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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南政治对峙的趋势集中表现为晋楚长期争霸的政治主格局，这一主格局含有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政治对立，它导致宋、曹、卫、鲁等黄河沿岸诸国一般倾向于晋，而蔡、陈、许等较近长江的南方诸国一般倾向于楚的块状政治关系。如齐桓公及晋国举行的几次会盟，北方诸国都积极参加，南方几国则持观望态度。近楚的江、黄两国曾要求参加齐桓公的政治同盟，管仲竟坚持不予接收(见《东周列国志》第二十三回，以下只注回数)。在晋楚后来的弭兵会上，蔡、陈、许作为楚的属国参加，而鲁、卫等国则是作为晋的属国参加。这种块状政治关系是由地理状况引起的经济、文化的差异而决定的，是晋楚争霸主格局在更大范围内的表现。在北方诸国中，宋国是传统文化保留最多的国家之一，齐桓公霸业陨落后，他们与楚争霸，在公元前639年的盂地会盟和次年的泓水之战中屡受楚国欺侮，与楚结为世仇。在争霸的希望破灭后，宋国一意投靠晋国，它是北方诸国中与晋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
晋楚争霸主格局的长期演化又逐步形成了东西走向上特别明显的链式政治关系，这一链式政治关系体现了秦、晋，楚、吴、越几个国家间的基本政治态度。晋之西邻秦国在东周初击败犬戎，占据今陕西中部一带，建都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是较晚受封并迅速壮大了的诸侯国。秦国南山北原，川狭地险，西境为诸戎所居，要想跻身列国，只能是打出桃林塞(约当今河南灵宝以西、陕西潼关以东地区)，向东发展，但东境是晋国的地盘。秦穆公在执政期间延揽人才，锐意图强，积极谋求秦国政治影响力的东向扩展，他和晋国执政者结下了世为甥舅的“秦晋之好”，他在关键时候“三置晋君”，荒灾之年力主扶晋救灾，历史上称之为“泛舟之役”，甚至在城濮之战中还派兵支持晋国对付楚国。城濮之战后，晋国已夺得了诸侯霸主的地位，成为头号强国，秦国立刻感觉到，强晋的存在成了他们东向发展难于逾越的障碍，于是迅速调整了对晋的战略方针。公元前630年晋国邀秦国一同伐郑，秦穆公在伐郑期间不辞而别，甚至留下部分军队帮助郑国守城，其后两国的敌视态度逐步加深，在崤山之战、彭衙之战、封尸之役、令狐之战、武城之战、羁马之战及对河曲之地的多次争夺中，均反映了晋国称霸后秦晋关系的恶化。秦与晋的这种敌对关系使它后来更接近于楚国，这是主要基于地理等原因而必然形成的政治关系。
晋国南与强楚对抗，后来又西与秦国为敌，为了削弱楚国的力量，减轻自己的压力，大约公元前583年，晋国采纳楚国叛臣巫臣的建议，与楚东侧的吴国(占有今江苏、上海大部)积极联络，教给吴国车战之法，着重从军事技术上扶持吴国，策动他们沿江而上，进攻楚国，巫臣还让他的儿子狐庸仕吴为行人(掌管朝觐聘问的官职)，进一步密切晋吴关系。狐庸一度被吴用为相国，可见两国交往之深。吴国在晋国的策动和支持下，连续不断地向楚国进攻，公元前570年的鸠兹(含安徽芜湖东)之战，不久后的舒鸠(今安徽舒城县)争战，公元前528年的乾溪(今安徽毫县东南)之战，后来的长岸之战以及许多小型的军事骚扰，都是吴国不断攻击楚国的战例。吴国在水陆两线屡败楚军，攻城略地，成了楚国与晋争霸的后方大患。吴国势力的崛起及其屡屡不断地西向侵楚，是晋楚争霸的主格局向东南方的延伸。
楚国对来自东方的吴国之患无可奈何，于是他们采取了与晋国同样的办法，在春秋后期极力扶持位于吴国之南的越国，策动他们从南侧进攻吴国。越国原是楚的属国，乾溪之战前，楚国就已派本国著名才士去越国辅政，文种原是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县)令，范蠡是文种的密友，二人密切协作、共辅越君，曾使越国有力地配合了楚国的政治行动，楚国反击吴国，越国几次出兵相随或侧翼配合，越国势力的发展及其向吴国的不断进攻，是晋楚争霸主格局向东南方向的进一步延伸。
链式政治关系即是在大体东西方向相邻的秦、晋、楚、吴、越五国关系中，相毗邻的均为敌国，相间隔的均为友国，亦即晋、吴为一派，秦、楚、越为另一派的链式制约关系。这一关系主要是基于地理状况和军事原因而产生的，是晋楚争霸主格局向东西两向的延伸。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政治同派系的晋、吴都是周初所封的姬姓之国，而楚、秦、越对于周室姬姓讲，恰都是异姓之国，春秋链式政治关系中的两派对立，也许还含有不少历史和文化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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