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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南方，眼睛有马来人种特有的那种明亮。很多女人喜欢过我，但我让她们彻底失望了，因为她们不曾使我激动。我固执地钟情于一类捉摸不透的女孩，我让真正的好女人痛彻肺腑。虽然我的一见钟情基本上都不可能有结局，甚至大部分连回应都没有。但我仍旧一意孤行。我年轻时是一匹优雅的猞猁，在热带丛林的迷宫里盲目自信地闯荡。岁月渐渐地磨蚀了我的毛皮。我终于老了。从某一天起，我再也见不到女人对我雀跃地笑了。我以前想不到，男人也会老去。曾经很有光彩的马来人的眼睛被皱纹挤压住了，饱满的双颊暗晦了。我日益像个小老头儿。挺拔的身躯开始佝偻。但我不后悔，因为我从没有一次在命运的门前强迫自己屈服过。我始终把热爱投在自己倾心的事物上。就让我一个人走吧，拖着影子，我的终生伴侣可以是这寂寞。
我忘不了那个毛毛细雨的夏夜，在海口一个装饰着彩灯的露天茶座，小慧向我提到了叶芝的诗句。当你老了，头发灰白，满脸睡意。提到这句诗时，她看着我。那天她穿着白色的棉质短裤，双腿在街灯的照耀下丰腴洁白。听到这句诗时，不知当时我脸上呈现出了什么样的表情。我耳边只是响着刚才落座时小慧欣喜的喊声：到这边来，这边有彩灯。我悲哀地察觉到距离的存在——青春只离我咫尺，它就不再属于我了。我茫然地抬起头来，目光越过她头顶的凉篷，盯住了街上湿淋淋的树木。我不能不承认，有一些东西，我现在很难有力量再去逾越了，比如，一段宽阔的海面，一条陡峭的山路。我不可能再像猞猁似地腾跃其间了。在茫无头绪的时尚变幻中，我浪费了太多的年华。眼睛开始混沌了，彻底丧失了猞猁的锐利，接着是四肢与指爪……这些年来，我的床头放着一只古老的马蹄表。那是我在海口无聊的夜晚闲逛时，在人民桥的地摊上搜寻到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物，红色铁壳的马蹄表。略有锈迹，但功能依旧。它每天监视着我的起居，提醒我，时间也是有声音、有形状的，就像马蹄那样残忍。它每时每刻践踏着我的躯体，我的头马上就要白了。
我在衰朽。这衰朽来自我的家世。前世注定，我偏巧就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家族。祖上的辉煌，仿佛画在灰尘上的指印了无踪迹。留下来给我的，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弥漫了全家的伤感气息。在我家里，有比我的马蹄表更古老的纪念物——几本收藏了好几十年的相册。漆皮封面上有凸凹的花纹，散发着樟脑味儿。发黄的照片上，我的堂兄堂姐们坐在老式福特汽车的引擎盖上。他们在车上嬉戏，顽童的脸上满是灿烂阳光。对他们的运气，我一度非常眼红。六十年代寂寞幽闭的小学时代，放学后家中无人，我老是翻出相册来，嗅嗅它们的霉味儿，摸摸那凸凹不平的封面，记住照片上每个人的姿势和表情。我把自己想象成那里面的一个角色。
那时的阳光中没有如此之多的烟雾与灰尘。我的父亲，有一张在台湾旅游时照的照片。照片上，山地的火成岩的背后，是亚热带空旷无际的蓝天。在这个背景之下，我的父亲，留着当时的时尚所偏好的瓦块式分头，身着白衬衣、背带裤，在一丛剑兰后面双手卡腰，留下了平生最豪放的笑容。亚热带的风从太平洋海面上浩荡而来，掠过他年轻而优雅的额头，将头发向后掠起。1948年的夏天，战火距离古都还很远。作为大学生暑期旅行团的一员，他就以这样的姿势，在登山的途中仰天大笑。每次我在凝视这照片时，都禁不住热血涌动。因为这种英雄式的笑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溃散无踪了。
我在海滩上凝视海水的时候，总觉得脚下的这个岛并不是一块陆地，而是个漂浮的筏子。我生活于此的这个岛屿，是没有根基的，不过是个脱离了母体、自生自灭的小兽。太平洋蔚蓝的海水将我团团围住。我可以活动的范围实在太小了，小得令人绝望。我日复一日，被同样温度的阳光炙烤着。今天只是在重复着昨天。
坐在秀英海滩的露天座位上，空旷的海滨浴场使我仿佛置身异域，孤单得无法排遣。沙滩从很远的地方蜿蜒而来。只有很少几个游人在海边嬉戏。海风不停地灌进我的耳朵，雷鸣般地震响。不可能再听到其他声音。这时候，我突然非常想跟一个什么人说话。我想象在辽阔海水的那一边，那个极为广大的世界，会有那么一个人，他愿意倾听，并能够解答我的疑问。我想马上就与他联系，同他说话。然而我知道，这些，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虚无缥缈。我所期盼的那个人，他现在不在这世界上。
父亲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已经死去了多年。三十多年前红卫兵冲进我的家，抄走了所有的书信、像片、古旧书、玩偶和歌剧唱片，还有一台美国产的电子管收音机。巨大的愚蠢从天而降。收音机成了最大的嫌疑物，被怀疑为从事特工活动的电台。一伙本来并不愚蠢的年轻人把它拆了个七零八落。他们当然一无所获，但他们心存的恶意并未因此减弱。他们将父亲关进审查室，威胁说要把他关到死。从那时候起，我的父亲就死了。虽然他当时挺了过来，并未自杀，一直到现在还好好地活着，退休后专注于养生之道，仍然受人尊重。但是一个充满人性、可以带来无限意趣的父亲，从那一时刻起，就等于死了。
从审查室被释放出来后，父亲谨小慎微地活了下来，直到现在。走出黑牢之后，他不再对民间玩偶和歌剧感兴趣了，活得像个植物人。后来，再也没有对我讲起他喜欢的歌剧《货郎与小姐》了。1962年春，他曾为这出侥幸获准公演的歌剧兴奋了四、五天，我印象里一直有他那几天谈论起歌剧时眉飞色舞的样子。造反者——这些人今天已然六十开外，大多变得道貌岸然——他们扼杀了一个鲜活的灵魂。从此父亲沉默寡言。即使严厉时期过去以后，他也没再复苏过来。
当时，父亲只用一个行动表现了他的反抗。1970年，他买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早上蹲在厕所里听半小时英国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那些奇异腔调的中国话，从厕所门里若隐若现地传出，伴随了我整个少年时代的早饭时间。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其他任何违禁行为。
我们的成长在突然间被打断了。所有以鲜花、湖水、荡桨和白衣蓝裤为象征的优雅，通通都被扼杀掉了。他们杀死了父亲。使我变成孤儿。他们是没有根基的粗鄙的狂人，根本配不上谈什么血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指令让他们干的，大多数丧心病狂的手段是出于天性。我当年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亲眼见过。他们乐于毁灭美好的事物，对那毁灭的过程怀有狂热的爱好。就这样，把我的少年时代砸了个粉碎。到今天为止，多少年来，几乎没有人痛惜过。被粉碎的东西后来再没有恢复。就像我父亲的灵魂一样，死了。再恢复起来的都是赝品，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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