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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东方齐国在晋楚争霸中比较中立。齐国稍远于晋楚及其争霸的主战场，国力较强，又有齐桓公称霸的余威，晋楚争霸的主格局形成后，齐国一方面已无力充当北方诸国的领袖，不得不对晋国有所依附，与楚国的文化隔膜也加深了它和晋国的关系；另一方面，齐国又不甘心永远放弃自己曾经获得过的霸业，它不屑于仅是北方霸主附属国的地位，时常想将晋国的霸主地位取而代之。楚国的存在和晋国的内耗每每使齐国产生新的希望，齐倾公曾公开戏弄赴齐的晋、鲁、曹、卫四国大夫(见第五十六回)，齐灵公因晋国未讨卫臣逐君之罪而感叹说：“晋侯之志惰矣!我不乘此时图伯，更待何时?”(第六十二回)于是立即进攻晋的属国鲁国。齐庄公派兵支持晋国亡臣栾盈攻打晋国，齐景公派相国晏婴入楚观礼，旋即亲自赴晋会访，与晋昭公在席间投壶赌酒之戏中提出“寡人中此，与君代兴”的赌辞，回国不久组织了东方几国的鄢陵之会，这都隐含了对晋国霸业的挑战。齐国在略微亲晋前提下政治态度的相对中立，是基于实际国力、历史及地理原因而产生的，是春秋政治格局中应当引起重视的现象。
第三，晋楚争霸的剧烈化、突出化还进一步削弱了周室的政治影响力，争霸本身使人们愈益看重力量的强大和实际利益的获得，人们对传统礼仪及其政治代表逐渐丧失了兴趣，本来具有相当政治影响力的周王室仅具名义上的权威，直到被争霸之国所淡忘。
春秋政治格局乃是体现北南政治对峙的晋楚争霸所导致的块状政治关系和链式政治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并含有中间地带动摇国、远方相对中立国和王室影响不断下降等现象的复杂的政治结构。春秋时的基本政治格局是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其形成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公元前633年城濮之战以前为初步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因平王东迁、王室衰弱及楚国北进，北南对峙的政治趋势业已形成，齐国顺时建立了自己的霸业但却没有巩固，宋国图霸的希望化作了泡影，晋文公于公元前636年回国执政，时代终于把晋国推到了北方诸国领袖的地位，晋楚争霸的主格局开始形成。从城濮之战到公元前506年楚国被吴攻破为第二个阶段，这是政治主格局不断强化和延伸、块状政治关系与链式政治关系得到加强和明朗化的阶段，这一阶段以公元前579年的第一次弭兵之会为界，又可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前半段更多地是晋楚各率从属国直接对抗，块状政治关系的作用更大些。弭兵之会规定晋楚各自的属国同时向对方纳贡朝聘，表面上为平分霸权。因此在后半段，晋楚的直接对抗较多地转变为扶助侧翼国以牵制敌方的策略，后半段链式政治关系的作用更大些。从楚国被破与恢复到吴、越相继称霸，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春秋政治格局走向没落，吴、越相继争霸表明列国政治活动中心明显南移，基于经济、文化、历史等原因而形成的北南政治对峙的局势开始消失，各国争夺失去了其体现天下总政局的意义，争霸已进入了尾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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