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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有限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赵家只是薄有田产的佃农，并非拥有百亩良田的大富户人家。又大师在其信众往来之书信中，亦很少谈及俗家之事。所以，对其家庭成员及背景，只能是略说一二。
大师的父亲赵公秉纲，知书达理，仁和德劭，耕读传家，为乡里所推尊之长者；其母张氏，系清初礼部尚书雍正之师张大有之后裔，读书知理，向善崇佛，慈和淑慎，乡里相敬。
查阅大师的书札文钞，并未见谈及家中祖父、母的事迹，想必在大师出生后，其祖辈已不在人间。因为大师为家中之最小者，这是很有可能的。
按理说，大师受其父母之言传身教是不浅的，从大师的为人敦厚平实亲切处可见其父母之德行节操之一斑矣！可以想象的到，其父是有乡里有德望的长者，其母是有相夫教子之女流师范、贤良慈仪者也。
大师自己也曾在《复邵慧圆居士书一》中说：“至于吾家，则光绪十八年有同乡由京回家，敬奉一函，仰彼亲身送去。否则无法可寄，此时未有邮局，而且不在大路。（今虽有邮局，若无人承转，亦无法可寄。）次年来南，消息全不能通。至民十三年一外甥闻人言，遂来山相访，始知家门已绝，而本家孙过继。（此事在光为幸，以后来无丧先人之德者。即有过继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孙也。）以故亦不与彼信。”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大师对自己父母的嘉言懿德是其何等的崇拜与景仰，是予以十分的肯定。这也无疑道出了大师对于如何继续先祖的遗愿，完成先祖未完成的事业，乃至如何发扬光大先祖为人师范的知恩报恩的本怀；这也更加地坚定了大师一心一意地以“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毅力与绝志。所以，他对家中的绝嗣是丝毫没有一点惋惜的回旋余地，这也同时说明了他的二位长兄的修养、品质也是非同一般的。大师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孝亲思想是慈悲与智慧的自然流露，是出自佛法熏陶的伟大人格与优良品质的结晶，是对自己父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激与赞叹。真是可谓：惟有非常的父母，才能培养造就出非常的子女。观大师一生之节操，诚然如是也。
大师家中多男少女，父母只生了三个男丁。在自然半自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传统的中国农村是相当重视劳动力的，再加上传统的继承本家香火非男子不可的习俗，一家能有三个男子的出生，这势必意味着当时家中的人丁兴旺，也说明了祖上积有阴德。
大师在家中排行第三，自然是父母娇惯宠爱的“晚来子”。长兄名折桂、字从龙；次兄名秋桂，字攀龙。大师的长兄是当时村中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自合阳老家往返于长安从事公务，究竟干何公务，亦未能详悉。自古长子有辅佐、代替父亲担当家中经济命脉的责任，是家中的主梁骨，大师的长兄亦不例外，里外一切事务皆由他料理，在光绪七年前一直奔波于长安。其次兄则主要料理家务、兼顾农事，似乎生来就缺少读书的天赋，再加上家中缺少劳力的缘故，就一直死守在家中种庄稼。而大师却恰恰因年纪最小，上有父母的宠惯，下有二位长兄的作臂膀。所以，他因天生颖悟异常，又因从小疾病缠身，既不事生产劳动，也不操持家务，便以读书而自任。家中也把扭转家族命运的希望全寄托了大师身上，希望他能够将来科举成就，仕途畅达。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缘故，才在当时家中经济并不景气的情况下造就了苦读十年寒窗的大师，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家中父兄给了他早年的求学机会与生涯，也奠定了他后来的以文字三昧弘宣佛法的基础，问根寻源，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父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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