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高僧----印光大师(全本作品)  文 / 曲槐

翻开《高僧传》，记载着不少关于一代又一代高僧诞生之不同寻常瑞像与征兆，如“异香满室”、“陨星降落”、“神人托梦”、“鹊衔松枝”、乃至“山摇地动”等。可是，印光大师的诞生，遍寻诸多史料，并无什么灵异记载之言可见。他的诞生跟平常百姓子女的出生并没有什么两样，平淡得出奇，跟白开水似的无色无味，举体清澈透明。

大师的老家宅院坐落于合阳孟庄乡赤城东村，离路井镇不是太远，距离合阳县城大约有四十多里。据大师《复邵慧圆居士书一》中云：“故前年为合阳赈灾，只汇交县，不敢言及吾乡（吾村距县四十多里）。若言及，则害死许多人矣。今春真达师因朱子桥（近二三年，专办陕赈。）来申，与三四居士凑一千元，祈子桥特派往赈吾本村。西村亦不在内，然数百家，千元亦无甚大益。”

古人给孩子取名字，比现在人讲究多多了，也比较慎重其事。“名字”一词，在古代包括“姓”、“名”、“字”三个部分，三者各有各的性能与功用，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体。通常情况下，在古代一个人除了姓和名以外，还有字（表字）、号等。

从现存有限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赵家只是薄有田产的佃农，并非拥有百亩良田的大富户人家。又大师在其信众往来之书信中，亦很少谈及俗家之事。所以，对其家庭成员及背景，只能是略说一二。

红颜命薄，天才寿促。大师既非红颜，又非天才，然而大师命运却几多坎坷，并非一帆风顺也。或许，这也正说明凡是一代伟人的诞生，必将伴随着比其他平常人更为不幸的遭遇与磨难。惟有在这饥寒、交迫的艰苦境域里，方能铸造出具有超乎常人的卓越智慧与顽强毅力。可谓是“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仆鼻香。”

大师幼年时期，因生甫六月的病目及其后来的“厌厌多病”故，其性情犹若闲云野鹤般之孤僻、娴静，爱幽独处之习惯养成了他后来的天然禀性。其喃喃自语、兀兀独坐之举动，已是出尘脱俗之预兆。

古人读书，一方面是为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与学问；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科举及第，以扭转家庭的贫困面貌。大师的读书亦不例外，其父兄让大师在家中学堂潜心读书，无非希望他能仕途坦达，一帆风顺。

大师的读书不同于别人的读书，他的目的在于“希贤希圣”，以效法古人而提高自己的修养与品行，并非看重科举功名以求取人生富贵。他又不愿习作“八股文”，而颇爱韩欧辟佛之文。再加上合阳当地浓重的宋明儒学气氛，个个皆辟佛，人人都尽儒的先例，大师亦例辟佛之行。正如他在《复邵慧圆书》中说的那样，“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

或许，人们都会问大师是怎么从一个辟佛谤法的阐提而成为一代高僧的？似乎觉得甚为奇特。在此期间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感悟，才使得他洗心革面，转迷为悟，放弃理学而归投佛门。

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即公元一八七四年，大师时年十五岁，适值大师读书的黄金时光。大概是因其长兄长期寄居长安的缘故，亦为是了不耽搁大师的锦绣前程，不得不在长兄的亲自教导下读书不可，故其长兄便偕同大师一起来到了长安。就这样，大师七岁至十四岁是在合阳家里读书的，当然在这期间因关中战乱而停学两年。十五岁至二十岁是随长兄在长安潜心攻读的。

从这段文字看，大师是没有入县学读书的。在明、清之时，惟有在乡试期间考中了秀才，才有资格作为生员进入县学读书深造，乃至将来进京殿试。

大师的出家之地，选在了万里终南山太乙峰，海拔高而寒气重，四季清凉，实为修行办道之好地方。因山势凶险难于攀登以拒来人之搅扰，又因近清泉而便于修道人栖居。大料想大师之所以选此地出家，似乎是为了谢绝一切尘缘，而安心修道的缘故吧！

凡出家者，一般都有法名与字号之称谓。不论是法名还是字号，各家都有字辈之分别，也就是同门师兄弟之间第一个字是统一的，如弘一法师与弘伞法师，其第一个字皆为“弘”。所以，出家者通常都有自己的法名与字号。

大师尝有言曰：“出家者乃大丈夫之事，非王侯将相所能为。”原以出家须先割爱辞亲，永别家门，方堪用心办道。一般人世情难以彻底割舍，这样出家则难以全盘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故大师常劝人勿轻易随便出家，大师自己亦不收出家剃度徒弟，以挽救当时滥收徒之狂风，为众做模范与榜样。

依据律仪，“佛制比丘，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乃听教参禅。”并且规定，若能在五夏之内精通戒律之开、遮、持、犯，徒弟才能离开剃度恩师，出外去他方丛林依止善知识听教参禅。设若不明戒律之开、遮、持、犯，则终身不能离开剃度恩师半步，惟命是从。所以，凡是出家者，剃度恩师一般只有一位，而依止学教参禅之依止师则不止一位，多多益善。

光绪7年的夏季，大师第二次从合阳老家偷跑出来，又投奔终南山而来。道纯和尚生怕大师的长兄又来寻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只留宿一夜，便送大师去安徽徽州小南海去挂搭参学，以避家人的寻找麻烦。

莲华寺的方丈和尚见师勤慎忠实，就十分地器重与喜欢。因为大师留充常住照客，而发心苦役，供养众僧，并且兼任柴头、水头等职，每日四十多人所用水及开水，都由师一人自挑自烧，起早睡晚，任劳任怨。其发心之切，务实之笃，堪为真实菩萨行者。

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即公元1882年，大师时年二十二岁，就在这年大师受了具足戒，真正地成为一位合格的比丘僧。

在戒期中，凡是一切文疏等缮写之事全由大师一人承担，因为大师素来擅长书写的缘故。自从雍正帝的废除僧考制度后，人人皆可随意出家。

光绪九年，大师时年二十三岁，于年前戒期*后，为了答达师父的剃度之恩，又返回了终南山潜居念佛。

大师二十六岁的时候，也是他住终南山南五台的最后一年，因受一僧友的嘱托，而调教一顽皮幼僧。究竟此幼僧年纪多大，大师尚未透露其消息，推想不过十二、三岁，但也不小于七岁。

古丛林制度，有“夏学冬参”之说。即是在结夏安居期间，出家释子应不出外游方而闭户专精于研习教典，一般是从夏历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是为“三月结夏，九旬安居”也。

大师是光绪十二年夏历十月初到北京红螺山资福寺的，初到就进堂念佛，因为那时的寺院一般是从十月十五开始正式打七，直到腊月廿五后堂中才放香，准备过年。大师打完佛七，则留常住过年。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告假朝拜山西北五台山，即文殊菩萨应化道场之清凉胜境。

从时间上推算，大师在五台山共住四十余日，就急急返回了北京红螺山。这一住就整整住到“三冬四夏”满，直到光绪十六年时才移锡于北京龙泉寺。

在《印光法师文钞•增光卷二》之论著中，将《净土决疑论》置于首篇。这篇大论就在印光当时在红螺山时，与一位上座狂禅者的一番激烈辩论，针对于禅、净定义、有无，及其修证等事而展开论述的。

光绪十六年，大师时年三十，可谓是而立之年的人了。是年，大师住山又满“三冬四夏”，便向常住告假离开红螺山，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充当苦役，磨砺心志，长养圣胎。

光绪十六年冬，大师离开龙泉寺向东北方面行脚，开始了“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云水生涯。直至“白山黑水”间，即长白山与黑龙江之边驿。次岁返都，住圆光寺。

据《印光大师言行录》可知，大师于光绪十七年（1*1）岁次辛卯，由东北行脚返回北京，挂搭于圆广寺，时年三十一岁。就在这时，大师惊闻剃度恩师道纯和尚圆寂。

大师的出家，因其长兄的极力反对，出家以来一直从未与家中任何人有过书信的往来。直到光绪十八年，大师住北京圆广寺时，托一同乡捎家书一封。

光绪十九年（1*3）岁次癸巳，大师时年三十三岁，依旧挂搭于北京圆广寺，一切悉从常住安排，励志精修，专于净土一宗。

大师住南海普陀山后，于光绪廿一年（1*5）岁次乙未春，专程至宁波鄞县阿育寺，虔诚礼拜佛舍利，前后共住三月时间，当时大师三十五岁。

大师自光绪十九年随化闻和尚南下，一直住法雨寺藏经楼潜修。直至光绪廿三年夏，因法雨常住之众的一再坚请，开讲《弥陀便蒙钞》一座，这是大师生平第一次开的大讲座，听众如云笼月，盛况空前。

参考各方资料，印光大师在法雨寺讲《弥陀便蒙钞》之确切年月，乃光绪二十三年夏，适值禅宗泰斗虚云和尚行脚云游至南海普陀朝礼观音菩萨道场，就此因缘二位高僧以宿世愿力得以相遇。

印光大师于光绪二十三年夏，讲毕《弥陀便蒙钞》后，即于法雨寺珠宝殿侧闭关，专修净土法门，以期得证念佛三昧。两期六载，净业倍进。前期三载闭关，护关侍者是融明大师。

清光绪廿四年（1*8），岁次戊戌。印光大师在法雨寺关中，作《与兴善寺体安和尚书》。时年三十八岁，其字里行间播放着净土光芒与思想。

印光大师与高鹤年居士宿有佛缘，堪为真莲友，道伴法侣。据高鹤年之《印光大师苦行略记》言：“（光绪）二十四（1*8），余二次访道普陀，道经三圣堂，访真达上人于关房，宏筏房拜润涛和尚及茅棚高僧，法雨寺吊化闻长老，与师会晤于化鼎丈室。

大师与高氏往来密切，书信颇多，但遗失的不少。今将《文钞》中未收录之稿，录之如下，以飨来哲。

印祖是于光绪廿三年夏，在普陀山法雨寺讲完《弥陀便蒙钞》后，于珠宝殿侧闭关的，前后两载，共为八年。那他究竟是什么因缘与谛闲法师相识的呢？

关于这次入都之事，大师在《文钞三编•复如岑法师书》中说：“光绪三十年，谛公请藏经，令光随去料理。经已印完，尚须几日方行。因至琉璃厂各书店看看，一店中有二部（即指《拣魔辨异录》）通请来。以一部送谛公，冀彼流通；一部自存。”二师的这次入都，所得二部《拣魔辨异录》则是最大之收获，因为这关系到佛法命脉问题。

太虚大师初谒印光大师的时间，大约是在宣统元年，那时太虚大师因在普陀山化雨小学任教半年的缘故，得以与了余和尚、印光大师相识。

印光大师出家三十余年，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即名字都不愿人闻知。尝号“常惭愧僧”以自勖，盖大师本佛之说，以“惭愧”为庄严之意也。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也。

大师的《文钞》问世后，影响非同小可，不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起了很大的化育作用。《印光大师行业记》中叙说得颇为全面得体，今就摘录如下：

大师的方外莲友是在家头陀——高鹤年居士，彼此鸿来雁去，交往密切。在出家者中，与大师并称莲友的只有二位，一位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法师，另外一位是普陀山三圣堂的真达和尚。除此之外，其余一切皆为学人辈，如太虚、弘一、明道、妙真、了然、德森等。

弘一法师以诗词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话剧家而出家，淡泊名利，云游四方，尽毕生精力研究、整理、重兴南山律宗。以华严为境界，以律宗为行持，以净土为归宿。可他出家后，在当时之善知识中唯择印光大师为师，以大师之言行为自己言行。

德森法师与了然法师，最初皆是以参禅为最上一着的。但后于*二年因看到印光大师刊登于上海《佛学丛报》的四篇论文而震惊，于是多方打听大师的下落。而于*十年，二师便朝礼普陀，在法雨寺藏经楼谒见了印光大师，聆听教会，受益匪浅。

1921年，谛公63岁时，于夏历二月间，偶患风湿入里之症。印光大师闻讯，四处托人打听谛公之病情，并致信殷勤问候，并建议至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大师在普陀山二十余年来，一直住闲寮，既不与人往来，又不出外游方，而是潜心钻研三藏。可自*元年，因高鹤年居士的将大师四篇论文陆续刊登于上海《佛学丛报》后，四方缁素如如笼月般地追踪而来。从是以来，便踏上弘法度生之道。

*二十八年冬，当时大师避战乱于灵岩山，因外国某君来访，曾自述云：“光绪七年出家。八年受戒。十二年往北京红螺山。十七年移住北京圆广寺。十九年至浙江普陀山法雨寺，住闲寮。三十余年不任事，至民十七年有广东皈依*拟请往香港，离普陀，暂住上海太平寺。十八年春拟去，以印书事未果。十九年来苏州报国寺闭关。”

大师一生之不可思议事甚多，但怕后人因仿效，以凡滥圣故，大师始终不洩密因，秘密保守。大师在苏州报国寺时，开始持念“大悲咒”，以加持大悲米、大悲水、及大悲香灰，治世人不医之病。

*廿五年（1936）夏历九月，在国难当头之危，佛教会会长圆瑛法师、屈文六居士等，在上海觉苑发起护国息灾法会。因圆瑛法师的亲赴苏州报国寺请求大师之缘故，大师便答应亲赴法会说开示。

*廿五年夏历十月初，大师出关先至上海平太寺，于初六日至上海觉苑，参加丙子护国息灾法会。初七法会开始，大师每日作一句钟的开示法语，至十五日*。

印光本一无知无识之粥饭僧，只会念几句佛。虽虚度光阴七十余年，而于佛法，绝无彻底之研究。此次既以护国息灾法会诸君之邀请参加，情不可却，且事关国家福利，亦属应尽之责。遂不辞简陋，来预此会。

昨日讲净土法门，今天讲护国息灾法会之意义。所谓护国息灾云者，是国如何护，灾如何息。因是欲达此项目的，有二种办法，一者临时，二者平时。

前昨两日，余曾将因果道理，及护国息灾的方法，略略叙述，今日本可不必再谈因果。但有不得不申述者，拟进一步，将因果之原理，与事实，互证说明，俾大众知所儆惕。现在世人不晓因果之原理，以为妄谈邪说。

前两天余曾将因果谈过，今天仍谈因果。须知前两天所谈者为小因小果，今天所谈者为大因大果。

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契理契机，至顿至圆，洵为利生唯一无上法门。

世人执空执有，妄生己见，故迷而不觉。世尊设教，即欲令众生破此二见，特设一念佛法门，俾其从有而至空，得空而不废有，则空有二法，互相资助，得益甚大。

法会今日*，七日之期，瞬息过去。但是法会虽*，而护国息灾，当尽此一报身而为之，非人人吃素念佛，往生西方，不能谓为究竟之*也。

今日为汝等皈依之日，汝等既已皈依，当明皈依之道理，兹为汝等述之。

*二十六年（七十七岁）冬，为时局所迫，苏垣势不可住，不得已，顺妙真等请，移锡灵岩。

灵岩，乃天造地设之圣道场地，吴王夫差不德，不依乃祖太王，泰伯，仲雍，正心诚意，勤政爱民之道，唯以淫乐是务，遂于此筑馆娃之宫，其获罪于天地祖宗也大矣。宫成数年，国亡身死，可不哀哉。

印光大师的入灭灵岩，才使名山道场与祖师的道德、文章相辉映，千年古刹得以重兴。昔日智积菩萨示迹之场，竟成印祖归真之地。

其实，灵岩山之所以成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其功归于印光大师所制订的五条共住规约。正因人人络遵这五条规约，才得以灵岩道范常新。大师制订这五条规矩的始终原委，皆写在了《灵岩寺永

在妙真法师升座三日后，大师就安详舍报生西。大师临终前惟独对灵岩道场放不下，除此之外则唯佛是念，唯西方是求。故临终对真妙法师对最后遗训曰：“汝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

印光大师，今年八十，法体素健，夏历十月廿七日，为寺中沐浴之期，是日清晨七时许，大师自关房策杖赴浴室，步履稍急，足忽踬，由随侍人扶回关房，即延吴无生居士诊视，毫无损伤。二十八日早起，精神如常，午间亦进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