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七

1958年，对于皇子清、丁志彬他们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一年里，他们考上了大中专学校，有了深造的机会。可是，也正从这一年开始，人民共和国也有了异常之举，举国上下，象一锅煮沸的水。人们着了魔似地大话迭出：什么十五年超英赶美，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如果仅止于口头吹吹牛而已，倒也无妨；哪知紧跟着就动了真格儿：工业跃进，大炼钢铁，老百姓家一切沾“铁”的东西，全得无偿献出，砸碎后投入火炉。铁锅、铁灯盏、铁门扣……一无幸免。村庄上的树木全数伐光，充作燃料；农业跃进，则是深挖土地，据说以三尺为佳；密植则是愈密愈好，动辄一块地上堆上几十斤、几百斤种子……于是，高产的喜讯传遍华夏。先是一亩小麦七千余斤，接踵而来的是水稻亩产万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神州的神话，是印在中央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谁会不信，谁敢不信？开会就开誓师大会，区乡干部集中县城，个个斜挂着红黄两色，有级别标志的绶带。时光仿佛倒流到北洋军阀，甚至大清那会儿。人则完全成了机器，没日没夜地炼钢、修路。不要说怨言了，只要有一点懈怠，便立即就地“辩论”。所谓“辩论”，无非是斗争批判。还有大办民兵师，天没亮，只要哨音一响，无论你老弱病残，一律得匆忙爬起，集合操练。农村更要实行所谓军事化，一家家硬是活活拆散，连夫妻也不容许在一起。

这个国家究竟怎么了？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谁也不清楚，谁也不敢问，甚至也不敢想。有了伟大的党和英明的领袖，只须跟着走就行了。

整整折腾了一年，到了1959年，嘴上虽然仍在鼓吹“持续大跃进”，实际上已是有气无力了。当人民可以稍稍喘息一刻的时候，“庐山会议”又刮起一场新的黑风。在物质的耗尽与精神的疲惫之上，又加上一层政治上的恐怖。故伎重演，一场不亚于“反右派运动”的“反右倾运动”，象一张大网撒布开来，上上下下，角角落落，人象兽一样地你撕我咬。今天，你咬了人，说不定明天，你就被人咬。当然，弱者、正直者、有良知者首当其冲。谁都是颤颤惊惊过日子。晚上上了床，还不知明天等着自己的是吉是凶。可怜的人民，时隔两年，被驱使着下地狱的就已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了。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寒光，笼罩着每一个不知所措的人。

所谓“思想改造”，其最终目的是要把人整治成泥塑木雕。只有如此，红色江山才可以万古不倒。

以上这一切所构成的令人心惊的音调，不啻是1960年惨绝人寰的死亡进行曲的前奏。

这一年的三、四月之交，曾子路教授以右派分子“戴罪”之身，下了农村，恰好就下到铁关铺。因而目击了皇晓母亲说的这场百分之百属于人为的惨剧。

那些日子，雁南农村阴雨连绵。村上除了几个干部的身影，到处看不到人影。人都窝在屋子里，躺在床上。到了中午，食堂打饭了，才从低矮的茅舍陆续走出人来，踏着泥泞去领饭。这时所谓的“饭”，是只有一点山芋粉影子的糠加野菜（有时是水草）的稀汤。一家人可分到半黄陶盆。

这一天薄雾细雨中，曾子路亲眼见一妇女，原来是皇家隔壁的丁家媳妇何雨雯。只见她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盆打到的稀汤，刚出食堂，就一跤滑倒在地。黄陶盆摔碎了，稀汤流进了稀泥中。这位妇女顿时魂飞魄散，趴在黄盆的碎片上，发疯似地号啕大哭起来。但谁也无权也无法补偿她的损失，因为锅里只有那么一点。一大家人可怎么分着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