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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的吴起一度在魏武侯手下为臣。《吴子•图国》和《新序•杂事》中记载，魏武侯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都赶不上他，武侯退朝后面有喜色，吴起于是对他讲了春秋霸主楚庄王的一件事情。
楚庄王曾经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都赶不上他，他退朝后面露忧色。大臣申公问他为何面有忧色，楚庄王回答说：“我曾听说，每一世代都有圣人，每一国家都有贤才。能得到圣贤为师的人，才能为王；能得到圣贤为友的人，才能称霸。现在我本人才能不高，群臣反而没有能赶上我的，楚国恐怕危险啦！”
讲完这一事情，吴起接着对魏武侯说：“在楚庄王感到担忧的地方，您却很喜悦，我私下感到不安。”魏武侯于是面露惭愧之色。
君主和臣下都是所谓“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语)的人物，客观上总有一个才能的高下比较。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说来，或者是君主的才能高些，或者是臣下的才能高些。在君主才能高于臣下才能的时候，魏武侯一类君主感到非常得意，而楚庄王一类君主却感到非常忧虑，这两种不同的心境反映着两类君主不同的认识观。
在魏武侯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衬托出了自己才智的高超，正好表明了君主所以成为君主的理所当然性。这种情况不仅满足了他自矜自尊的心理需要，而且使他免除了对臣下恃才谋篡的担忧，因而他感到庆幸。但在楚庄王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表明了自己身边人才的缺乏，表明了国家的空虚，这种情况满足不了他称霸天下的客观需要，甚至还可能危及自己国家的生存，因而他感到焦虑不安。两种相反的认识看来都有各自得以成立的理由。
魏武侯和楚庄王都是一国之君，把君主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君主这一社会角色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他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高明的君主总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毫不转移地投放于国家事业上，国家事业的长足发展才是他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从这一角度来审查，魏武侯的认识观背离了君主的角色要求，他追求的仅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心理需要；而楚庄王的认识观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正是在这里，才见了两位君主才智的高下，而这种高下也已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事实上，君主和臣下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社会对他们双方有着不同的要求。君主所应有的才能，主要不在于对具体事情的谋划，而在于调动和裁定群臣的谋划。一个君主，如果他拥有才能出众的臣下，并且善于驾驭臣下，他所追求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机。
魏武侯在具体事情的谋划上也许真的比群臣高明些，但他仅仅看到了个人才智高明的一面，却未看到手下人才缺乏的一面，表现了一位君主个人注意力的偏差，吴起以楚王的事情相提醒，他转喜为愧，表明了他尚未失掉知错而悔的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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