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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初中毕业那年暑假，伟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在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电影的内容已经忘了，但名字却异常清晰——《给咖啡加点糖》。
“你喜欢喝咖啡吗？咖啡本身是苦涩的，加点糖味道就会好一点，但是加了糖的咖啡就失去了咖啡本身的味道。”
“你喜欢喝加糖的咖啡吗？或者说，你是喜欢咖啡还是喜欢糖？”
电影散场之后，伟和好朋友坐在电影院前的台阶上，喝着带有浓郁糖精味儿的汽水，十四岁的伟拍着胸脯说：“长大后，我要离开这里，去南方，我会出人头地，衣锦还乡。”
懂事
听说，远古的时候，天就是地，地就是天，它们浑然一体，彼此依赖，相互存在，如同一对相依为命的恋人。它们用自己的灵魂孕育了一个孩子，他诞生在天地执着的真情当中，饱吸着万物的灵性。“他的降临注定一段传奇的开始。”天与地激动地期待着。
这个孩子名叫“盘古”，他在父母用身体购架的襁褓中迅速地成长，在一个长长久久的美梦之后，醒过来的他忽然想要站起来走一走。
“我们的孩子会走路了。”天激动地说。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吸收了万物精华的盘古，体格异常的庞大，他的站立，他的一个深深的懒腰，把本来紧紧相偎的天与地，拉开了。
天与地惊异地看着这一切，他们的孩子一举手，一投足，都在一点一点拉开他们的距离，他们的孩子一点一点地成长，他们紧紧相扣的双手便一点一点的松开。庆祝他们爱情的开花结果的喜乐，同时也成了他们分离的悲歌。“难道，美好的事情真的不能持续吗？”地痛苦地说，他眼睁睁地看着天离自己越来越远，他们的孩子长得越大，他们之间的距离就越远。
天无语，因为她和地的距离实在太远了，话来不及听到就已经被风吹散了。天空掉下一滴眼泪，落在地上变成了海，海是天的影子，所以海有着和天空一样纯净清澈的颜色。
天与地约定，在海面上相会。
路子在大连港登上了去烟台的轮船。他买的是最便宜的散席。
海轮驶出港口之后，很快，天与地就融合了。除了随着海轮浅浅飞翔的海鸥高亢的叫声，海天之间，再无一丝杂物。一律的蓝，深蓝、浅蓝、蔚蓝、明蓝，各种色泽，各种姿态，却都是孤独。
“出海打鱼的渔夫，当他们小小渔船在海面上漂泊的时候，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啊！他忍受海的孤独，海的冷漠，海的单一，海的坏脾气，他靠海养活自己，而海却是他的葬身之地。”靠在甲板栏杆上的路子，穿着一件灰色的皱巴巴的夹克，海风吹动着他蓬松脏乱的头发，让他看起来愈加的狼狈不堪。他凝神地望着远处，一动不动。
摸出一瓶啤酒，一仰头，黄色的液体咕噜咕噜进入口腔，沉入腹底，甚至没有吞咽的动作。然后，他从身上摸出了纸和笔，以飞快的速度在纸上写着。他把纸条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叠成细细长长的样子，塞进酒瓶，封严实。
路子的胳膊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酒瓶被投入轮船卷起的白色浪花中，路子的嘴唇向上微微一扬，他的脸上终于看到了一丝笑意。
你搭过积木吗？四块长方形的木条，两块平放在最下面，这是地基；两块竖着立两边，这是墙壁，上头再放上一个大大的三角形，这是屋顶。
矿区的用电量随着煤的产量逐年上升，到了８０年代初，矿区从大局考虑，决定重新铺设高压电线，２２０万伏的。伟的家正好就在高压线下面。
搬家是势在必行的事，但爹每天除了上班就只会喝酒，骂人。他骂矿区怎么有那么多的煤，怎么要铺这么多的电线。他骂着骂着就开始打人，开始耍泼，开始胡闹，闹累了他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起来上班，下班后开始喝酒，骂人。
每个下雨的晚上，伟的每一根汗毛都会紧张得立起来，觉得雷公电婆要马上把自己带走了似的。搬家的事在爹日复一日的胡闹中拖了一年多，这件大事，最终让伟和哥哥包下来了，因为他们是男人，他们必须担起家里的重担。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决定自己动手盖一栋新房子。
他们幼小的时候，还没有积木这种鲜艳的玩具。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少年的时代，最有意思的一场游戏。
从烟台坐车到上海，从上海乘船到厦门，再从厦门坐车到了广州。辗转多次，票买的是最便宜的，吃的也是最简单的，但路子还是身无分文了。各地都有路子的朋友，不过路子再也没找过任何一个人，他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落魄的样子，他不回开口向任何一个人借一分钱。
路子的计划是要去海南，自己在北方呆了２０年，在中国最北面的省呆了两年，也应该到最南边的省份去看一看。他这样想。
不过，哥哥劝阻了他：“广州的机会多，年轻的时候到广州来发展吧。”
火车于１９９２年３月６日早上停靠在了广州的站台上。刚下火车的农民工正迫不及待地涌向出站口，和这些手中大包小包的人相比，路子的身影显得过于单薄，过于寂静。
他的个子不高，远远地落在人群的后面，犹如风中倔强的芦苇枝，步履牵强附会，漫不经心。他唯一的行李是一只干瘪的帆布包，看起来就像发育不良的水蜜桃。可就是这样一个包，竟然在出站口的瞬间消失了。
“好，什么都没有了。”路子心里这样嘟囔了一声，然后，他回转身，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火车站，两个孔武有力的大字刺人眼痛——广州。
这是十一年前的一个春天。
厦门开往广州的火车到站时，他过去的21年划上了句点。在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里，一切重新开始。
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是怎样把房子盖起来的？
首先是设计，两个孩子耳朵上别着铅笔，在一张大大的白纸上认真地起草设计图。房子当然要坐北朝南，方方正正。东边是爹娘的房间，西边是三个姐姐的房间，厨房在正对门的位置，厨房后面的小房间是两个建筑师的。
广州给路子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广州的冷漠、灰色、阴暗让路子一开始就对这里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感。人总是那么多，行色匆匆，面无表情，；车总是那么多，尾气浓烈，掩人口鼻。问路时的回答永远是“我母鸡啊”。一开始，路子奇怪，难道是广州人喜欢吃母鸡吗？后来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就忍不住想象，要是满街的人都变成了母鸡，会是怎样一幅壮观的景象。
而让路子无法忍受的事，广州人，尤其是男人，喜欢在脖子上围一圈拇指粗的金灿灿的链子；喜欢在手指上带一枚比印章还大的刻着“福”字的戒指；喜欢在公共场合大声地说话；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忽地从鞋子里伸出没有穿袜子的脚，用手指在脚趾间使劲地抠着。
总之，没有一件让路子欣赏或者喜欢的事。但新的生活，没有一刻停息地，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设计图有了，下一步就破土动工吧。实际上还谈不上破土，确切地说，是用打桩机把地面砸巴结实。打桩机是自制的，分单人的和双人的两种。一段坚硬沉重的圆木，一端垂直绑上一根结实的木棍，当作把手，双手把出木棍，用力往地面砸，这是单人的。同样一段坚硬沉重的圆木，一端绑上两条结实的绳索，两个人同时拉着绳索往上扬，圆木高高地抛出后重重地落在地面上，这是双人的。
所谓“万丈高楼拔地起”。打地基是千万马虎不得的，两个十来岁孩子清楚这个道理。但孩子的力气毕竟是有限的，要把地面砸得结实到可以承受一栋房子的程度，得花上好多气力。整整几个月，每天放学后，伟就和哥哥就挽起衣袖，抡起打桩机，看着坚硬的木头在轻轻的吆喝声中，高高地抛出，然后结结实实地落在地面上，身体随之感觉到一点地面微微的振动。
当年，吉林市保险公司为了让路子回心转意，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路子的好友、领导一一对路子进行游说，最后还搬出了他的亲人，公司的职位为路子保留了整整一年。路子没有回去。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把路子从县保险公司带到市保险公司的那位领导，已经坐上了省保险公司的第一把交椅。如果路子留在了待遇丰厚的保险公司，按现在成功男士的标准来衡量，他是绰绰有余了。
路子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业与“保险”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待遇是不可能和保险相提并论，不夸张地说，路子现在的收入比十多年在保险公司时还不如，要是再算上物价上涨等因素，那就要用光年的距离来形容了。
“值得吗？”路子很多保险学校的同学至今监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们中很多人如今都已经拥有了百万身家。他们时常在聚会的时候提起路子当年的不辞而别，每个人都摇着头，说不值得啊，太可惜了。
“值得吗？”路子自己也在问自己。
十多年来，路子再没有离开过广州。
这十多年，路子经历了太多事。有些苦，有些酸，有些甜，有些不堪回首，有些累。
可,经历又算得上什么？
地基打结实后，就要开始砌房子了。砌房子不可能不花钱，爹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但要钱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伟和哥哥给邻家的司机大哥说了两箩筐好话，司机大哥终于哈哈笑着答应下来：“你们俩兄弟，真本事啊，这么点年纪要自己盖房子，不容易，不容易。好，这忙我帮定了。”司机大哥没磨叽，开着他的东风大卡车拉着兄弟俩一趟一趟地去河边拉沙子、拉石头，去砖场拉砖、拉水泥。
大卡车只能停在大马路上，从马路到工地，还有一段田间小道。这一段路，要靠人力搬。伟和哥哥，三个姐姐，还有伟的同学、哥哥的同学，三个姐姐的同学们，一大帮子小孩，像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地搬。一个人抱三五块砖，两个人抬一包水泥，三个人用独轮小车拉石头，拉沙子……终于，沙子拉来了，石头拉来了，水泥拉来了，砖也拉来了。
路子和哥哥发觉嘴巴的用处很大，不仅可以用来吃饭，还可以用来省钱。不过，两兄弟商量商量还是决定从不多的建房基金中抽出一点钱来，给司机大哥买了一条最便宜的烟，请所有来帮了忙的同学吃了一顿饭。
路子不是喜欢拖三拉四的人，虽然工作热情在体内一点一点的流失，但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的。工作时候的路子像一台机器，没有情感，一贯的严肃表情，一贯的简短话语，甚至连喝水，上厕所的次数、时间都相差无几。这一点，灵是清楚的，两年多的观察，让她几乎可以从他的一个轻微的动作判断出他会说什么，做什么，继而作出相应的反应。工作中，两个人绝对是最默契的。但工作以外的路子，却是灵陌生的，虽然他多数时候谈笑风生，他风趣幽默，偶尔沉默寡言，但她读不准路子任何一个表情的含义。
下班时间又到了，路子通常在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对当天的工作进行简单的归纳，然后考虑一下第二天主要的安排。这件事本来应该由助手来完成，不过这是路子多年来的工作习惯。这段时间，或长或短，路子喜欢一个人独处，灵一般会自觉的按时下班，除非加班等客观因素。
今天晚上，部门安排了饭局，在广州最高档的海鲜楼宴请社领导。在获悉了今年不合理的任务指标后，一连几天，部门同事明显人心涣散，无心工作，大家都把期盼寄托在了部门领导身上。其实，路子心里明白，社领导既然把营销业绩当成了跳板，于公于私都不能因为一顿饭、几句话而改变主意，而吃顿饭，重申部门在完成任务方面的难处，不过是他作为部门负责人，想要转移下属的不满情绪，而精心演出的一场戏。
菜上来了，酒斟满了，一起举杯欢迎社长赏光驾临，各自说一些吉祥话，然后一扬头，将杯中酒饮尽。一场戏就这样不露声色地拉开了序幕。
路子自然是担纲主演的，酒过一巡，路子挑明了主题——今年，部门任务量的上升，应该说是领导寄予了厚望，是对部门全体同事的信任，大家心里都非常感激，我们也会把这种感激化为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竭尽所能，但是也希望领导能够体谅部门的难处，适当地减轻任务量。担子是应该有的，但不要一下子加得太多，这样会给大家心理压力，不利用工作的开展。
路子的一番话迎来了除社长以外的在座所有人赞许的目光，包括莉。这种眼神路子太熟悉了，虽然在部门的职位带了“副”字，但每逢棘手的场合，莉都会向自己投了充满希望的眼神，久而久之，路子也明白什么时候是应该躲在后面，什么时候应该自己出面。演戏也是一门学问，尤其是在工作上，要演得惟妙惟肖，还要滴水不漏。靠天赋，也得靠经验。但路子总觉得自己是个蹩脚的演员，否则他每次遇到这种场合，心里都会充满了强烈的失落感。
墙最下面半米高的距离用坚硬的石头垒砌，石头上面砌砖头，石头与石头之间，石头与砖之间，砖与砖之间是水泥。砌墙工程开始没多久，兄弟俩发现，砖和水泥的花费太大了。为了省钱，伟和哥哥决定自己拖墙坯。
墙坯其实就是土砖，比一般的砖大、厚，是它们的两三倍，早些时候建房子都用的这玩意儿。将收割完的稻子切成一边长，同粘土和在一起，放进坯模子里，捣鼓均匀，结实，表面磨平，然后放在太阳下面晒，每天翻一次个，一般需要一个星期才能让墙坯彻底干透，要是遇到下雨天，就得赶紧把墙坯垒到屋里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伟和哥哥在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开始有意地观察天象，看看有没有即将下雨的迹象，要是觉得不会下雨，就把墙坯一块一块地搬到院子里来。很多次，伟和哥哥的看法不同，每到这个时候，两人就猜拳决定搬与不搬，尽管伟猜拳总是赢，但事实上，他的判断失误了很多次，好几次，正在上课的时候，忽然窗外就飘起雨，伟便无心上课，满脑子里都是一院子的正正方方的墙坯，在雨水中浸湿，变软。不过，等墙砌完了，伟发现自己对天气判断的正确率越来越高了。
从酒楼走出来的时候，所有人的表情都是复杂的。社长的缄默，让大家心里毛毛的，没底。惟有路子感觉松了口气，像完成了一件大事。
如释重负的感觉很好，脚步也变得轻快许多。酒精在体内的缓缓流动，刺激着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一种亢奋情绪孕育而生，想说话、想大笑、想唱歌、想继续喝酒、想胡作非为。
路子拿出手机，拨通了阿勇的电话：“有空吗，哥们。喝酒去吧……对，‘金碧辉煌’，不见不散。”阿勇已经认识十来年了，是个难得的酒友，几乎无论什么时候发出邀请，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这位仁兄爱好广泛，能和路子上到国家大事，下到街头趣闻地海阔天空，酒兴上来了，还会哼着小调，手舞足蹈，优点是从不打听朋友的私生活，这是路子能坚持和他做朋友的原因。
就如同吃饭，去有情调的地方，就吃西餐；想去热闹的地方，就吃大排挡；要讲排场，去吃海鲜；要图新鲜，去吃烧烤；想口味重一点，就吃川菜；想味道清淡一点，就吃粤菜。路子和阿勇常去的酒吧只有三四家，每一家都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心态搭上关系。这一点，两个酒友之间有着绝对的默契。
今天周末，是放松的日子，适合去一些热闹的地方。“金碧辉煌”夜总会的装潢和名字一样的珠光宝气，耀眼夺目。在最热闹繁华的红灯区，以最富变幻的电脑霓虹灯吸引眼球，用最热辣的美女迎宾招揽生意，自然是宾客满座。这里有最艳丽的舞蹈，最动感的音乐，最风骚的小姐，最昂贵的酒水，这里是全广州最俗不可耐的地方，但是在路子的眼里，这种单纯热闹，纯粹俗气的地方正是他现在需要的。
酒照例是一人一打，330ML的喜力，味道中带着苦涩，那是路子最喜欢喝的啤酒。一边喝酒，一边跟着强劲的音乐摆动着身体，大声地说话，放肆地玩笑，很短的时间内，可以让情绪很颓废地融入这种单纯热闹的氛围中，忘掉自己的身份，没有顾虑，不用思考。
外墙砌好了，开始在房间里砌火墙、砌炕头。火墙、炕头是和厨房里的炉子连在一起的，中空的，利用物理上热传递的原理，在做饭烧炉子的时候，热空气就可以通过火墙和炕头传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北方人冬天御寒的好办法。
然后就该上房梁了，这是最大的工程，也是最隆重热闹的工程。所谓上大梁，其实只是一种象征，在主梁上完之后再选一根约两米的上好圆木，上面贴上中国传统的“八卦图”，再挂上亲朋好友送的一串古铜钱和装有五谷的彩包，代表着四方平安，招财进宝，五谷丰登。民间有这样一段顺口溜：“此树长在终南山，鲁班弟子将它搬，锛刨斧锯做成材，用在此地定平安。”
兄弟俩请来了矿里建筑队的师傅们，二三十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抬着一根几百斤重松木嘿哟嘿哟地上了屋顶，小心翼翼地砌下扁担，将房梁端端正正地放在整个房子之上，这样几百斤的松木需要两根，两个主梁之间用木板钉起来。这就是天花了。
按照北方的风俗，娘带着伟和哥哥向邻居的老人寻了一个吉日，邀请远近的亲朋好友到场随点彩礼，表示庆贺也讨个吉祥。预定的吉时一到，木匠师傅提斧杀鸡，将血抹在墙上，“斧”寓意“福”，“鸡”寓意“吉”，寓意幸福吉祥。大梁升起前，木匠师傅把白酒浇在梁头，梁腰，梁尾，嘴里唱着古怪的曲调：“浇梁头，浇梁头，财似流水永不愁；浇梁腰，浇梁腰，此处宝地聚财宝，；浇梁尾，浇梁尾，儿孙后代永远做官清如水。”大梁缓缓升起，木匠师傅又唱着：“大梁好比一条龙，平平稳稳往上行，行到半路停一停，亲朋好友来挂红。”
８００响鞭炮随之噼里啪啦地炸开了，亲朋好友喧闹着入席，伟和哥哥少年时的游戏也进入了高潮。
舞台上一个穿着金色比基尼，化着夸张妆容的女歌手正一边唱着劲爆的歌曲，一边暧昧地扭动着臀部。黑色的底裤在大幅度地摇摆间若隐若现。
台下，男人们嘘声四起，不断地有客人捧着鲜花上台嬉皮笑脸地求一香吻。
路子跟阿勇用酒瓶在桌子上敲击着，和着强劲打着节拍。置身在一群头脑简单，思维几乎原始的陌生人当中，感觉不再是自己，仿佛灵魂脱窍后，在高空审视空虚的躯壳一样，带着强烈的优越感，然后在嘴角绽放嘲弄的笑容。这种自我感觉很好的状态总能让路子的精神真正松弛下来，有些超脱，有些清高。
在女歌手的买力歌舞调动下，场面上有了明显的激动气氛。男人们猖狂的粗俗的笑声，女人们放荡的尖利的笑声混杂在一起，震荡耳膜。阿勇冷冷地环视全场，不屑地说了一句：“一群发情的驴。”阿勇这一点是路子比较欣赏的，无论在什么场合，遇到怎么样的特殊情况，都能冷静地审视自我，绝不做有违原则的事情，这一点和路子倒是非常相似的，对所有能花钱买到的东西，做到的事情，绝不投入感情。路子有时候想，一个和自己在重要方面有同样态度的人，或许可以尝试着成为朋友，成为知己。但是，这个念头总是在萌发的第二秒中便被否定了，“一个孤独的人怎么会有朋友呢？把自己剥开了供人观赏，本身就是不自信的表现，那不是我的作风。”
伟１６岁了，哥哥１８岁的时候了，房子终于竣工了。两个男骇建筑师的辛苦工作两年后，一家人喜迁新居。
伟这是才发现自己的手粗了，皮肤黑了，身体也结实了。
路子在大连开往烟台的轮船上，写道：“十年后回来，我一样出色，一样成功，而且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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