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与韩国的最初接触始于中日战争结束后。那时候,她曾以中央通讯社记者身份在上海采访过李承晚。其时,李承晚是一名流亡国外的韩国抗日领袖。李承晚执政时期,陈香梅和陈纳德将军应其邀请访问韩。以后香梅又代表美国总统出访韩国,与朴正熙、金钟泌、全斗焕、卢泰愚等人都有交往。韩国今非昔比,但那场韩战,人们记忆犹新。
陈香梅回忆当时自己赴板门店情景:
我记得韩战结束后,我和外子曾于1955年初访板门店。那时候从汉城到板门店沿途戒备森严,城里到汶山这段路还好,过了汶山之后,沿途都城是崎岖不平的泥沙路,而且是单行道,前面若有车辆,后面的就得饱吸黄土。后来局势渐趋和缓,虽然偶有争论,但双方正尽力改善关系。
有一次我到板门店时正是元月雪后,气温在零度以下。我由中、美、韩三国的武官陪同。韩国总理丁一权也派了他的特别助理陪同出发,大家都穿了厚重的大衣、皮靴子,以便适应板门店的冬天。
板门店是中立区,南北朝鲜的分界点;就如东西柏林的围墙一样。如今柏林围墙已倒,南北朝鲜也开始接触,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在这所谓的中立区,联军代表与北朝代表每天都得开一次会,但据说只争议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大问题谈何容易解决。
那天,驻该处的美军领了十个警卫,带我们去看他们开会的地点。那儿有几栋临时盖起来的房舍,是联军与共军一起驻防的非武装地带,无论是非曲直联军或共军,每人只许带一枝枪,分配一颗子弹。而所谓联军,几乎全是美军,因为暂时停战后,各国军队都已撤离了。
我们站在冷风中,从窗外看窗内的开会情况。朝鲜派了三个人,由一位少将领头,联军也派了三个人,由一位少尉领导。中午12时整,双方同时从反方向进入会议室,面对面坐下且互不打招呼,只交换一些报告和公文,由双方的翻译传达,前后不到半小时;散会后大家又各自从来的方向离开会场。由小会开到大会,许多的国际会议劳民又伤财。
会后我问联军代表:你们今天谈些什么?他说:我们报告联军人员的更换,他们也报告他们人员的更换以及一些抗议,我们也回敬数项,如此而已。
后来同行的人又告诉我,韩共专门找碴子,比方说旗子的大小与高低,甚至一盏灯、一张椅子都有意见,当然大问题如战俘交换、领空的侵犯等,也由高阶层的代表提出,但很少有结果。
1988年奥运会定于南朝鲜汉城举行,而直至前一年中国方面尚未明确是否参加奥运会,这使得当时任总统的全斗焕深感不安。因为,在全斗焕任总统的六年内,除“光州事件”外(几名学生在暴乱中伤亡),政绩尚可。他执政期间使得南朝鲜经济得以发展,依照的政见,如果要完成南北朝鲜统一大举,必须先同支持北朝鲜金日成的中国搞好关系。所以,在他任内已经和中国接触。时值奥运会临近,中国是否参加在汉城举办奥运会,汉有任何消息透露,全斗焕坐立不安,又有些“犹抱瑟琶半遮面”的意思,不好直接与中国方面联系。这时他想到了能助他一臂之力的朋友陈香梅。
陈香梅描述此事道:
1988年世界奥运会在汉城举行,全斗焕政府为这件大事费尽心机。奥运会举行前一年,中共还不表态是否参加,于是全斗焕找我帮忙。
一天下午,我接到青瓦台的电话,问我是否有空和全斗焕共进晚餐,本来我在汉城另有约会,只好把约会取消,等候青瓦台的车子来接我。
去过青瓦台的客人都知道,自从朴正熙大统帅被刺后,汉城的安全人员更为谨慎,普通车是不准进入这个禁区的。
全斗焕给了我一封信,请我适当时候交给当时的中共总理赵紫阳,并希望赵紫阳明确表示中国选手是否参加奥运会。我与赵总理联系后,赵紫阳总理态度很明确,他说:
“我们决定派代表到汉城。”
我说:“全斗焕希望你最好能正式宣布一下。”
他说:“这是国际运动,没问题。”
过了几天,中国宣布参加汉城奥运会。
全斗焕卸任后,来过美国一次,是私人访问,我应约到纽约看他们夫妇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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