一例外都是：你太不把一些事当回事了，什么都不在乎。人要到了这份上可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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