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李裁缝家住，却是在刘队长家开伙。四个女生，轮流做饭，当然也给她们算工分，然后内部调剂。男生则是坐享其成，饭来张口。东北这地方大男子主义严重，因此没有谁觉得这不对劲儿。
　　冬季是农闲，吃多了浪费，农民只吃两顿饭。我们入乡随俗，晌午饭九点多钟吃，晚饭下午四点多钟吃。第一天吃罢早饭，我们就摩拳擦掌，要干活儿。刘队长笑笑：“这么老远来，歇两天再说吧。”
　　“也不累，歇什么呀！”我们那时候大傻帽儿一个，非要抢着给自己戴上笼套。
　　“好吧！”刘队长磕磕烟袋锅。“男的刨粪，女的去搓麻绳，都抻悠着干，先锻炼锻炼。”
　　从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我都没把这笼套解下来，只不过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叫法，有时侯叫做“炼红心”，有时侯叫做“做贡献”，有时侯叫做“谋生”，有时侯叫做“在岗”，反正就是稀里糊涂的卖命。
　　我们是在一个非常悠闲的时期切入了农村生活，所以没有感觉劳动这一关给了我们什么下马威。刨粪实际上就是刨冻土。夏季里从猪圈和厕所起出来的农家肥，要掺很多土，堆成一堆发酵，到冬天冻得梆梆硬，得用丁字镐一点点刨下来，用车拉到地里去，准备春天时候用。
　　第一天干活儿，很新鲜。两人一把镐，刨三十多下就换人。干两个钟头之后，还要歇20分钟。歇气的时候，可以回家暖和暖和。
　　歇完气，宫本达到了场地，认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用的镐了，就高声问：“哪个是我的镐？”
　　小迷糊就吃吃地笑：“哪个是你的搞？哈哈，你的搞，你什么时候的搞？”
　　众人会意，都哈哈地乐。原来那个年代，“搞”这个词，在民间有色情意义，跟“做爱”有点儿接近，比如“乱搞男女关系”、“搞破鞋（婚外恋）”等等。
　　小迷糊一点破，几个男生就此伏彼起地喊：“这个是我的搞！”“那个我的搞！”潜意识里，暗指在队部搓麻绳的那几个美眉。说着说着，索性就点开名了：“吴美霞，是不是宫本达的搞？”“刘燕君，最好让小迷糊的搞！”长这么大，第一次说黄段子，我们几条臭鱼真是内心酣畅，笑了个人仰马翻。
　　宫本达从组户开始，就暗恋上了女虾的头儿吴美霞，此时仿佛心事被点破，脸顿时涨红，朝小迷糊喝了一声：“操，你他妈有点儿正经的！”
　　小迷糊不买账，仍是嘻皮笑脸：“你急什么眼，吴美霞不是你的搞，那又是谁的搞？”
　　一天的劳动，在嘻嘻哈哈中，时间混的挺快，很快就结束了。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苦，只觉得成人的生活其乐无穷。
　　我们户的这几个女伴侣，在队部搓麻也搓的挺自在，她们跟农民天然就亲近。对她们，倒是应该费笔墨说一说了。
　　这几个女生，原先在班里并不十分出众，成绩平平，气质一般。那吴美霞还是我的集邮伙伴之一，课间有时候互相展示一下藏品。吴初解风情算是比较早的，有时候在看我的集邮册时，会把手不经意地搭在我肩膀上一小会儿。这举动在那时，虽无人非议，但已属大胆。我那时，暗恋的却是长影一个导演的女儿，根本没把吴在眼里。
　　三年折腾当中，我们和这几个美眉不是一个组织的，三年里也没见上几面，不知道她们在干些什么。折腾开始后，我成了灰色出身的人，降了等级了，吴却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再见面时，她眼睛立刻朝天。从组户那天起，就没拿正眼瞧过我。
　　这是我最早经历的世态炎凉，想想大革命前课间互换邮票的情景，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吴的变脸，使我的集体户生活从一开始就比较压抑。
　　吴是我们户的两名户长之一，她统辖的三名女兵跟她的出身一样，此刻也都意气飞扬。其中的郝桂珍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家在郊区，貌丑，人也笨，在小学里是灰色人物。哪曾想她的一个远房哥哥是省实验总务科的头儿，所以居然也考上了省实验。那时候的人淳朴，这样不公平的事，也没人想到里面会有什么猫腻。到了省实验，我们又是一个班，我多少内心有点儿鄙视她，根本就没把她当做同学。而她在班里，也是夹着尾巴做人的。现在，这郝桂珍牛了，“红五类”，农活儿又好，从前的萎靡之态一扫而空。
　　那一天，我们早上干活回来，在刘队长家里等着吃饭。郝桂珍轮值，端了一盖帘的粘豆包从里屋去外屋（厨房）下锅。她用脚尖扒开门，不小心掉了几个豆包在地上。郝桂珍一气，骂了一句：“他妈了个腿儿的！”
　　无论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开始的三年间，我们从未听到过女生骂粗口，那怕是那些很骄横的军干子弟。此时忽闻国骂，坐在炕沿上闲聊的男生们都面面相觑。
　　郝桂珍终于用脚扒开了门，进了厨房。门一关，小迷糊就嘀咕了一句：“他妈了个腿儿的！”
　　众人一阵轰笑。宫本达摇头叹道：“现在这女生，唉……”
　　女生们住在刘队长家，自然就成了刘的拥护者。她们的立场，又传染给了我们，集体户自然成了刘的一股力量。此时的刘队长，立足未稳，只是个代理队长，前队长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刘看到了这个危机，已经有所筹划。当时正逢有个小运动，可能是叫“清理阶级队伍”吧，他便果断出手，把我们派上了用场。因此我们刚一来到广阔田地，就给刘充当了一回马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