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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队长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和前队长老王比起来，根基还不厚，不敢贸然整肃王的死党，因此要找个软的来捏捏，杀鸡给猴看。他抓住的，是队里唯一的一个“富农”。这富农姓于，岁数不到50，应该算中年，但生活的厄运搞得他满脸沧桑，我们只知他叫老于头。农村的所谓富农，不过是在土改前比较下力干活儿的农民，辛辛苦苦攒钱买了两垧地（一垧折合10亩），雇两个扛长活的（长工），一块儿当牛做马的干。夏天日长，给长工吃粘干粮（因为禁饿），自己舍不得，光吃玉米饼子。一辈子手没离过锹把子、锄把子，放到现在，就是勤俭持家的劳模。但是一旦评上了富农，就成了三孙子，人人皆可侮辱。
刘队长下令，将老于头拘禁在队部，交代问题，不交代清楚不让回家。又特地指派我们几个男生当狱卒，交待说，适当的可以刑讯逼供。那年头无法无天，一个小生产队长就敢行使公安才具备的权力，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得令，觉得很刺激，拿着宽皮带充当刑具，就去执行公务了。
老于头哪里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让他说说怎么种庄稼还差不多。我们看主流意识的小说和电影看多了，认定了富农都藏着一本“变天账”，都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内应，怀里都揣着毒药匕首，一心要豁出老婆女儿给干部施“美人计”。于是就照着这个思路开干，抄了老于头的家，凡是纸张书本都搜罗了过来。
审讯开始，牛头不对马嘴。老于头天生是个老实人，老实得有点木讷。天冷，他淌着鼻涕，问他一句，他卑微地一点头。问他三代，他都能说清楚，问他变天账，他答不上来。问他想不想老蒋，他沉默。
我们吆五喝六，老于头就是不说什么。
审了一天，没结果。晚上我和小迷糊值班，在队部看守他。夜长无眠，我俩就接着消遣老于头。小迷糊在学校文革中是活跃人物。跟对立派斗，冷不丁出狠手，一皮带能打得对方晕头转向。他的酷，给我印象很深。1967年末武斗彻底结束，审讯校长的事也早就停止了，我们已经金盆洗手了好长时间，这回有了个行使拷问权的机会，俩人都很兴奋。小迷糊语言尖刻，拿出一套审讯逻辑，几句话，就把老于头逼到了死角，给我的印象是，变天账，有，但打死我也不说。
老于头的态度激怒了我，我一把夺过小迷糊手上的军用宽皮带，喝问：“说不说？”
老于头沉默。
“不说？”我突然涌起了嗜血的冲动，武斗时虐待“战俘”的快感在瞬间重返体内。
说时迟，那时快，我猛然抡圆了皮带，照老于的鱼尾纹老脸就是一下子。
老于短暂而尖锐地呻吟了一声，两手捂住眼睛，痛苦而压抑地蹲了下去。
小迷糊对我的爆发很感意外，他走过去，喝令老于站起来，手放下。他看了看老于的伤势，说：“妈的，自个儿去洗洗！”
伤处被打了一个凹坑，血从老于左眼的眉骨处汩汩地流出来。老人走到水缸边，手颤颤地舀了凉水，洗了。小迷糊撕了一张审讯记录纸，给了老于：“把伤口摁上！”
老于按住伤口，又站直，不敢乱动。
小迷糊说：“你蹲那儿反省吧！”回头跟我说：“走，到院子里抽棵烟。”
出了审讯室，小迷糊说：“怎么下这么狠的手？”
“老东西，顽固！”
“这不像在学校，你还是小心点儿。我刚才看，打得再往下一点，老于的眼睛就够呛。”
我想想，也后怕，就说：“算了，不打了。”
回到室内，我们对老于说：“你睡吧，可别想跑，想跑打死你！”
老于哈了哈腰，有很感激的意思，动作不灵便地爬上了只有一张破席子的凉炕，狗那样蜷缩着，睡了。
这件事情，梗塞在我心里30多年，今天是第一次说出来。我的父母、我的亲朋好友，都不会想到我年轻时曾有过这样的劣迹。在下乡几年后，我陆陆续续读了一些文学名著，人文主义的泉水渐渐流淌到我的心田，我终于悟到，那天晚上打老于头，是我一生中不可原谅的一个耻辱。从此，它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多少年了，我不敢当着素来敬重我的朋友们说出这件事，更不敢向那些把我当人生老师的年轻人说起它。
如今我已是老于头当年的那个岁数了，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一个16岁少年这样野蛮地对待我，这样践踏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那我肯定是无法忍受。其结果，不是这个小兔崽子毁灭，就是我毁灭。
但是老于头却是默默地忍受了，在那个年代，他没有抗议的权利。第二天上午，他的儿子、回乡知青于幼军来给他送饭。猛地看见老父亲左眼上的淤青和伤痕，小于内心显然是极度震惊。他悄悄扫了我和小迷糊一眼，跨上一步，想细看伤口。
老于头在儿子面前还是有威严的，只低低说了一句：“把饭撂那儿，回家去吧！”
于幼军完全明白了，喊了一声：“爹！”
老于头又喝道：“回去！”
于幼军眼睛里泪花直转，但又不敢让它流出来，怕我们说他为富农老爹叫屈，只得忍着，说了一句：“爹，你趁热吃啊。”说罢，一扭头跑了。
于幼军曾经是吉林市一中的学生，比我们大。1965年初，念到高二就辍学回家劳动了。在生产队里，算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他送饭走后，我把从他家抄来的书籍拿出来看。他家的书，都是些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些高中课本和农业技术书，一本历书，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我拿起一本过去的高中课本慢慢地翻着，忽然书里掉出来一张纸，落在了地上。
是变天账？
我赶忙捡起来看，原来是用钢笔写的一首新诗。我只看了那么一眼，不料一下就进入了那诗的境界，内心骤然起了大震动。30多年过去了，我依稀还记得那首诗的内容。
美丽的松花江啊，你静静地流，
浓浓的晨雾为江城披上了锦绣，
我在你身边徘徊，不愿意离去，
明天，我就要告别你，何时回首？
松花江啊，你静静地流吧，
你把我最美的青春岁月带走，
琅琅的书声，灿烂的笑容，
在你身边我度过了学校的春秋。
再见了，美丽的松花江，
山里的儿子走了，谁也没法挽留，
我会永远记住你夏天的早晨，
记住你给予我的无限温柔……
诗倒不是什么绝唱，字句还欠斟酌，但充满了少年人的真挚。我内心一根最柔软的弦，忽然就被触动了。我知道，像于幼军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就是念完了高三也没什么用，大学的门不会为他敞开，他终究是要回到这山沟里来，当一辈子老农民的。我当年已经是个初级的文学爱好者，把从学校图书馆窃来的书读了个七七八八。这首诗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明白。一个少年，就要永远离开城市与校园了，那种绝望与留恋，自然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逻辑，能写出这样纯洁的诗的人，不可能是个恶人；能培养出这样的儿子的老爹，同样也不可能是恶人。
我看看木然地蹲在墙角反省的老于头，忽然起了怜悯心，觉得自己昨晚打的这一皮带，实在没有必要。想到这儿，就对他说：“你起来，坐在炕上吧。”
老于头抬头望望我，不相信地迟疑着。
我又说了一遍，他才颤微微地爬上了炕，继而又把头深深低下。
我抡了老于头一皮带的事，很快在屯子里传开。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实际是有违乡俗的。乡亲之间，如果不是搞破鞋、当王八的问题，一般不会下这样的毒手。骂，可以；鄙视，可以；但打不可以。打人，这是我们知青来了以后才有的背谬的事情。农民们心里感到震恐，知道刘队长这少壮派可不是个猪头，这回动用了小盖世太保，用铜头皮带说话，那就不是闹着玩的。
刘队长知道了我打人的事情，也没说什么。他知道，震慑作用已经起到了。于是把老于头又关了两天，他发了话，就放了。
这个风波就这么过去了，像水洒进了旱地里，无影无踪了。后来老于头在队里负责看仓库，干活的时候经常能遇到他。每次见到我，他都是很客气地打个招呼，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这多少减少了我一些负疚感。只是，我从来不敢去看他眉毛上那个很深的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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