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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下煤窑
坐在火车上我还在操心着朱皇帝们的下场。到洛阳已经是午夜了。出了火车站，我发现洛阳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繁华。我有点失望，一打听，才知道我下错了地方。这里是洛阳东站，离洛阳中心站还有十几里的路呢。我苦笑一下，怅惘极了，暗自埋怨自己的粗心。大街上行人稀少，小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我夹着膀子拿眼寻觅躲避的去处。在售票厅里我总算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休息。找张报纸想垫着躺下来，可那冰凉的大理石地板贴在脊梁上根本无法入睡。我站起来活动身子。
大厅里的灯光泛着暧昧的红，不时有人进来买票，他们身体不合拍地伴随着脚跟敲击地板的“笃、笃”声向前移动，这种脱节使那种空灵的声音仿佛是从辽远的隧道里传来，以致使他们看起来就像鬼魅一样悄无声息、缥缈虚无，而散坐在大厅里的流浪汉们那断断续续的嘀咕声更增添了此夜的清冷。
我凑到两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旁边，他俩正偎在被窝里聊天，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出来干活的，听口音几乎跟我一摸一样，我蹲下来，壮着胆子跟他们套近乎：
“老乡，你们也是淅川的吧？”
我隐瞒了我的湖北人身份。
“俺们是邓县哩。”
“那咱们也算是老乡，我是淅川的。”
“你是干啥哩，咋一个人？”他们反问我。
“我是出来找活干哩，受人家骗了。你们也是出来找活哩吧？”
“嗯。”
“那你们到哪去？”
“就到洛阳。”
“你们去干啥活？”
“修铁路。”
“嗳，能不能把我也带上？”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相互看了一眼，一直跟我对话的那个说：
“中啊，你自要不嫌累。”
“谢谢你们了，我不嫌累。”
“来，你也来偎到被窝里暖和暖和。”
天麻麻亮，我跟着这俩邓县老乡坐公交车来到洛阳道北的一个包工队里，走过铁路就是洛阳中心站。我一直不解，这俩老乡为啥也在东站下车。不说我，因为我是误下。想必他们不是从老家来的，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幸遇见他们，使我有了个安身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成为朋友，他们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帮助我找个活干。说到底，应该是他们有更近的老乡的缘故，开始我们还能保持接触，渐渐地，关系就淡了，以致今天我怎么也想不出他们的名字。
包工头也是邓县人，里面大部分人都是他的亲戚同乡。他给我找了一条被子，解决了我的睡觉问题。我在这里一直干到年底，活很重，每天干十个小时以上，不是挖土方，就是拉水泥枕木，但是管吃，早晨蒸馍稀饭，中午晚上是面条，尽吃，每天的工资两块钱。对于我，和黄梅县那家建筑队相比，这已经是天上地下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沟通的困难，虽然活很重，但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独。
要过年了，人们都回家了，只有两个看场子的人留守在这里，院子里空荡荡的，往日里热热闹闹的简易工房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床架上是凌乱的稻草和民工们扔掉的破衣烂鞋，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气。身为游子，处在这种城市阴角里的满目荒凉别有一番惆怅。我好说歹说，看守人才答应我留在这里过年，但每天得交一块钱的伙食费。我愿意。
过了初三，有人来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虽然认识他，但从没有跟他说过话，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相互点点头，就算打了招呼。随后的两天里都有人来，我同样不熟悉。
陈显涛是初七来的。其实我跟陈显涛也很陌生，但因为都是年轻人，我们就多说了几句话。晚上，他告诉我说，他明天就要走了，我问他到哪里，他说到宜阳下煤窑：
“比在这里挣钱多了，还没有人管，可自由了，你去不去？”
这简单的一句话把我打动了。尽管在我心目中下煤窑是种很丢人的脏活，但在这里要等到过罢十五才开工有活干。我决定跟他去。
年里头下的雪还没有开化，大地一片苍茫的白。坐在开往宜阳的汽车上，我的心像窗外的天气一样阴沉。这一年来，我无疑就是一枚掉在山溪里的落叶，一路随流水跌撞沉浮，到现在也不知道无风无浪的平安在何处；或者，我就是一只一头撞进蜘蛛网里的苍蝇，虽然拼命挣扎，但仍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摆布。我真的失去把握自己的信心了。
七十多里的路，到了。
宜阳县城很小，刚过完年，街上的行人很少，显得冷冷清清。我跟在陈显涛身后，踩着雪水和泥渍，穿过城区主干道，从一个山口拐进去，就是我们要去的王沟矿区了。我们踩着石头，从沟底的溪流里过去，李留根家的小餐馆就建在半山坡的一小块平场子上，陈显涛领着我进去，跟老板娘打招呼：
“李大婶，新年好呀，我又来了。”
饭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坐在煤炉子前烤火，她站起来，一脸喜相：
“是小陈呐，这个是你带来哩？你们吃饭没有？”
“他是我老乡，俺们刚下车，还没顾得上吃哩，你赶紧给俺们做饭吧。”
吃过饭，嘴一擦，陈显涛说：“大婶，先记到帐上，俺们没钱了。”我心里大感诧异，这大过年里，吃饭还欠帐？想不到老板娘笑着说：“你个鳖娃，刚来可没钱了？那你明天就得给老子干活去。”顺手拿起账本，把我们俩人的名号饭钱记上了。
“大婶，我年里头住的那间房子没人住吧？”
“还没有呢。”
“那俺们去住了。”
“去吧。”
李家充分利用了他们饭店的所有空间。他们老两口和小儿子住在饭店的隔壁里。饭店的西山墙山上搭了一个挎耳棚子，里面住了两个四川人。后面是个小小的院落，就着后墙一溜搭了两间简陋的油毡房子，靠着饭店的山墙拐角也就势搭了一间更小的房间。我们出了饭店，拐个弯，从围墙的小门里进去，推开那间最小的房子，里面是一张铺着麦秸的床，所剩的空间就只够俩人转身了。把床铺好，安顿整齐，陈显涛带我到附近的小卖部里买了一条帆布口袋和一只手电筒，第二天一早，我就跟着陈显涛下煤窑背煤了。
一九九二年秋天，我到平顶山鲁山县的杨岗下煤窑。那是一个有一百多号人的中型煤矿，三班倒。上班前吃饱喝足，干完八个小时的活才能出来。坐上大铁笼子，从二百多米深的垂直井口下去，再下八九十米的斜道才到作业区。我的工作有时候是从采煤的地方往装罐的地方拉煤，有时候是拿一把铁锨往绞罐车上装煤。不管干啥活都有小队长在屁股后面催着。为了赶产量，拉车的跑步；装煤用的是一锨能铲十来斤煤的大铁锨，连二赶三地往罐里面装。不准旷工、请假。开头半个月，我满手都是血泡，后来都成老膙子了。每天从煤井里出来，饭一吃，躺在床上，人就跟死了差不多。有一天，我拉着一车煤，下坡拐弯拐得急了，左手中指被挤掉了一块肉，算是休息了三天。我离开那里的原因是因为在采煤口往车上装煤的时候，不小心被头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脱了膀子。这些工伤事故窑上的领袖和老板们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安慰的话，更甭提医疗补偿了。前后算起来，我在杨岗卖了三个月的命。
我提这个话题的意思是，在王沟的小煤窑里干活可不是这样，否则的话，我也不会在那里一呆就是三年。
王沟有一家国营的大矿，但它跟我们这些外乡来的打工仔没有任何关系。散落在各处半山坡上的小煤窑是当地公社、街道或大队办的。很多都是打个十几丈深的斜口就见着煤层了，但煤层薄，只有二尺多厚甚或不到，还有落差很大不规则的坡度，所以用不着使用机械，人背就很省事了。我们就在这种矿里干活，除了一把劲，老板对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从漆黑的地底下把煤一袋一袋地背出来，五厘到八厘钱一斤，窑口有个过磅的，把姓名斤数一登记，一个礼拜就可以领到工资了。
小煤窑里冬暖夏凉，干活没有人催，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啥时候想下去干都行，全靠个人的兴趣。不想干了，随时都可以屁股一拍走人。当然，在不断的进进出出中，可以见到日白天蓝，人也不会觉得压抑。我想，正是因为这种极端的自由才使来自安徽、四川、豫东的很多人和我既挣不下钱，又舍不得离不开这个地方。说白了，小煤窑其实就是一种看不见的泥淖，它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我们这些流浪汉们的青春年华。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曾尝试挣脱过，但因为别的原因，我又来了，直到我最后不得不彻底的切断与它的一切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在我最美丽的青春时期，我在这里前后呆了三年，不管是得也好失也好，爱也好恨也好，在今天看来，它们都不重要了。
刚开始下煤窑，头上绑个手电筒照路，脊梁上背一袋煤，在掘工们开凿的仍然显得低矮的巷道里往井口爬，特别不习惯，动不动脊梁上的煤袋就撞上天板了，有时候因为用力太猛，能把我一屁股弹坐下来，一天下来，浑身都是酸痛。坚持了一个礼拜后，好了，我甚至能够弯着腰，低下头，在巷道里飞也似地跑。背着煤，不管再狭窄的路，只要我腰往下一哈，肚子贴着石壁，便过去了，如履平地。
小饭馆的主人、我的房东李留根先生是国营煤矿的老工人，还没有完全退休，不过已经不下井了，所以，在家闲着的时间很多，可以在饭店里帮忙。也许是常年的井下劳动所致，他已经驼背了，五十来岁的年纪使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条被火烤糊了的老虾米。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样，很多人都惊讶于他干瘦的脸上那个丰满硕大的酒糟鼻子，那上面的油光仿佛汇集了他浑身上下所有的灵气，我相信那肯定是因为他每顿饭前都要独酌几杯的缘故。或者，对他来说，在酒中迷迷糊糊就是一种活着的享受。他不善言谈，他的眉头也总是愁苦万状地紧皱着。如果他不是哑巴的话，他当然不是，你很难跟他呆在一起聊上一阵。换句话说，和他说上三句话你就会感到吃力，即便是你原本有很多话打算对他说，但从他那游移不定的眼神和含糊不清的回答中你就会变得和他一样无所适从索然无味了。餐馆里的经营权乃至他们家所有可以行使的权力都在他干净麻利的妻子手里。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老家农村，已经结婚了，小儿子有十来岁，在上小学。
我是过了正月十五才见到他们的女儿慧芬的。这是一非常美丽的女孩，长发披肩，细眉凤目，眼梢上挑，樱桃小口，一个十足的唐代仕女。再加上窈窕丰满的身材，一顾一盼无不千媚百态。那天我正在吃午饭，她刚一踏进门，她母亲就骂她浪到哪去了，连年也不回来过。
“你管不着”。
“不叫老子管，有本事你死妮子别回来。”
接着，她们母女便你一句我一句泼妇一样骂开了。慧芬的声音沙哑尖利，嘴里叼着烟，一脸的满不在乎，把她母亲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鸡毛蒜皮的事，隔三差五我总能听到她们母女一番大闹。
“不是冤家不碰头呀。”
这是李大婶面对女儿最无奈的一句口头禅。
慧芬抽烟酗酒，每喝必醉，醉后又哭又闹。人们纷纷传说她是个“野鸡”。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野鸡”这个名词，一打听，才知道是“卖逼”的，这是我们老家对妓女们的称呼，也是一句骂女人的恶毒脏话。在随后不久，我就证实了人们对慧芬的传言。我深深为她惋惜，如此美的女孩竟然沦为万人干的妓女，这对爱情太不公平了。她就住在饭馆后面右边的那间油毡房子里，我们房间的距离不到一丈远，经常从她闺房里进出的都是些看起来就不正经的男女。她从不在饭店里忙活，偶尔会在小煤窑里过磅，不过，这个工作显然是她用身体换来的。我亲眼看见她坐在矿主的腿上，矿主的手插在她怀里摸索。其实她待我很友善，见了我总是嫣然一笑，但我从不敢和她那电光四射的眼神对视。
春意渐浓了，野山杏在山坡上那灰秃秃的荆棘丛中一簇簇的怒放，那雪白的花朵在这个小草返青的季节特别招眼。我已经熟悉并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心情也好了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一九八三年是我文学造诣最长进的一年。因为自由，我干起活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饭赊帐，欠的多了，就去好好地干几天，腾下来时间我就往县城里跑。先去文化馆，那里有免费阅览的报纸，看完后再去新华书店，在里面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乌七八糟的书。县城中心有个报刊亭，块儿八角一本杂志，我每月都要买几本，其中的《小说选刊》是我的最爱。每天晚上，我就趴在被窝里开始我的文学创作，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以致不趴在被窝里就写不出字来。在差不多的整个一九八三年，我一直处在兴奋的状态。我不断的写，不断的投。虽然所有的稿件都是杳如黄鹤，但我有心里准备，我在心里算计，只要到二十五岁能发表作品我就知足了。因为有梦，我觉得自己活得非常充实。我也结识了很多好朋友，例如湖北安陆的郑家虎，嵩县二程故里田湖的王留成，其中跟我关系最铁的是豫东永城的周泽峰和蒋德芳。他们俩比我小一岁，像大哥一样尊重我，而我的口才也突然变得出奇的好，我常常在他们面前手舞足蹈、口若悬河地大讲人生理想，听得他俩五体投地。可能是我太做作了，太康县的芈保志给我起了个“假斯文”的绰号，而这个善意的称呼我也非常乐意接受，毕竟斯文总比野蛮好，虽然是假的。
虽然有一帮朋友，但我并不乐意跟他们一起进城。我去的地方他们不感兴趣，我也不愿跟着他们到处瞎逛。所以，每一次跟他们进城，我就觉得是一种压力和负担。有时候他们愿意陪我逛书店，我又觉得于心不忍，浑身不自在。就这个原因，但凡进城，我尽量独来独往，除非他们盛情邀我一起去。就这样，在一九八三年的文学片断里，我成了一条在水中游用的鱼。
当然，一九八三年也是个多事的年份。
七月的一天早晨，我还在睡懒觉，陈显涛非要叫我起来跟他一起下煤窑。自打我熟悉了附近的两座小煤窑后，我一直没有到别的煤窑里干过活。陈显涛则不然，他是个见面熟的主儿，朋友比我多，王沟的小煤窑他几乎都下遍了，所以后来我很少跟他在一起干活。说到我们的关系，虽然是他带我来的，虽然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交心的朋友。毕竟，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我跟他显然不是一路的货。但这天早晨我无意拂了他的热情，就跟他一起去了。
我们去的那座小煤窑离住的地方有五里地。由于煤层浅，放一次炮至多能崩下来一两吨煤，一二十个人背，两趟就完了。掘工们放炮的时候，我们都躲得远远的，最好是等硝烟散尽了再进去装。但有些性急的人，为了多背两趟，总以为没问题，不听掘工们的话，躲也不躲远，炮刚响过，就急着进去，就像陈显涛，躲的不严实，被横飞的一块煤矸石给砸死了。
之前没有一点预兆。听见有人在喊“砸死人啦”，我问是谁，都说不认识。我来到陈显涛的尸体旁，用手电筒照他的脸，虽然他脸上差不多被煤灰糊满了，但我毕竟能认出他来。
“显涛！”
我失声地大喊，陈显涛已经说不出来话了，头上的鲜血汩汩的往外冒。我吓坏了，我扔下手中的帆布口袋，蹲下去，舞蹈着双手就是不敢扶他起来。我半跪着四下打量，里面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我大声的哭着喊：“来人呐，赶紧把他背出去往医院里送呀。”没有人理我，他们只是站在三尺开外的地方看一眼，就捡命似的奔向煤口挣钱。两个掘工终于过来了，我们轮换着把陈显涛往外背。陈显涛的体温还没有散尽，只是整个人成了一块软塌塌的死肉。出了井口，把他放下来，拿手一探，已经没气了。
幸亏我知道陈显涛老家的地址。矿上的领导来了，问了我一些陈显涛的情况，便派人往他家里拍电报。我把他背到澡堂子里给他的身子洗干净，矿上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穿上，就把他冻藏在冷库里了。
陈显涛的父亲和舅舅是第三天赶到的，见了我一面，他们就被矿上安排到旅社里去住了。至于他们商讨关于赔偿的细节，我不得而知。直到陈显涛被火化了，被他的老爹和舅舅带回老家了，我才听别人说，他那条命值了三千块钱。
陈显涛的死对我打击很大，一个朝夕相处的人突然之间就没了，让我真切地感到生命的脆弱。我对小煤窑那个乌黑的洞口也产生了深深的恐惧。那些天里，我老是做梦，梦见陈显涛，他的身体好像抽缩了，像个小孩子，面无血色，目光呆滞，瘦骨嶙峋，就站在我的床前，一句话也不说，吓得我常常从梦中惊醒；我也经常梦见自己即是脚尖轻轻一点也能像鸟一样飞起来，我飞过青草地，飞过平原，飞过山林，感觉舒服极了。多年后我看了一篇关于心理学的文章，上面说，梦见自己飞是想改变自己处境的潜意识活动，我立马就想到了陈显涛死后我的光景。我认可这句解释。我还老是梦见在煤窑里那个漆黑狭小的天地里，我赤裸着沾满煤尘的肢体，挥舞双手想抓住什么，而黑鸦鸦的石壁铺天盖地地朝我压来，使我感到一种窒息的恐慌，醒来通身是汗。
我有一个月没有干活了。为了生活，我尝试着下去，但每一次走到窑口，我的头皮子都在发麻。我一次次的换好作衣后又退缩不干了。
到了九月份，因为东北“二王”事件，在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打运动。据称是次严打是继解放初期进行的镇反运动后，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又一次大的行动，是公安战线坚决贯彻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一次重要体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之一，当时社会上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这些坏人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少地方还发生流氓团伙在大白天劫持强奸女青年，公开侮辱妇女，拦路抢劫和结伙打砸抢等恶性案件。许多地方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牵挂儿女，群众失去安全感，党内党外反映强烈。
在严打的大环境下，我们这些下煤窑的流浪汉免不了受到公安的连番盘查，也逮了好几个隐藏在背煤队伍的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等等。好在我还算清白，不过，我实在不想在这儿呆不下去了，我跟周泽峰、蒋德芳和另外两个人同龄人偷偷地跑到洛宁县的一个砖瓦场里干活，欠李家的饭钱一分都没还。干了两天，我们在一起叹息，这砖瓦场里的活比下煤窑苦多了，还不自由。
“不干了，咱们还回王沟去。”
有人如此提议，便得到了大家的共鸣，结果是，拉了两天砖坯子，一分钱也没得，我们又回来了。
我背着被子，红着脸，硬着头皮，回到李大婶的饭店里，原以为她老人家会责怪我偷跑的恶劣行径，想不到她还是笑吟吟的对我说：
“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就好，吃老子的饭钱看来是赖不掉了。”
我羞赧地一笑，吭吭唧唧、遮遮掩掩的给她解释了一番。遇见这事多了，李大婶心里跟明镜一样。我又被允许住到那间小屋子里了。
现实是最好的老师，我又安生了。熬到冬月份，周泽峰说叫我跟他一起到他家里过年，我高兴的答应了。为了还帐，也为了盘缠的宽展，我咬着牙、硬着头皮往煤窑里钻。只是这大冬天里换衣服太难受了。
腊月二十四，我们结束了工作，到国营大矿的澡堂子里舒舒服服地洗了个通身澡，在县城里买身衣服，理理发，周泽峰、蒋德芳，我们三个人从洛阳坐火车，在一个名叫刘堤圈的小站下车后，又坐了几十里的汽车，蒋德芳跟我们分手了。
“前面那个村子就是我们家。”
周泽峰在豫东平原的一块麦地边的小路上对我说。这天是腊月二十七日的中午，太阳懒懒散散的挂在天上，四周没有一个人。我们放下人造革皮包，从里面拿出来两条花领带往脖子上勒。这是我们在洛阳火车站广场花五块钱买来的新鲜货。我们手里日翻着领带，头对着头，神情专注地探讨怎样把领带按谱子给结起来，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超越系红领巾的方法。反复的试验都失败了，我们不得不放弃系领带的体面想法。
我又想起来我在上学的路上画报纸夹在脖子上当领带的事了。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少年，只不过，跟现在相比，我好像并没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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