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4）

悲壮的“反党集团”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当时杨尚昆分管组织工作，他让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中央机关司局长一级的四川籍干部中提个名单。为此安子文专门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几次部的党组书记会议，提出了一个16人的名单交给杨尚昆同志。后来又多了一个不是四川人的萧风。萧风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刚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要求他参加的理由，是他参加过对安徽饿死人事件的“揭盖子”工作，有调查研究的经验，而且他当时的关系还在《人民日报》社，可以用记者身份找人谈话，比较方便。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楼会议”。这次会议是保密的，除参加者外，其他的部党组成员都不能告诉。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发表了多次讲话，将当时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错误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是“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还说近年来刮“平反风”是不对的；1959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可是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看到了于克书给毛主席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一旦风向逆转，就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子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子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子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子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更是无从说起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子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调往基层；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贬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龙门阵》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