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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又过了多久，车突然停了，所有的人都下了车，围在一起。原来，前边出现了一座吊桥，桥的构造很简单，由两根粗壮的钢丝绳将桥悬吊在空中，桥下是十多丈的深沟，桥头明显的标志着最大负荷为八吨，可钻探车自重达十二吨之多。这下坏了，车队负责人反复的看着桥，看着这十来丈深的深沟，摇头叹气地转来转去，束手无策。指导员和机长面面相观，苦着脸，来回焦急的干揉手，强过吧，桥身无法承受这重达十二吨之多的钻探车。怎么办？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能不能冲过去？”“不行，不行”，几位司机连连摆手，一致地回答。“这绝对不行，这是一座吊桥，车一上桥，桥马上就会摇摆，尽量开慢都有问题，还敢冲，简直是开天大的玩笑，太危险了！”司机们说完，都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指导员、机长又默默地走来走去打转转。
其他的人也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的叽哩咕噜地小声议论着，忽儿，一个甜滋滋的美梦，悠悠然飘进了一些人的心中：真的不能过，今年就可以在西宁守着老婆孩子过一个甜甜蜜蜜的春节了。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件极其平淡正常的生活，着实。就这平谈得不能再平淡的生活，对他们却是梦寐以求的，也只能在梦中品尝。
梦醒了，醒了就醒了。他们地质工作者的这一刹那间，也要算是一种片刻间的享受，但愿梦常做，梦中求团圆，这就是钻探工人的唯一享受。过去了就过去了，喃喃地付之一笑，工作该咋干还咋干，贵在于此，梦中的一刹那间却正是地质钻探工人们的平凡的正常生活。指导员焦虑地来回踱着步，眼圈红红地望着吊桥。是的，谁也不敢做出这个决定。大家都望着桥头标志，鸦雀无声。指导员无望地仰着头，看着灰沉沉的天空，一双手被干搓得血红血红，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将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前。
突然，钻探车发动机的声音划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一个壮实如牛，皮肤黝黑的司机坐在了钻探车的驾驶室里（他不是钻探车司机），将车发动了起来。是他——“抗美援朝”，这是一路上人们给他起的外号。因为他一路总是紧绷着脸从不和任何人开玩笑。虽然是在苦征之中，由于都是年轻人，不甘寂寞，难免一有机会就凑在一起，开上几句玩笑，可一碰到他，必然会给你硬邦邦的一句：“笑，别骚情，看你娃哭的时候还在后头呢！”一下子顶得人们心中酸痛，所以，有时在苦中取乐的那一刹间，都要避开这个“怪人”。大伙一看到他将钻探车发动起来了，都以为他又在出洋相，八成是在调转车头，大伙猜测着，一动不动站在一起满不在乎。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现实摆在了面前，吓得人心惊肉跳。随着车轮的转动，整个桥身发出咯吱咯吱的巨响，车身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着。这时，所有在场人都傻了眼，屏住了呼吸，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喊停，已经来不及了，只有横着心，任其事态的发展。他们呆呆地盯着正在桥心喘行的钻探车，巨雷般的发动机声此时也像小了许多，随着发动机声，桥的咯吱声越来越小，庞大的车身也越来越远。两米，一米五……车过桥了。钻探车刚开出桥头，猛然加大了油门，发动机猛地狂吼了起来，加快了速度，离开了这个让人提心吊胆的危险区。大伙没有振臂，没有大喊，也没有高呼，他们仍痴呆呆的惊目瞪视着这想也不敢想的、神话般的现实。奇迹，机长章三昌和指导员彼此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狠狠地摇了几下，激动的泪花挂在喜悦的笑脸上，他们如从万丈深渊得救出来的侥幸心情，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钻探车开过桥面不远，马上就停了下来。指导员、车队负责人和大伙都飞奔了过去，走近驾驶室，只见人们叫他“抗美援朝”的那个司机，眼里充满了惊恐，脸色苍白，豆大的冷汗从头上不停地滚下来，他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浑身颤抖着，双手颤颤抖抖的扶在方向盘上，指导员示意大家不要出声。大伙静静地站在车旁，深切地望着他们这位工友。过了好大一会儿，他，这个司机艰难地动了一下身子，有气无力问道：“车，……车过来了吗？”“过来了，过来了！”指导员满怀激情地回答了司机的问话。可他，这个司机愣愣的摆了摆头，长长地叹了口气，他瘫倒在了方向盘上……指导员和车队负责人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桥身，确认吊桥完好无损，没有断裂现象后，才挥了挥手，让其余的五辆车一辆一辆地开了过去。车辆终于全部安全地过了桥，人们的心才稍稍地平静了下来。这位司机艰难地走下了驾驶室，大伙一下子都围到了这位司机身边，他一句话也没说，点燃了一根纸烟，一团青烟从他的嘴里吐了出来，又很快地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他，这个司机，也只能用“他”、“这个司机”来写他的名字。人们送给他的这个“抗美援朝”的外号，因为他是位冷漠的人。而这个外号却偶合地和他的经历对上了号。他的确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又转业到了地质战线，他为完成冬季进入柴达木盆地的这项艰巨任务，立下了一件不为人知的功勋。他平凡，但，却平凡得伟大！他的思想境界完全可以和战斗英雄黄继光媲美。可桥过了，车走了，事了了，了了就了了。他叫什么名字？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即便把时间倒推到当时，也只能这样写他“那个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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