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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十五岁，该正是人生中最躁动最有激情的季节；而我们的石重贵就从这年开始把他那年青的旺盛的精力和激情，投入了这一场浩大的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群众性的政治大运动。它不只是整个杨家村人民公社为之沸腾了，为之颤栗了，而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国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
“石秃子”还在学校里；不过，他太差劲了，这时候的他还是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谁说人要读书嘛？！读书有什么意思呢？”他心里老是在想。可是，他却舍不得离开学校。因为，他是知道的：不读书，回到公社就要像其他的社员一样每天干活挣工分，养活自己；可在学校读书就不一样了，社里照顾他，书照读，每天还照样给他五个工分。“我不是傻子，我才不干呢？”他自有他的小算盘。
虽然，他读书太差劲了，可乡人是会原谅他的——他是孤儿呢！兼之又有根红苗正的乞丐身份。这些，自然就是他凭借的资本了。
以前，“石秃子”确实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到学校里去，只是迫于无赖；可是，到现在他变了，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到学校里去的学生——只不过不是为了学习。
这时候去上学的“石秃子”完全显现了一个青少年应有的激情和活力。清晨，当小儿山的钟声响起，往常要他姐姐秀儿千呼万唤的石重贵，现在却异常的积极：一翻身，拉起衣服，提起裤子，穿上草鞋，抓过竹制的书包，就冲向了学校。
起初，秀儿还以为他弟弟现在变了，知道刻苦用功地学习了呢？可是不多久，她就从乡人的言语里知道了，她弟弟是变了，学校也变了。——那里不再是读书的场所了，和公社一样也成了“革命”的又一个战场。
“姐姐，”一天傍晚，刚从学校里回到家的石重贵眉飞色舞地给他姐姐秀儿说，“今天真是过瘾的很呢！”“什么事？值得那么高兴。”知道些风声的秀儿瞥了他一眼。
“嗨！姐姐，你不知道，现在学校里可热闹了。只要把这个——”边说着话，伸手又从衣服兜里掏出了一本红色的小册子。“看！——这个——红宝书。”他举在手里扬了扬。
“什么东西？让我看看——”
“给”“石秃子”将那小册子递给秀儿。
秀儿拿在手里翻了翻，“这是什么东西？”
“你把它拿反了！这上面不写着吗？——《毛主席语录》！”“石秃子”用手指了指封面那几个烫金的大字。
秀儿是没有文化的，不识字，所以问得问题就有些不识大体，“这本小册子现在多着呢。怎么？——在学校，这也有大用不成？”
“石秃子”笑了笑，“它的用处可大着呢？课堂上，只要我把这本红宝书一举，读一读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两句话，我想怎么就怎么呢。”
“那先生不还在课堂上吗？”秀儿毕竟有些不信。
“老师——他算个屁！臭老九！我想骂他就骂他，我想揍就……”
“你……”秀儿一时间着想不到说什么好，有些怨恨地看了看她的弟弟，不知怎的，泪水就噙满了眼。
“秀儿，敲钟了呢，还不赶快走。”正在这当儿，院子里“赤脚医生”罗国明的婆娘王红珍在外边喊。
“哎。”秀儿应了声。
“姐，都快天黑了，还有事情么？”“石秃子”问。
“怎会没事？晚上既要‘打夜战’劳动，还要学习语录呢？”秀儿边说边往外面走，“饭我给你留在锅里的，你自己端起来吃。”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她已经匆匆走到了杨家院子里那东头的小朝门里去了。
山村的夜很快就下来了。
十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越刮越厉害了。
到1966年的时候，就有不少的传言纷至沓来：说什么毛主席开始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小将们了；邻村人民公社的不少青年也开始了“大串联”，他们甚至已经跑到北京后都回来了呢？再有就是又有哪些“走资派”被打倒了……
不过“石秃子”最感兴趣的就是能到天安门去见见毛主席。“姐，我也跟他们去北京。”一天他对他姐姐秀儿说。
“那怎么能行？你还小呢？”秀儿的头摇的像波浪鼓。
“姐，我都十六岁了呢，还小哇？况且有很多人都要去呢。”石重贵拉住他姐姐的袖子纠缠道，“姐，我就是要去嘛。”
秀儿见拗不过他，就说，“你要走那么远的路，我们家可是没有盘缠的，看你怎么行？”秀儿的话刚说完，“石秃子”就接过去了，“只要你同意就行；我自个有办法。”
“什么办法？”秀儿急切地问了一句。
“姐，你不是没听说过，邻村我们学校里的几个大点的同学，到北京一分钱也没有花吗？”一边说，一边往外跑。到了院子里就听见他在那儿不停的嚷嚷着，“我也可以到北京了，我也可以到北京了。凡是要上北京的就跟我同路哟！”
几天以后，果真就见只带了两件旧衣服的石重贵和一帮子年青人结伴上北京去了。“石秃子”一走，倒让他姐姐秀儿担心了好一阵子。自从父母去了以后，哥哥又在外边当兵，家里就是他们姐弟俩在一起相依为命。要是她都不疼她弟弟，还有谁去疼他呢？农村不就有句俗话，叫着，“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吗。秀儿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她却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石秃子”是在这年八月里走的。这一走就是好长好长的时间，一直到第二年的五月的时候，秀儿才又见到了她的弟弟。
这时的石重贵已经有了大大的改变：身体自然是长高了不少，人却更瘦了。瘦高的身体上配着他那一身明显短小的衣服，大大的脑袋，鼓鼓的眼睛，却越发让他显得更加瘦弱与滑稽。
可是，就是这番形象反而为他赢得了乡人更加虔诚和羡慕的目光。这绝不是夸张！在杨家村，甚至整个杨家大院子里有几个人能够去上一趟首都北京，并当面去瞻仰毛主席他老人的尊容？
就单单能够上一趟北京，对杨家村不少的人来说，已经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了。杨家村自然说不上闭塞，但是，就是这样，仍然有不少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杨家村，就更甭说是北京、上海，甚至还有海外诸国了。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在杨家村，不少人的地理知识也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他们的印象中，外国就是仅仅限于苏联、越南、朝鲜、日本和美国这几个国家。换一句话说，苏联、越南、蒙古、美国和日本就等于外国——而且，后面两个都是鬼子：一个是日本鬼子和一个是美国鬼子。
当然，他们能够知道美国，这绝不是因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要归功于从1950年到1953年的那场长达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杨家村也是有几个人去参加的，只不过等战争结束了，却并没有一个回来；除了，几张金灿灿的“光荣军属”和军功章从上级政府传下来以外。于是，整个村子里人的都知道，那几个人都是在朝鲜与美国鬼子作战的时候英勇献身了，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成了烈士，成了那几张金灿灿的“光荣军属”和军功章。于是，在杨家村里就有了几个专为烈士而建立的墓和碑。墓是空墓，一个简单的衣冠冢，算作是家乡人民对自己的英勇儿子的一种纪念。碑却是货真价实的。认识字的人都知道，那上面有乡人民政府题写的大字：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从这里杨家村里的人算是知道了外边的一个国家——美国的；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美国鬼子。
对于日本人，他们当然就更不会是因为今天它颇有盛誉的电子产品，松下、索尼什么的。从小儿山那口挂着的大铁钟上，他们就多多少少了解一些。——那是日本鬼子丢下的炸弹！
而他们能够知道的外国除了美国鬼子和日本鬼子以为，就只有苏联、越南、朝鲜这三个国家了。这到不因为其他原因，在他们心目中，它们和中国都是“一伙的”。这个“一伙的”的表述虽然并不怎么准确，却也还有几分道理。当然，他们在早些年也已经听说了，苏联那个社会主义老大哥近来与我们关系已经大不如以前了，最近甚而还听说它已经‘休’了呢。“都是那个赫鲁晓夫搞的鬼！把好端端的一个苏联给变成‘苏休’了。”很多的时候，他们在吹牛摆龙门阵的阵儿都还在替那个曾经是我们老大哥的苏联人民感到愤愤不平。
“‘石秃子’你真见到了毛主席？”所以，自从石重贵从外边回来以后，就总有不少的人这样那样地问他。
他回答倒很是干脆，时常也就是一句话，“不相信就算球了！”“我不仅见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且还见到了站在他身旁我们常常喊的“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呢？”碰上他心情好，精神头足的时候，他也会甩出这样的一句话来。当然，无论怎么说，在杨家村里，“石秃子”的这番话对于那些不是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在土地上，就是成天闹革命、搞运动的老百姓来说，却都是一种有着绝对诱惑力和神秘感的事情。于是，每每说过那一番话后，“石秃子”自然少不了几份虚荣心的满足和得意。
究竟他是否真见过毛主席了，我们已经管不了啦。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却是事实。
“石秃子”回来后，自然已经是不能再去上学了。学校里早已经成了“红卫兵”“红小鬼”们的天下，成了“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大熔炉、大战场了。甚至学校四周原先那些空着的一块块用泥糊过的墙壁到儿今也早已经被充分的、完全地利用起来了。在它上面有一个个生动醒目而又不乏鲜红的革命口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将革命进行到底！”“批刘、批邓，反对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等。这些大大咧咧的标语口号，如同节日里盛大的假面舞会上那一张张鲜活痛快而有些扭曲夸张的脸。
那时，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晚，在杨家村人民公社的学校里，都有一场接一场、一波接一波的“大批判”“大斗争”“大革命”在此进行。到了后来，杨家村的“红卫兵”也跟着全国形式分成了红派和黄派；同时，为了“革命”，为了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双方也学起了大城市，开始了“武装夺权斗争”——派性斗争！真枪真刀地干起来。
“石秃子”早先也曾参加了“红卫兵”之间的派性斗争，而且听说还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头儿。可是，没多久，在一次“派性冲突”中，他竟然给对方捉住了成了俘虏。为此，整个的人包括他那光秃秃的头顶不知被多少人狠揍过；他的一只腿也就是那个时候被打瘸的。
看来，他的“革命”意志并不怎么坚定。他哭天喊地，求别人放了他，从此他就再也不敢和他们作对了。有了他的这番保证，后来加上他姐姐求爹爹告奶奶的四处央求人，已经被打折了一条腿的“石秃子”，才被人给放了。但从那以后，他倒是安身了些，再也不敢去参加什么了有关“红卫兵”的事了。
以后，无论“红派”还是“黄派”邀请他加入，他都不敢再去参加了——他不得已成为“逍遥派”。
“他奶奶的，干‘革命’也没了我的份！”他觉着有些窝囊。
二十、
在农村，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同样蕴涵着无限的革命潜力；为了革命，人民群众所释放出来的革命热情自然也是无与伦比的。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热风暴吹来，杨家村里、杨家大院里的人们，尤其是广大的贫下中农更是积极响应。
“石秃子”家自然是不会落后的，虽然石“讨口子”死了，但是石“讨口子”的衣钵、石“讨口子”的光荣传统已经完完全全地、彻彻底底地被他的儿子石重贵“石秃子”继承下来了，并且也有明显的发扬光大之势了。
石重贵“石秃子”原是远比他的父亲石武勇石“讨口子”的，他上过学的，还认识几个字呢？石“讨口子”可是一个大大的“睁眼睛瞎”，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更有甚者，“石秃子”还上过北京，见过毛主席呢？！
此外，在杨家大院子里的“赤脚医生”罗国明也是不甘落后的。在杨家大院子里，以前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外姓人家的。“赤脚医生”自然是外迁户，他能够住进杨家大院，这在以前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却也正是“沾”了共产党的光，在刚解放那一阵子他就急急忙忙的从外面搬进来住上了。
“赤脚医生”的到来和入住，对于杨家大院里的人来说自然是显得有些刺眼有些陌生。况且，大家对他也并没有多少的解，只是知道：他姐姐是本村杨成文的老婆，而他本人只是乡里头的一个“赤脚医生”，其它的什么就都不知道了。对于这个不了解他历史、底细的人，杨家大院子里的人自然也少不了对他有些猜测。想来他应该是清白的，是很“无产阶级”的主。当然就单单凭这一点，他也很是有资格来参加这场大“革命”的。
“赤脚医生”是识字的，甚至还懂得“牡鸡司晨”就不吉利这么深奥的学问。他的“革命”当然应该是有些水平的，不会等同于一般的人，这样说来写“大字报”应该是最适合他不过了！不知道是谁最先发明了这一项革命的方法，反正，现在它已经成为了“赤脚医生”进行“革命”的重要手段。
自从有了这一重要的“革命”手段，带给他的就是异常“丰硕”的“革命”成果：全村，不仅是杨家大院子的上上下下里几重外几重里，而且整个杨家村里每家每户凡是空着的墙壁上都少不了他的“大手笔”、“大杰作”。
除了“赤脚医生”以外，在杨家大院的下院里住着的富农杨含朝的“拜干儿”任大志，他在这场大“革命”中也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义无反顾“彻底的革命英雄主义”勇气。为了显示他的“坚定立场”和“彻底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把早已经在解放之初就断绝了的与杨含朝的父子关系更加彻底地粉碎了，有些像是破“四旧”那阵子，他要砸烂一切！甚至哪怕是带头造了杨家大院子里所有杨姓人的祖坟！——他也敢干！
那天，在全社社员大会上，任大志硬就是当着全杨家大院子、整个杨家村、整个人民公社的成百双眼睛，揪出了杨含朝，大骂了他。不仅如此，他还当场给了那已经战战兢兢的老头一耳光，嘴里更是以彻底的“革命”的口吻对杨含朝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打死你这个不仁不义的老东西！”、“革你这个老东西的命。”“啪！”就是在他那一个响亮的耳光中，杨含朝所戴的那一顶旧式破布毡帽跟着也就在一个长长的弧线上，被“刮”飞到了半空中；半晌，才落了下来，掉到一堆干柴上。
任大志是要人们相信，他和杨含朝的关系也就像那顶高飞起的破布帽子，被“刮”得老远老远，又高高的从上面落下来，摔得“粉碎”，他才可以获得新生！——只有这样才可以显现出他也是革命的！
他的这番“革命壮举”一时间在杨家村、在整个乡“革命委员会”，甚至是整个区“革命委员会”广为流传，这自然为他赢得了无数惊奇、赞叹的目光和一些阴暗角落里射过来的憎恨。
总的看来，在杨家村，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深入人心的。
到了后来，人们甚至为了“革命”干脆放下了手中的农活，每日每夜的来干“革命”、来搞“运动”。有理由相信：自1966年以来，杨家村人民公社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是轰轰烈烈的、是成功的、卓有成效的。
和全国各地的运动一样，他又是以生产的极大破坏和人性的扭曲为代价的！
——这绝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二十一、
“革命”的时光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着，到了1971年九月的时候，“革命的气候”就像老天的脸又有了新动向。到这月的上旬末，杨家村人民公社的很多人就听说了那位曾经风云一时被无数的革命群众成天掉在嘴上喊的“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因为谋害毛主席不成乘飞机叛逃国外而摔死了。
不几天，这个消息就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乡人是不可能理解的，他们曾经“爱戴”的，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中都要三呼“林副主席好！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这位“林副主席”、“法定的党的接班人怎么会叛国出逃，而且还摔死外国了呢？为了权利吗？他的权利已经是够大的了：既是国家的副主席，毛主席的“亲密”助手，甚至还是写进了《宪法》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呢？！是为钱吗？更不可能了。但是，除此之外那还能有什么呢？
乡人的脑袋是想不出来的，他们也不敢随便的想，当然更是不敢随便去问的。当时社长在全社大会上通报此事的时候，就作了严肃说明的。但是，乡人的脑袋有时候看上去似乎总是少了根经似的，越是不知道的问题他们往往越是感兴趣。
在“革命斗争”的间隙就有同村不少老老少少的坐在田垄地坎上闲聊开了。很快，众人的话题就不约而同的说到那位曾经的林副主席林彪身上。这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直接呼其大名。一提到这个问题，自然人们的话题就多起来了。话一多起来，人就有些兴奋；而人一兴奋，顾忌自然就松懈了不少，什么话都是可能说出来的了。
这当儿，就见“赤脚医生”环视了一下众人，目光最后就落到了“石秃子”身上。“你们看看我们的年方20岁出头的石重贵，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几年认不到几个字的石重贵了，现在的他可是年轻有为，聪明着呢。”“赤脚医生”说着话，一边伸手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他心爱的旱烟袋，一边却在拿眼睛斜眯着众人。
“你是不是没球事干，乱说什么！”“石秃子”说着人跟着就站了起来，有些一摇一摆的，那自然就是在那场“武斗”中留下的“遗产”。
“别，别——慌球啥子嘛！”“赤脚医生”赶紧也站了起来，走过去，拉住了他，“你坐，你坐；我真是夸你呢。”等“石秃子”又坐下去了，他又接着说，“瞧瞧，在我们这堆人中，谁有你见识多呢？——你可是上过北京，见过毛主席的人呢。”
“是呀，是呀！你真不简单呢；比我们都强。”众人都附合起来。
“那是当然啦！”“石秃子”不是白痴，当然更不是圣人，自然也就有抵不住这么一顶顶高高的“帽子”的诱惑。
任天友接过他学生的话茬，“石重贵，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林彪会叛国出逃呢？听说还摔在什么蒙古温猪儿汗呢。”
看得出来，他与他的学生的关系确实很是有些生疏了，在众人面前说话的时候也没有几分老师的气势，以至于他和很多人一样，也没有把“温都尔汗”这几个字咬得真。——是呀，谁让现在是老师向学生请教呢。
这样一说来，众人停在石重贵身上的目光仿佛陡然间亮了、热了。
石重贵恍然间仿佛竟有了些自知之明，环视了一下众人，好半天才嚅嚅道，“我，我恐怕也说不好。”也就是那一刻，“石秃子”就觉得人们的目光飘过了些别样的意味，冷了些。“看来，今天要是我说不出来真的就太扫面子了，以后还怎样混？绝不能这样！”心里想着，顿了顿，调节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思维，便就接着说了下去，“嗨，其实也没什么说的。就说我吧，那真是见过林彪的，在天安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
说这句话的时候，“石秃子”很明显的看见四周围起来的人们那好奇的心情和目光又被“提”了起来。这自然而然也激发了他的激情，“你们不知道，当我和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广场上经过时候，我的心情有多么的激动。谁不激动呀，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呀！是不是？”末了，他反问了一句，以增强他的讲述效果。
“那是当然啦！”“赤脚医生“罗国明的妻子王红珍忙忙地应声道。
“‘石秃子’，你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都听很多遍了，还是拣些没说听过的讲。”小儿山下杨世齐的儿子杨成善瞥了他一眼，有些不满地说。
“你知道个球。”石重贵不屑地瞪了杨成善一眼，接着道，“当我们走到天安门城楼下的时候，冷不丁一抬头，那时候，我就看见了站在上面向我们挥手致意的毛主席，还有站在他身旁，高举着‘红宝书’的林彪。”
“林彪长什么样子的？”旁边立马就有人接过茬。
“那有什么好说的，肯定是个奸臣样子。”“赤脚医生”吸了一口旱烟，用手捏了捏那烟叶，很是坚定地应了一句。
“当然，当然。”众人一愣，很快都附和着说。
“吧兹、吧兹”“赤脚医生”点着自己的旱烟津津有味地抽了起来，烟圈伴着人们的话语，一圈又一圈地弥散开来，很快又没入空中，淡去了。
“该干活了，革委会组长过来了呢。”这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句，围着的人群刹那间如同刚才升起的那股烟圈一样，很快也都四散开去了。
“革委会”组长就是杨成光。
革命嘛，当然是需要破旧立新的。所以，早在文革之初，全国上下就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的了。社长杨成光，自然也就是如今的“革委会”组长了。
二十二、
快乐的时光虽说也不算少，可是总也少不了些心烦的事情。这已经是很久的以来的事了。
如今，石重贵的心思就有些不同以往了：他想讨个老婆，成个家了。
说起来，这一点儿也不过分，都二十多岁的人了，找个对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情理之中的事。按理现在正是“革命”时期，应该抛弃掉一些儿女私情，全身心的投入“革命”大潮中去。可是，石重贵并不是共产党员，觉悟也没有那么高；况且，在他的意识里总认为找个老婆不是更好“革命”么，还可以为“革命”培育下一代接班人呢？“革命”的火种也总还要人来继承来高举吧？！
不过，这些话他是不敢随便给哪个人说的，那会背上“投机革命”的嫌疑的。无论怎么说，贫下中农石重贵这点政治觉悟还是有的。
自从前年他姐姐秀儿出嫁以后，到如今石重贵已经真正成了石家的“孤家寡人了”。
大白天的，人多，热闹，又要“革命”，还要参加社里的生产劳动。太忙碌的生活，倒是可以使人不去想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些问题的。可是，人总有独处的时候，尤其是在那漫漫长夜里，孤独空虚自然是不可免的了。这时候，他更多的想的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情了。
一天晚上，也许是寂寞，也许真应了那句古话——色胆包天，实在睡不着又忍不住的他心思就又活跃开来了。“干脆就找个人帮帮忙，这不就对了么？”他在心里想，“要是姐姐在家就好了，可以帮帮我的忙。哎，可惜姐姐已经出嫁了，而且离娘家又很是有些远，连回一趟娘家也不容易了。那怎么办呢？总得找个人吧？找谁呢？”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许久，他的脑海里忽然出现了一个人，“对，就找‘革委会’组长杨成光。”……他就这样在床上东想西想的，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在迷迷糊糊中睡了过去。
自从有了那夜的那个心思以后，私下里，他总在注意要“逮”住过大好的机会给杨成光说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恰好这天休息，杨成光就叫上他一起去区“革委会”去办一点事。“今天是休息天呢，有没有问题耽搁你你半天？”杨成光问他。“绝对没问题！一切都是为了群众为了革命嘛！”他不假思索，慷慨着答。杨成光自然对他褒奖一番，可他并不知道“石秃子”会有自己的心思。“石秃子”当然不是傻子，像这与组长单独相处的绝好的机会他岂能轻易放过。再说，即使不是为了自己的小算盘，在组长面前挣一番表现也是很划算的事情。——这可是很多人都求之不的呢。
这天上午，收拾停当后，两人就匆匆地往区上赶去。当走到一处比较僻静的地方，“石秃子”就有些忍不住了，心里盘算了老半天的他，终于鼓足勇气就对杨成光说了，“杨组长，是不是照顾一下我们贫下中农，像我这样的。”他边说边注意观察“革委会”组长杨成光脸上的表情。
“照顾你什么？这么多年照顾你还嫌不够吗？”走在前面的杨成光回头来看了他一眼。
虽然杨成光如此的说，“石秃子”还是看的出来：组长依然还是和颜悦色的。这时，他的胆子就又壮了些，“组长，我知道我们家是得了你的不少的好处，这没假。我八辈子都给你记着呢。可是，这，这一次实——实在是……”话未说完，杨成光早已经打断了他的说话，“你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怎么能说是得了我的好处的呢？应该是共产党，是党，懂么？”
“是、是。我的话有问题，有问题。”“石秃子”一时间只顾着忙不迭的检讨自己，“是我水平低说话没有档次；我该死，我该死。”
这样一来，“石秃子”的话自然也就被半中腰截断了，一时间竟再也找不到说什么好。一句话也不再说，只是喏喏地跟着社长后面走着。自然，人也就显得没了当初那份精神头了。
“刚才究竟是什么事情，不要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走了几步，组长就发觉跟在后面的“石秃子”的情绪稍稍有些变化，回过头来很是关切问了他一句。
“哎呀，是、是——组长，怎么说呢？这、这次真有个大问题要你帮忙呢。”“咳、咳”他干咳了几声，又接着道，“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要你帮忙照顾照顾——嘿、嘿，也就是讨个老婆……”
“讨个老婆？”杨成光一脸狐疑。
“是呀，是呀！”
“你呀，你呀！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竟然要我帮你讨什么老婆的。”杨成光在前面边说边摇了摇头，“你讨老婆这等事情也需要政府照顾呀？”
听杨成光这么一说，“石秃子”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这时候，杨成光就看见石重贵“石秃子”的脸色越发的不怎么好了。可能是为了安慰他，组长走近他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我不帮你，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呀，全国上下现在同心一片‘批林批孔’；你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更要保持你的贫下中农的本色！保持‘革命’的先进性和主动性，为广大的社员群众带好头呀！等过了这阵子，我再帮你介绍个婆娘。你看这么样？”
“好好好！我听你老的。”“石秃子”一时间差点没跪下来给杨成光磕头谢恩。他只觉得社长说了那么多，只有这最后一句话最受听了，最受用了。
到区人民政府路不算短，有三十多里，对于腿有些残疾的人来说吃力是免不了的，可恰恰相反，那天走在路上的“石秃子”只觉着腿上有使不完的劲呢。
二十三、
时光匆匆，转眼就到了1976年。这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一年——历史在这里将酝酿着一个大大的转折，一个大大的弯。
这年里，中国人民爱戴的领袖周总理、毛主席、朱德委员长都先后去世了，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的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同其它地方一样，在杨家村人民公社里，广大的社员也多次站在小儿山上的石坝里悼念他们敬爱的领袖。
江河含悲时，却也正是豺狼横行日。
就在这时，在中央，以江青为首的又一反革命集团积极准备篡党夺权。在这危机时刻，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忍着巨大的悲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拥戴下终于以果断行动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彻底粉碎了那个被称之为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到这个时候，曾经喧嚣一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们的视线里也渐渐的露出了它从未如此显露过的的倦容与疲惫。
随着“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了，那曾经让人们十二万分绷紧的神经却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下来。正如任何一种事物，它长达十年的萌芽、生长、兴盛、乃至于没落，无论是偶然性也好，客观性也好，它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存在的因素。古语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即使现在它已经没落、已经枯萎了，但不可否认：它还有自己或大或小的影响，甚至即使它只是一种潜在的。——这也算的上是一种行为上的惯性，思维上的惯性吧。
思维的惯性，伴随而来的就是行为上的影响，甚至跟从、盲从。而这一切，带给整个中国的就必然是——它依然有着的哪怕仅仅是残存着的未解冻的气候。
这气候也在改变！人们都在等待着一场更大更彻底的改变！
——这就是1978年的对中国影响至深、居功至伟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转眼就到了1978年，这年的春天来的特别早，仿佛有一种预示，预示一个民族崭新的春天的来临。
夏天到了的时候，一场更大的“春天”就来了。那“春风”首先是从北京吹拂而来的，不多久，小小的破旧的杨家村里的人们也感觉到了，那是——党的“春风”，党的政策。
原来，在这年，在首都北京，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自己的一次重要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全会重新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分析了我们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广大人民生活需要的矛盾，而不是阶级斗争，为此我党作出了果断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还决定开始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
——日子又开始变样了！
杨家村的人们首先感觉到的就是：那曾经一度噤若寒蝉的土地承包制度渐渐地就开始有了些松动。起初人民只是警觉地注视着、议论着。毕竟在人们的心灵中，那些曾经都是“革命”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毒草”、是“封”、“资”、“休”，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坚决斩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毕竟以前像这样飞扬跋扈、满脸横肉而又字字如冰似剑的标语、口号、呼声，曾经在大家的记忆里写下了它太多太长太深太厚的恐怖的伤疤。
到而今，对杨家村人们而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似乎正在渐渐远去，可对它恐怖的记忆仍温，寒气犹在，正如同那些历冬而眠的冷血动物，在春天的第一丝阳光的映照下，依然愿意蜷缩在冷冷的洞穴深处，久久地不愿意睁开自己的眼睛。
到如今，已经二十六岁多的“石秃子”石重贵虽然在婚姻上很是不如意——至今也没有讨着老婆。但是，他“高昂的革命热情”却并没有因为这、因为时间的推延而寸寸衰减，反而愈加的强烈。对于土地承包，“石秃子”是有自己的主见的：不好！“文化大革命”是要继续搞的，大集体、大食堂的人民公社也还要继续搞。怎么能不搞呢？以前不是倡导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么？现在，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过世，就能让资本主义的毒草又开始肆无忌惮的生长吗？那不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么？但是，他的声音是微弱的；而且，很快就被一种更响亮更巨大的声浪所覆盖、所掩埋。
诗人们说过，冬天毕竟是要过去的，春天还是要来的，尽管可能它的第一缕阳光很温柔，也很微弱。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杨家村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以“包产到户，包干到底”为主的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杨家村、杨家大院子里也渐渐地多了些人们自信的、爽朗的笑声。勤劳的人们整天忙碌在自己家的那一亩三分责任田里，快乐地劳作着，欢快地歌唱着。
春天毕竟还是来了。
尽管这对大家来说已经很是有些久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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