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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走得这么仓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我今天要是不说出来，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我说出来，少壮派学者又要说我是在粉饰那个时代。那么，粉饰不粉饰的我不管了，我就照直写，反正那个时候决不可能是人人都青面獠牙。
大折腾一闹就是三年，我们什么都没学着，却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各种战争，有高音喇叭战、标语战、口水战（街头大辩论）、冷兵器集团作战和常规巷战。机灵一点儿的同学，摆弄小口径步枪、左轮枪、三八大盖，那是不成问题的。硝烟散去，到1968年11月份，陆续就有高中同学下乡了，当时是个潮流，很新鲜，傻冒儿的高中同学并不以为苦。记得12月初有个家伙回来，我们还虔诚地听他胡吹了一通。他说，农活儿倒也不重，冬天就是刨粪堆。只是铁镐太重，举起来的时候要用膝盖顶一下借力，因此棉裤不免有点儿费，几天就磨出个大窟窿。除了这个困惑之外，农村平淡无奇，似乎跟城里没两样。这家伙的胡说八道大大误导了我，以至于农村的残酷一旦呈现在面前时，我思想准备不足，刹那间天塌地陷，感觉上跟流放西伯利亚没两样。
高年纪同学陆续在走，11月底我们还去街头欢送过。卡车一车一车地把时代的废物拉出城去，小雪飘飘，送垃圾的车队还真有点儿壮士出塞的悲壮感。车上的大龄同学，都跟要送信去给加西亚似的，神情上一派老成持重。
但我们校一年级迟迟就是没动员。后来，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了，让人欣喜若狂——原来我们被上帝选中了。也许是省里某个当权者脑袋转了筋，认为革命固然不错，但也不能要文盲啊，中学还要办。在11月升入中学的那批小学生，都是就近来上学的，根本没经过考试。他们那一批，正是当代最著名的大作家王安忆当年上中学的那个年级，就更是废物了，一、二、三、四可能都写不下来。省里那个昏了头的家伙一想，干脆，把全省最好的两所学校的初一年级都留下，继续学习，建立一个革命教育的小特区。革命，总得会写一、二、三、四呀。
我们这一批，那都是真货，基本都是1965年实打实的考上来的。全省就两个金牌中学，师大附中和省实验，我们就是省实验。两校每年招生也就二百五十人，这二百五，都是清华、北大的后备军。当年高中的有志青年们，都是立下毒誓的：“报志愿，二类学校（文科）决不考虑，头拱地，也要报理科”。要不是发生了大折腾，就我们省每年二百五、二百五地向清华北大输送，将来还不知能出多少爱因斯坦呢。
因此决定把这两所学校的初一学生留下来吃小灶，现在看，还算是比较人性化的考虑。
到了12月25日晚，大喇叭一响，男高音的播音员撒开正义的嗓子一吼：“到农村去，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就完了。走吧！省里那家伙头脑立时也清醒了，估计为了把我们这两校的二百五爱因斯坦苗子在1969年1月份给踹到农村去，教育系统可能忙了个屁滚尿流，不然那些白手套工宣队能连元旦都不过？他们冰天雪地里四处跑，就为找个处置我们这些残次品的好地方。
我们梦醒了，好地方也不多了。工宣队虽然可恶，但毕竟是城里人，谁没个孩子？将心比心，他们一门儿心思给我们找富裕地方。要说这工人还是不行，要是真有人性，就应该给我们找近的地方才对。一个孩子，最需要什么？家呀。那时候又不是市场经济，富不富的有什么用？还真想让我们在农村扛一辈子大活不成？工宣队跑到延边，找着富地方了，回来挺得意，见了我们，还含蓄地表表功。老宫宫本达抢先握住了工宣传队的手：“师傅，你真是……够意思。”大伙一拥而上，像新人类见着了刘德华。师傅挺受用，说：“地方不错！那延边，各大队都满满的，接收不了啦，差一点儿就呲了。我跟公社说，说什么也得安排，安排不了也得安排。你们哪，到那儿就好好干吧。”
还能说什么呢？到了日子，就上征途吧。爱因斯坦的后备军没当成，上山下乡倒落了个尾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却是在1969年初才下的乡。
1969年19点28分的长春，火车站，一列普通客车。东甸子集体户几个男臭鱼占住了窗口的几个座位，在吐烟圈。我们那时候，不是成批地下，而是零星处置，各车厢好象都有一些，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通通是往延边去的，工宣对负责把我们领到地方。
这一夜，是我们的成人仪式。李名儒拿来一包烟，“迎春”的，中档烟，四毛钱一盒，那时候都不带嘴儿。李名儒是小市民出身，五行八作的都熟，估计是偷家里的钱买的。我们分而吸之，尝到了初为成人的快感。那时候，都盼望成人啊，成人了，就能干坏事儿了，抽烟是一种，说粗话是一种，泡妞是一种。那时候我们那儿泡妞的术语是“挂码子”，后来才知道，台湾也这么说，真是人性相通，海峡隔不住啊。
老了，真的就不行了，记忆力也跟劣质奶粉一样，捞不出东西来了。那一晚，记得好像没谁的家长来，或者来了很快就走了？女虾们好像家长也没来，记忆中没有哭哭啼啼的场面。人们只是关注，这路上得坐多长时间？老宫说：“妈的，这一宿硬板座，屁股还不得硌两瓣？睡觉也睡不好，弟兄们，熬吧。”
那时候，是原始社会，开车好像没什么准点儿，估计是加的慢车。我们就这么坐着，拉开车窗，喷云吐雾，初试罪恶。冷不防，薛家骏拉了我一把：“呶，你爸！”
我连忙藏了烟，起身，看见了父亲。是的，我看见了父亲。30多年了，我忘不了啊！
我说：“不是说好不用送吗？”
父亲显然是看见了我抽烟，他脸色很阴郁，但什么也没说，就那么在车窗外看着。同学们全不好意思了，纷纷掐烟。
很久，父亲才说：“你妈让我来看看。”
我不懂事啊，我不知道这一晚，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什么。16岁，父亲送我远行，我连一句有意义的话也没说。记得只说了一句：“没事儿，你回去吧。”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看了一会儿，就说：“那我走了。”走到地下道口，又回头往这边看了看。
1969年1月17日奇寒的夜晚，42岁的父亲送我远行。我们父子俩，一共说了三句话。35年过去了，我今年都52岁了，可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那一夜，真是冷啊！
火车终于开了，城市的灯光疏疏落落地远去。吉林大地上的苍莽夜色，黑得就像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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