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的《锁麟囊》
《锁麟囊》是集程派艺术之大成的剧目,它通过一个女子薛湘灵由富而穷的生活变迁,生动描述了社会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这个戏酝酿很久了:自1937年起,程砚秋就与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切磋剧本。编剧技巧也试用了许多,什么烘云托月法、背面敷粉法、帏灯匣剑法、草蛇灰线法,为的是取得舞台最好的艺术效果。剧本创作的过程也是唱腔产生的过程,因为他们深知中国艺术的韵味和文化的境界都在一唱一做之间,且只能用濡沫人情去体会。而许多的演唱和细节,最后都要提炼为一种“诗意的存在”。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到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的表演,无一不是守护着这份“诗意的存在”,挥洒着可感可知的历史文化情调。为《锁麟囊》设计安排唱腔,化去了程砚秋整整一年的时间,真可谓殚精竭虑。他每编出一段都要唱给翁偶虹听,并就正于王瑶卿。一般来说,京剧唱词都是很规整的七字句(七个字一句)或十字句(十个字一句),但程砚秋要求剧作者写长短句,说:“请您费点笔墨,多写些长短句,我也好因字行腔。”翁偶虹当然照办,比如薛湘灵有这样两句唱词:“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这种句式,在传统京剧里是根本没有的。而程砚秋就依据这样的文学描述和人物需要,创造出抑扬错落、疾徐有致的新腔,并把唱腔和身段融合在一起,使程式化表演装满了真实的人间情感和惊人美感。
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雅致独特的声腔艺术,人人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世态炎凉,带着几分温暖惆怅,一下子抓住上海观众的心。舞台上站着的名丑刘斌昆,听着听着差点儿把自己的台词都忘了。连演十场,十场皆满。到了第十一天,改演《玉堂春》,可观众不答应。再演《锁麟囊》的时候,就出现了程砚秋领唱、大家合唱的动人情景。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这个戏一直就未能获得审查通过。1955年4~5月间,《戏剧报》在《反对黄色戏曲和下流表演》大标题下,提到了《锁麟囊》,说它是“宣扬缓和阶级矛盾及向地主‘报恩’的反动思想的剧本,程砚秋先生已经暂停上演”。
1955年,在完成《梅兰芳舞台艺术》电影的摄制工作以后,周恩来提议为程砚秋也拍摄一部舞台艺术片。周恩来要求剧目的选择应能通过一个剧目来概括程砚秋的多方面艺术成就。程砚秋首先提出自己最理想的戏、也是自己最喜欢的戏就是《锁麟囊》。但上边毫不退让,坚持认为它是个宣扬“阶级调和论”的戏,连修改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大概是周恩来做了思想工作,程砚秋只好妥协了,选择了以祈祷和平反对战争为主题的《荒山泪》。时代不容许个人•权利的存在,也不承认艺术审美的独立性,他只好沉默了。
1958年3月,在他疾病缠身、去世的前两天,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支部书记(罗合如)到病房探视,极其衰弱的程砚秋又动情地提到了《锁麟囊》,面对着满脸的病容和满心的恳切,咱们的书记一点没客气,斩钉截铁道:“《锁麟囊》这出戏是不能再唱了。”如此慰问无异于催命。一出《锁麟囊》于程砚秋而言,犹如一场梦。这梦何其长也。翳影不去,人的命就熬不过梦了。程砚秋一直惦记着《锁麟囊》,可至死也没准许他再演《锁麟囊》。这个文化经历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程砚秋既是个新人物,又是个旧人物。他的存在就代表着一种历史的悲哀,这也使他承受幸与不幸的双重命运,并走完旅途。
江•青确是一个知音
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团长是彭真,李济深、程潜和我的父亲是副团长。11月27日这一天,代表团上午访问苏联科学院,下午参观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厂。晚八点进餐的时候,大家即兴讲话。父亲讲话时,引用了一句唐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程砚秋插话,说:“应改为:西出阳关尽故人。”
两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8日这一天,在苏联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一点等到五点多,却始终没见江•青的人影儿。翌日上午十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做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他很兴奋,说:江•青确是一个知音。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个内行。
回国以后,父亲请梅兰芳、程砚秋和另外几个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到家里做客。我躲在大客厅的玻璃屏风后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梅与程。也许因为梅兰芳和父亲比较熟悉,也不止一次到我家,所以比较随便,有说有笑的。而程砚秋斯文内敛,几乎就不怎么开口,给人很深沉的印象。梅、程俩人都那么美,又美得那么不同。
《夏日最后的玫瑰》
有段时间,程砚秋的演出较少,便常到吴祖光住所栖凤楼大院来。一来就上楼找音乐家盛家伦,希望盛家伦在音乐上多帮助他。后来,盛家伦对吴祖光说:“程砚秋了不起!他的音乐知识丰富,什么都知道,而且能吸收。”
有一次,盛家伦问他:“你能不能把西洋音乐吸收到唱腔里去?”
程砚秋答:“我试试看。”
盛家伦用口哨吹了一首英国民歌《夏日最后的玫瑰》,程砚秋想了一会儿,随口唱出。旋律里加入了英国民歌,可仍是京剧。程砚秋就有这个本事,让盛家伦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拍电影《荒山泪》时,吴祖光是导演,他俩合作得很好。程砚秋专派一个通讯员,往来于两家之间。经常是吴祖光写好一场戏,马上给程砚秋送去。第二天,他的唱腔就出来了。第三天,他的身段也出来了。
没想到一年后,在反右运动中吴祖光成为戏剧界的大右派。在文艺界的批斗大会上,程砚秋坐在主席台上。轮到批判吴祖光的时候,会场的气氛也渐渐进入高•潮。站久了的吴祖光偶尔抬头,发现程砚秋的那个座位是空的……
申请入党
经周恩来的教育启发和提议,1957年9月20日,反复思考又疑虑重重的程砚秋终于向中国戏曲研究院递交了一份自传和入党申请书。自传的第一部分是讲学艺的经过,第二部分是谈自己的社会认识,其中包括对某些社会关系的交代。后半部分是讲述对共•产党的认识以及自我认识。我反复阅读这份自传,真是心绪难平。
程砚秋这样写道:“我现在要入党了。我真真感觉有些胆怯的,如田汉先生数日前的来信所讲说,我有孤僻偏激之性,说的对极了,我确是有这样性情的。因为旧社会中对唱戏的人是看不起的,我从懂得了唱戏的所保留的传统作风后,我的思想意志就要立异,与一般唱戏的不同,又有自由散漫的性情,亦是多年来演戏生活所造成。按道理我离入党的条件、资格还相差尚远,怕带有这些缺点入党后不能起良好作用,可能叫人常指责,多难为情呢。那时既对不起党的培养,亦对不起我素所敬重的介绍人(介绍人为周恩来、贺龙),所以我胆怯。
“在过去,演员们都有唱戏挣钱买房子待年老色衰唱不动的时候好生活的思想。那时的社会,演员们确是没有生活保障的。我家亦有戏界中的这种传统的想法,所以,我买有房子大小七八处。我们早感觉到在我们国家的制度规定上是不合法的,我们亦早就没有年老无养的顾虑了,只是没有得到机会,我们愿趁此将房子送给国家,作为我的入党费。还有中央滦矿、启新、东亚股票等同上一并请给处理为盼。当时买股票的目的,不是为买卖倒把赚钱,亦是有许多原因的,亦不去细说理由了。
“在这个小花园内,我演了好几十年的戏,太疲倦太厌倦了,所见所闻感到太没有什么意味了,常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台上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是干什么呢?我要求,希望党给我去做一些新鲜的平凡的事情去尝试尝试,我觉得是有趣味的,这是我的要求。人生如轻云易逝,在这五六年内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认为自己离入党的条件和资格相差尚远,认为一辈子用血汗钱挣的家产不合法,对一辈子痴迷的舞台感到厌倦,对一辈子扮演的女性角色觉得是在忸怩作态——这话是程砚秋说的,你信吗?我信!程砚秋的表白与陈述,连同那文字后面的意向和冲动都是真实的。秋色已晚,春花如梦。人生本就不圆满,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或牺牲一部分自由,或在(艺术)理想上打折扣。况且在这样一个多乱、多变的时代,现实与理想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自会产生一种人文悲剧性。程砚秋就是这样:即使是在申请入党,悲凉也始终跟着他,直到尽头。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叹惋,它还源于一种惨苦的人生体验。程砚秋越坚强,越进取,内心就越悲凉。而这被自己刻意掩藏的惨苦悲凉,常被外界误解为“有城府”、“有心计”,特别是与随和的梅兰芳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高深莫测”就更多地引起别人的议论。
苦苦追求,生前亦未能如愿。1958年3月9日程砚秋病逝,3月14日公祭的时候,由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宣布:程砚秋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部委员会批准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尽管是死后中•共•党员,但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艺人,一个极其高洁的艺人。
程砚秋到底怎样看待人生?有这样一段描述可以诠释:1941年初秋傍晚,他与学生(刘迎秋)漫步北京什刹前海塘侧,望着晚霞的一片暗红,程砚秋若有所感地说:“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遂又指着环绕四周的景色说:“你看,这是多么美的天然布景!我们演戏,不过是戏中串戏罢了。”人究竟是观众,还是角色?是人演戏,还是戏演人?似乎都不大好说,也不易说。几十年“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在锣鼓与丝弦中,程砚秋心灵深处始终想做一个归客,超然于世。青龙桥务农时期,他在耕地浇地掰老玉米棒子时响起的笑声和日记里写下的诸如“我觉人生是一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将来闭眼了事(1944年8月2日)”等许多文字可以作证。可他偏偏是个艺人,名伶。单是这样一个行业和职业,就注定了他被动的一生。程砚秋又隐又显,显而又隐,既情愿地、也是不情愿地被中国政治和戏曲改革的联手铺排了大半辈子——无论这个中国政治是属于谁,是好还是坏;也无论这个戏曲改革是改良还是改造,是对还是错。意味深长的是:程砚秋去世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而偏偏被禁演的《锁麟囊》却格外红火!一出旧戏、禁戏,七十年不败。
今天的“艺术家”“大腕儿”头衔多,获奖多,荣誉多,但能让人怀着热烈情感持久议论的人,一个也没有。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这些名伶仍是我和同事们聊天的话题,也只有他们才真正够得上是大师级。我的一个同事说:大凡某行出了个大师级人物,总要具备种种条件和机遇,一是天赋条件好,又肯下工夫;二是师友襄助,本人度量宽和;三是所处社会文化环境,既在传统艺术的薪火相传中得其陶冶,又善于接受新文化风气的影响。新旧两面、中西两方都得营养滋润,以丰富自身。我想这也正是梅、程得以高出同辈乃至前辈的地方了。
程砚秋其人其艺,官方有定论,民间有定评,且两方面的评价也十分接近,为人口碑又好。红氍毹上歌弦舞袖,精于斯,老于斯,死于斯。他五十四岁离世,梨园行的人都说,他和梅兰芳都是走得正好。“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昔日剧场里的如雷似火的气氛,台上台下的如狂似醉的痴迷,我们到哪里去寻?今日的戏曲,不过是看取传统风景的一扇窗罢了。梅兰芳、程砚秋正在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赫赫然写入历史,缓缓然退出尘世。
何来何往,生兮死兮。过来人能不慨叹!
参考书目:
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下),北京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9月版。
齐志学:《齐崧先生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9月版。
2005年3月~2006年6月于北京守愚斋
(《南方周末》2006年9月21日)
打开藏书架 | 手机阅读 | 将地址发送到邮箱 | 复制到剪贴板 |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