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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盼本地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开车工，长发总是很干净立落地在后脑处打一个结，一身藏蓝色的工作服穿在苗条的身材上倒是显出几分英姿，细眉下一双忧郁的眼睛总好像在盼望远方的什么，小巧的鼻下却有一张总是微笑着小嘴，一口玉牙，她站在队列的最前面，离我很近，一股股的女人味总是不偏不倚地灌进我的鼻子里。头一天看见他的时候，我就曾想过，制管车间就不能有女工。我知道在工作的时候，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南海北的男工人，总是不分时候地围在他的身边转，不停地献殷勤，要不给买几块糖，几把瓜子，要不给买一颗冰棍，要不就是说几句逗她开心的玩笑话。她总是一句话，让这些追随者快滚！也若得高朋远总是跑过来察探她的言行。更令人担忧是，她开车的坐位旁居然被焊接了一个坐位，形式上是这些男人们离不开她；这成了他们怠慢工作的根据地，也成了安全事故的导火线。昨天我说过，这个坐位必须无条件地拆掉，招来众人们的反对。
王永明本地人，是这台车的刮疤工，他是大胡子李厂的亲外甥，他的目标就是学调试工，个头高且胖，过多继承母性的血统，二十三岁，已婚，满腮的黑胡子，长相真是有些像舅舅。不爱说话，相信自己的能力，更相信自己的关系，不过他好像对工作并不在意，有买彩票的经历。待人和蔼。我猜他的技术能力很好，游刃有余的样子，不过好像有些自负，和其它工人有一定的距离。唯独对我和调式工表现唯唯诺诺，可能我是当官的吧，可能调式工会无条件地教他调车。昨天他对我说了好几次，欲请我喝几杯。被我婉言拒绝。我发现他的眼睛总时不时偷瞄着我。有何意思还不可知。
王建龙本地人，是一个焊头工，精瘦的一条汉子，标准身高，二十左右，终日里板着脸，他的眼睛里蕴含着一种深不可测东西，那是卧在地上的一只虎，浑身野性，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平地越起将你一下扑倒在地，让你碎尸万断。我就任前的一个小时里，临车间的孙继虎主任特别向我介绍过他，王建龙是一个贯偷，刚从里边放出来不久，也是通过关系在这里工作。我点到他的名字时，很响亮的一声‘到’。惹的其他工人哈哈笑了半天。可是我当场就表扬了他一番，无论是军人还是工人，就要这样精气十足，如果这样，谁还敢说我们熊包呀！
吕振水，是吉林人，脸型楞角分明，面皮是饱风雨的灰色，股子里倒有几分秀气，二十七八岁，标准身高，在大集体中当过司机，后养车，因出车祸，无力赔付受害人而清家荡产，他是个上料工，工作的间歇他总是摆弄一部老式的手机。要不就全神惯注地看一部《儒林外史》，我昨天曾告诫过他，业余时间再搞这些东西。他只是歉疚地笑一下，当时我也好像出于同情，又补充了一句，“这很好，只是这样一来对你不安全。”我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很起做用，他站起来去帮另一个上料工。于是我就觉得有些于心不忍，就说：这些我也喜欢，有了时间我们一起研究。看得出来他有些感激，心领神会地说了一句，有时间，我肯定向你请教。
另一个上料工叫张国福，十七八岁，方胖的脸上全都是小孩子的稚气，说话也笑，不说话也笑，他大概以为这个世界真是可笑之极，这么多人，这么多铁家伙，大吊车在他的手下来回的游荡，这机器吃进带钢，就能拨出圆管各种形状的管材，真是不可思义呀？可是，他除了玩就是玩，他总是像一只调皮的小狗，终日里捅这个逗那个，这时他总挨别人骂总被别人的脚踹屁股的最直接的原因。
孙若吉，东北人，小个，活像个细瘦紫木棒槌，不知是因为什么原故，他的眼窝深陷，突出着他的两只大的出奇的眼睛，他总目光盯信管机，盯着来回晃动的锯车，给人感觉他的眼睛是假的一样从没有在一定的时候眨上一两下。他在盯什么呀，有时我就很疑问，也许他过多地想到别的车间工人们挣的工资，也许他在把每一根管变成钱加到一起，来分配给自己多少钱的工资。当然，他更多的时间就追随在我的身边，主任不离口地叫着。好像就是他让我感觉到我真就是一个整救这个车间的‘济世良才’。
还有一个老家伙，叫吴先平，四十七岁，四川人，脸上总浮现出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态。他鼻子头特大，臭觉灵敏，昨天一天中，他总是介绍自己是一个好工人，之所以被别的车间主任轰出来，是因为他太聪明的原因，一般的主任不知道他有多少斤量，都认成他的建议是十足的偷奸耍滑。迟到早退是他的拿手好戏，对于旷工他更是经验累累。对他我是直言不讳：‘最好在我这里别玩老鼠捉猫的游戏’。在他没有摸清我的头脑的时候，总是让我到他家去喝酒，他的目地显而易见，就是要我支持他的坏毛病。
下料工还有两个新补充进来的，一个是河南人叫李小飞，一个是湖北人叫华家珍，年龄都没过二十，精力实足。
当然了，这些人的工作，都围绕着调式工在开展。这台车在我来之前已经换了三四个调式，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难到是这台车有毛病？还是新来的调式工门玉善的技术不过关？从昨天晚上我就开始逐磨问题可能出在哪里。我也曾因此问过其他经验丰富老调式，技术保守的他们从来就不愿意把真才实学告诉给别人，总是稀里糊涂地说些不关紧要的废话；我个人认为这其中也有奥妙，也像艺术和武术，需要一个理性的觉悟、灵感和临场发挥。完全有可能是门玉善没有适应车间的环境，压力太大，思想紧张根本上影响了他的技术能力的发挥。昨天我找他谈过话，他说：
“不是机器的毛病，我干这行已经六年了，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他摇着头微笑着，但看的出他很难过，自己的才华一时施展不出来，真是无法让人泰然呀！
我挨个叫完了名字，并没有再重复昨天的话，我给我昨晚上制定的新的工作方案条条地公布给大家。我说：“在你们面前，我就给自己定了十天，产量上不去，你们挣不到工资，我立马走人。可我有言在先，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工作，也希望大家开动脑筋和我一起想办法。我这个方案肯定有很多问题，之后请大家多提意见。”
这次点名，用了四十分种，归整队列十分钟，安排工作三十分钟。我的方案和这次点名在全车间，乃至全厂引起了一阵风波。
“这样肯定不行！”
孙继虎头一个就否定我的工作方案。他告诉我这是对工人的无形的剥削，现在的工人都鬼道着呢，这样做是徒劳无意的，一个主任的形象就毁了。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我说我这样做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能基本的改善工人的工作状况，最简单的结果就是，让他们在工作间歇时少睡点觉，少玩点手机，少在车间里乱窜，少把瓜子皮往地上扔，上边来了督察少被罚点款。其好处当然举不胜举。
“不行，这样肯定不行，厂长也不会同意，你不知道现在工人流失的太多，这已经成了考核一个主任的一条制度，你要是把工人都挤走了，你这主任就当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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