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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一般指各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在国家间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外事交往活动，它是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春秋和战国时代，各国在相互制服和竞争中总是希望以较少的军事投入来换取较大的政治收效，因而把外交活动推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和战术位置。发生于列国间各个时期重大的外交活动反映着当时天下政治格局中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反过来又制约着各个国家该时期基本的外交走向，对天下政治格局的演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关键节点
每一个国家都是构成时代政治格局的一股政治力量或政治因素，都处于它在该时代某阶段政治格局中的一定位置。发生于列国间的外交活动受到所处时代政治格局的制约和影响，又反映并表现着特定的政治格局。
保驾东迁 公元前771年，西周末犬戎作乱镐京时，卫、晋、郑及秦被召出兵，平乱京城。次年平王东迁，除卫、郑等在朝辅王的诸侯随行外，秦伯赢开亲自领兵，保驾平王东迁洛阳。平王东迁并不是一次直接的外交事件，但这一事件的国际影响，以及在镐京勤王和保驾东迁活动中反映出来、并确定下来的诸多国际利益集团间的交往关系，对当时天下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极大地提高了秦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地位。秦原为周之附庸，建邑于秦城（或秦亭，今甘肃清水县东北，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仅属一小城邦，后移居西犬丘（即西垂，今甘肃天水县西南），仍是国际社会一个无足轻重的政治集团。因镐京勤王和保驾东迁之功，被周室加封为伯爵，列于诸侯。周室还赐给秦镐京以西的岐、丰之地，及数年后秦国从犬戎之手夺回这一大片肥沃土地后，它已成了国际社会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提到秦被列为诸侯一事。秦为诸侯及其在列国西陲的崛起，威服了西部诸戎，保卫了华夏族的西境安全，对当时及后来的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改变了周室与东方诸国的亲疏关系。东方诸国基本上都是周室的分封之国，它们按照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与周室均有明确的政治关系，同时又有与周室间同姓和异姓的亲疏之别。周平王执政后，根据镐京勤王一事重新调整了与若干诸侯国的亲疏关系：卫侯姬和进爵为公，并任用为王朝司徒；郑武公掘突被封为王朝卿士，与姬和一同留朝辅政；晋国被加封河内(黄河以北为河内)附庸之地。周室与东方诸国的关系自此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尤其是周室与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的郑国地处极近，郑武公在卫武公死后又独秉周政，一人理料周郑政事的局面使周郑双方关系非同一般，郑武公借王室之威灭掉东虢及郐，在国内设关制邑，使郑国迅速强大。第三，周室为避犬戎而东迁，本身是向列国表明了自己的懦弱，东方诸侯自此渐生轻周之意，但许多国家表面上还维持着与周室的往昔关系，如东迁后各方诸侯均来洛邑进表称贺，贡献当地土产，然而居荆山之地的南蛮楚国则公然取消了向周纳贡。楚国在西周初被封为子爵，后常有不臣行为，西周晚期在周宣王的讨伐下答应每年向周室贡包茅(包茅系楚国的特产植物，是古代祭祀时用以摅去酒中渣滓的青茅草)一车，以供祭祀缩酒之用，东迁后楚国停止了这种象征性的贡品进献，实是要中断和周室的政治关系，独立谋求自身发展。周平王提议征讨楚国的不贡之罪，群臣劝谏说：“今迁都方始，人心未定，倘王师远讨，未卜顺逆，且宜包容，使彼怀德而来。”(第四回)周室大臣考虑的要害是讨伐中是否能打胜楚国的问题，他们仅建议王室对楚国有包容之心，宽大为怀，希望楚国能感恩知过，这足显周室东迁后对政局影响的无能为力。总之，周室东迁是原天下中心的动摇，它改变了列国原有的政治关系和交往关系，给当时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周郑交质 郑武公死后，其子郑庄公袭位为周朝卿士，但郑庄公以极大的精力处理国内政事，长期疏于王室事务。周平王怨郑庄公久不供职，欲任用虢公忌父理政。郑庄公听到朝中这一消息，立即驾车赴周，以“臣实不才，有忝职位”为由，提议让虢公代替自己卿士之位，平王再三解释，郑庄公不无愠怒地讥讽说：“夫政者，王之政也，非臣一家之政也。用人之柄，王自操之，虢公才堪佐理，臣理当避位。”(第五回)郑国是王室东迁后最为借重的国家，且东迁时立有大功，平王为了取得郑庄公对自已挽留诚意的信任，主动提出将太子狐为质于郑国，经过朝臣的斡旋，最后周郑双方互送人质，以求两释猜疑。周郑双方本属从属关系，交换人质实际上是把双方的从属关系变为平等关系来对待，在降低了周室威信的基础上提高了郑国的政治地位。由于周室原居天下政治中心的特殊地位，因而周郑交质的外交意义远远超过了当事双方的范围，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明了周室独尊地位的丧失，礼崩乐坏、王纲不振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南蛮楚国僭号称王、北犯中原，以及中原大国为填补北方权力真空而进行的创霸活动，都与周室威信经郑国连连打击而跌落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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