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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变化、各国新兴政治势力的崛起，以及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更新，使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战国时期。战国之世来临在政治领域的标志是韩、赵、魏“三家分晋”及田齐取代姜齐。
战国时代，晋国分而为三，春秋时晋楚争霸的主格局已不存在。尤其重要的是，由于经济联系的加强，人们交往的加深，文化观念及种族观念的变化，原交往视野内的“中华”与“蛮夷”之分基本消失。如人们已把楚及吴越视作本民族的一部分，因而，基于经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北南对峙的政治趋势已不存在，春秋时明显存在着的块状政治关系和链式政治关系已经消失，战国时代发生了社会政治格局的重新建构。
战国时代的天下政局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第一，周室设定的各诸侯国间、社会各阶层间的爵位等级已被破坏，传统礼仪规范下的社会秩序已被全面践踏，旧的纲常伦理对人们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因而各国间、各社会阶层间按实力以大吃小的现象已成了惯常，在许多诸侯国的争夺中，齐、韩、赵、魏、秦、楚、燕七个国家已显示出了较强的实力，其他国家因实力弱小已失去了竞争的资本，战国争雄几乎成了七个大国间的政治争夺。
第二，在七个大国中，三晋(分晋而立的韩、赵、魏三国)和田齐是先立国而后被周室承认的，楚国一直是僭称王号而与周室相抗，秦、燕的势力也已远远超出了周室所划定的范围。七国的地位都是靠自我图强争取来的，不是周室乐于接受的，他们的政治目标已不是在周王的名义下充当诸侯的领袖，而是要取代周初的政治地位，自己争王，领导诸侯的意图已变为征服和吞并诸侯国。
第三，各国以各种方式追求自身的发展，以期吞并天下，每一国的发展都给其他各国带来生存威胁，因而，每一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制衡成了贯穿战国政治活动始终的矛盾。一方面，各国都竭力谋图自身发展；另一方面，一旦有哪一国家发展起来，各国就要联合制约。因为各国都明白，发展强大起来了的国家不是要领导和保护诸侯，而是要吃掉各诸侯。而如果对强国的制约成功了，另一国家又有可能发展起来，这一情况决定了战国时代的政治格局呈现出相对的不稳定状态。
发展与制衡的矛盾运动使战国时代的政治格局表现为三个大的阶段。
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魏国首先发展了起来。魏文侯斯执政时，利用本国经济地理上的优势励精图治，迅速实现了国家的强盛。魏国地处列国中间地带，它西屏秦国，北兼中山，侵掠韩赵，南败楚国，魏藿还组织了各国会盟，首先称王，魏国俨然成了天下的政治中心。魏国的发展势头引起了各国的警惕和忌恨，东方的齐国于公元前354年以救赵的名义组织桂陵战役，挫魏之锋。公元前342年又以救韩的名义发动马陵之战，全歼十万魏军，极大地削弱了魏国的势力。几乎同一时期，西方的秦国乘魏国东线大败之机，夺取了魏国西部的河西之地，迫使魏国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于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国的国势一蹶不振，战国时首先发展起来的国家终于在各国不自觉的联合制衡中被削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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