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趣说历史何错之有

媒体对易中天的评价是：易中天红了！是的，易中天的“红”成了属于他的一种现象，对于他的红，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争议不断。易中天现象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妙语趣说”，用现代词汇现代幽默的语言来评说历史，现代与远古历史，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在人文环境、民风民情上都有了太大的区别，易中天的“趣说”恰当吗？针对此，一些专家、学者或是观众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无论易中天的讲课方式，说话方式恰不恰当，但有一点是可以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讲述历史的方式，为学术界提供一些可参考可思考的角度。下面我们选发一些文章，供读者参考阅读。

之一：活泼说史又何妨

最近，“易中天现象”受到人们广泛关注。我认为，现在出现所谓“易中天现象”其实很正常，是迟早要出现的，至少不值得批评。

易中天做的节目有人听，书有人买，能拥有那么多“易迷”，说明社会需要他，至少社会中这一部分人需要他。即使这是媒体或某方面“炒作”的结果，也离不开他自身的吸引力，是他努力的结果。试问他的听众、读者和“易迷”有谁是被强迫或欺骗的吗？央视请的人不少，为什么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大的魅力？有人说，那是他选的题目好。那你为什么不选更好的，为什么央视不找你？

尽管也有批评，但到目前为止，易中天做的节目是健康的，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央视的制片人告诉过我，你面对的是普通观众，70％的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既然易中天如此受观众欢迎，说明他适应观众需要，应该充分肯定。即使有时稍显油滑，某些说法不够严谨，毕竟与“戏说”迥异，属于“正说”范围，能使观众对中国历史有更多了解。既然连戏说也属合法，易中天的正说就更不成问题。

至于他所得的数百万元版税收入，都是读者自愿掏钱的，不花纳税人一分钱，政府还能收数十甚至上百万税。在他合法发财的同时，为社会作的贡献更大。超女可以发财，歌星可以发财，青春作家可以发财，“好男儿”肯定也能发财，易中天为什么发不得？《哈里·波特》、“韩流”、外国艺人、港台明星可以来赚钱，本国的教授就赚不得？就是在教授中间，收入超过数百万的人，或者比他赚得更容易的人，也并非少数，不过没有被报道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

总之，社会需要各种角色，亿万民众有各种兴趣爱好，完全可以各得其所，各寻其乐，不必强求一致。易中天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既是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也是他自己的本领和努力，大家应该乐观其成。

有人认为他的成功会给学术界和大学带来消极影响，起误导作用，那完全是杞人忧天。易中天讲的和写的都属普及性质，没有人当作历史学研究的新成就，他没有拿来申报学术奖或申请学位、职位，媒体也没有给他戴上“著名历史学家”、“大师”、“权威”一类桂冠，对学术界有何影响？如果担心教授或青年中有人学他的样，那更不必。能有易中天这样本领的人有几个？再说，真的“易中天”太多了，自会优胜劣汰，最后适者生存并成功，旁人不必多虑。

有人担心他不务正业，或者认为他坏了教授形象，败了大学声誉，那也有点多管闲事。易中天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自然有人考核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和成果。如果不符合教授标准，校方自会采取相应措施，同人和学生也不会容忍。反之，如果他的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好，在本专业保持着一位教授应有的水准，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业余活动？如果到一定的时候，他愿意将“业”与“余”转换，或者辞退现在的教授职位，专做电视节目，也应有他的自由。上海的电视主持人曹可凡原来是医生，香港凤凰卫视的“读报人”杨锦麟也是厦门大学教师出身，角色转换都很成功。

当然，夸大“易中天现象”，认为他贡献如何大，如何了不得，也没有必要。不过现在并没有出现这类现象，所以我就不多讲了。

（摘编自《解放日报》文/葛剑雄）

（“既然易中天如此受观众欢迎，说明他适应观众需要，应该充分肯定。即使有时稍显油滑，某些说法不够严谨，毕竟与“戏说”迥异，属于“正说”范围，能使观众对中国历史有更多了解。既然连戏说也属合法，易中天的正说就更不成问题。”葛剑雄对易中天的“趣说”部分这样评价。的确，没有谁规定讲历史就非得怎么讲，难道历史就非得是严肃的，板着脸的，不苟言笑的，一板一眼的……那样脸谱化公式化，冷冰冰硬邦邦，那还有多少意思，你喜欢那样的方式，你可以那样讲，你不喜欢那样的方式你难道就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去做吗？显然，这是不合理，也不合现实的。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表现形式多样化有什么不好的？）

之二：易中天走红和“浅思维”

最近，易中天成了一个新的引人瞩目的文化热点。他从一位学者突然变成了超级明星，受到追捧。从《百家讲坛》的电视讲堂到《说三国》的畅销书，易中天确实是红透了半边天，人们对于易中天的成功有不同的解释，在我看来，易中天的成功正是一种“浅思维”的成功。

所谓“浅思维”是八十年代中期刘心武创造的一个词，他当时用这个词指计划经济后期，不少青年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到今天，这个词早已被忘记了。不过我觉得它的字面的意义还是很有用的。我用它来指一种不同于感性的生活经验，又不同于理性的思考的特殊的思考。我觉得这种“浅思维”有点接近康德的“知性”的观念。它相当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学院的高高在上的学理诉求，却又不是一般大众文化的感性的诉求。它是一种“切身”的智慧，一种具体而微的生活的“哲理”的表达。

浅思维的运作依赖电视的有力传播，却又更依赖草根的网络的口碑。余秋雨当年是靠《文化苦旅》的书打出名气，而如今却完全靠电视维持声誉，余的“浅思维”还是靠书先传播之后，由于电视对于“浅思维”文化的强烈需求，才登上电视。易中天的崛起却完全是电视的功劳，易写了许多也是相当有趣的著作，却并不流行，电视的平台将易中天变成了新的偶像。这和余秋雨的情况正成对比，当年的电视媒体还没有像今天一样无所不包。没有电视，就不可能有易中天的火爆。易的讲课有点“说书”的淋漓痛快的风致，又有一点教书先生的博雅。

我们总是议论电视搞不了文化，读书节目总是办办停停。还有像崔永元这样一直在电视圈里打转，却又高调抨击电视的“明星精英”，总是充满焦虑，觉得电视降低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如今却真有了比崔永元正宗得多的学者现身说法，崛起为电视明星，的确是个奇迹。当年的《读书》节目的困扰其实就是没有找到自己和观众结合的点。也就是没有“浅思维”的发挥，反而是试图将学理“通俗化”，其实是没有把握媒体在今天的特性，这种特性不是靠几句高调的批评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这种“浅思维”的文化，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也有值得反思的问题。但它在今天的流行毫无疑问说明了当下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摘编自张颐武的BLOG，文/张颐武）

（“浅思维的运作依赖电视的有力传播，却又更依赖草根的网络的口碑。”张颐武对“易中天现象”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试想，如果没有电视，在运作上没有电视媒体，易中天的讲课还能受到如此多人的欢迎吗？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好。但是，问题是现在电视节目如此宽泛，电视技术如此发达，有这样的条件，何不好好利用呢？所以易中天与央视的《百家讲坛》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有了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系列”和“品三国”系列。从易中天以前的著作可以看出，易中天以前写作的时候就是十分别致新颖的，他的语言风格一脉相承，只是因为拿到了电视这个媒体，他的讲课方式和“趣说”语言才得以与观众更加“零”距离，更加直接和形象，更被电视放大了而已。另一方面，网络的高度发达和范围更大的传播，使得易中天有了更加多的途径与读者与观众交流，易中天的BLOG以及那么多转载易中天的大小论坛、网站，还有那些“易迷”自发成里的“易中天吧”都成了放大、加速易中天走“红”的速度和广度。）

之三：学术畅销，才有更大生命力

不要以写艰深、晦涩、术语满天飞的学术著作为能事，而对通俗畅销的易中天等人的作品嗤之以鼻，其实要写好通俗畅销的学术著作并不容易，它要求学者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是指要对学术有专攻，出乎其外，是能够找得到引起大众共鸣的表现手法或手段，同时又要求作者要有一定的个性流露其间。易中天《品三国》等书的畅销，至少对学术畅销书提供了以下几点思考：

·易懂、好玩、有趣

尽可能把历史人物还原为活生生的人，成为易中天与其他学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别人是把历史放在一个解剖台上，一刀一刀划开来给大家看，而我想的是，把它从冰箱取出来后能迅速化冻还能活起来。”

·人性

易中天很注重的是一个“品”字：一种琢磨，一种品味，去看看历史究竟能给人们什么启迪。所得结论未必权威，但有一定的个性。在掌握了一定的史实后，易中天也常常会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同时注重当代人的接受心理。这依靠的是阅历、才情和对人性的参悟。

·智慧通俗化

高深莫测的经典，离大众远之又远，通俗畅销的学术书所要做的，就是进行智慧的通俗化。它要做的是把人类以往复杂的智慧和经验以对现代人有益且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重新进行表达。这或者也可以说是“简单的智慧”，即适合于普通人的智慧，而非少数精英人物所垄断的智慧。让所有人都拥有简单而正确的智慧，恐怕要比让一小撮人拥有垄断性的智慧要好得多。

·有新鲜活泼的之气少套语习语

在主讲《汉代风云人物》时，易中天讲到“灌夫因避席的原因在丞相田虫分的婚宴上闹酒”。那么，“避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让观众理解得更透彻，易中天特意拿了张席子铺在讲台上，然后脱下鞋子示范汉朝“避席”的礼仪动作。他还经常会把古代的官职“换算”成当下的名称，以便理解。这是一个心里装着读者的学者。

·平民立场

这个人是想做一个“亲民学者”的，心目中亲民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家认为你是自己的一个邻居，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一个熟人。换言之，他有着一个平民的立场。

·迎合有求知欲的年轻人需求

这些半学术半通俗的畅销书的主要读者，肯定是那些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充满了求知欲，需要知识、需要智慧。但他们讨厌枯燥的说教、乏味的罗陈，他们希望以生动的形式接受丰富而又深刻的内容。不难想象，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这个市场只会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城市中国之“文化长廊”）

（易懂好玩：这是易中天口里为什么会不时说出“老板，OK，卡拉OK，财团，问题少年，帅哥，美女”等等现代词汇的原因，因为这样的现代词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揣摩，而且增加了趣味性，在“好玩”中体会历史思考历史，何乐而不为？通俗化：别以为高深莫测，让人看不懂或看得似懂非懂才是学者才是显得自己的知识了不得，高高在上，那是故弄玄虚。把深刻和高深通俗化，语言通俗易懂，语言通俗到有趣，这更加难得。新鲜活泼：新鲜，新颖，才给我们思想以冲击；活泼，有趣，才给我们以调节和调整，易中天在他的演讲里身体力行。平民立场：易中天一直强调的一点是，他的讲课是给非专业人士听的，他的书是非专业的人看的，你是专家你可以不看“我”的不听“我”的，你有你的立场，平民才是易中天的目标读者，这有什么错？年轻人的需求：当易中天听说有小孩也喜欢他的书时他很高兴，而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平时贪玩懒惰不好学，如今听了易中天的讲课，居然到处找书看，变得爱学习起来，而且对历史是更有兴趣了，易中天表示他更看重家长的这个看法。年轻人，青少年是有着强烈求知欲的，但是有的书有的文章写得莫名其妙，故作姿态，让人看不懂，你叫一个青少年学生去读深度的学术历史著作，这不是有意为难吗？所以，把历史通俗化，讲课生动化，有趣化，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来关心关注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能通过自己的讲课，自己的演讲，自己的口才，自己的学识做到这一点，就更加难能可贵。而易中天教授做到了，何错之有？）

之四：易中天娱乐化历史没什么错

在全国成为炙手可热的书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突然在博客炮轰易中天“歪品”三国，说他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最后喊出“易中天可以休矣”。“易中天说‘大家都认为袁绍是绩优股时，郭嘉却看出那是垃圾股；而在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但诸葛亮选择刘备，是有政治信念和人生信

念的，易中天对诸葛亮的这个解释完全是庸俗化了诸葛亮。”

一个思想开放的年代，它呼唤精神嘶鸣，它推崇和而不同，它容忍百家争鸣。任何舆论一律都是值得商榷的，任何限制他人发言都是可笑的。葛红兵对易中天的炮轰，当然无可厚非。只是让人郁闷的是，葛红兵炮轰的理由太蹩脚了——“大众化不等于娱乐化，把历史、文化娱乐化不是普及文化的好思路。”“他（易中天）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请问，何谓严肃的历史？

文坛巨擘鲁迅饱读史书，深受传统濡染，但他却在《写在“坟”后面》劝告国人少读中国书，原因在于：“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鲁迅的深意不难理解，他是指责二十四史的一些内容，充满了瞒和骗。易中天以娱乐化、庸化甚至粗俗化的方式，消解历史，躲避崇高，揭下历史的遮羞布，撕破历史的伪善面孔，何辜之有？

历史本来就是需要证伪的，因为有太多的自我标榜，惯于涂脂抹粉的修史者留下的历史果真是真实吗？当然值得存疑。明洪武帝朱元璋，登临九五之尊后，干出了一件丑陋的事情。因为《孟子》里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条句，龙颜大怒，下令删《孟》。强权之下，哪有什么真实的历史？面对矫饰的历史，戏说一下又有何妨？历史人物本来就太符号化了，刘备果真忠厚、曹操果真奸诈吗？易中天摆脱窠臼，讲说新意，值得赞许。

正如学者葛剑雄所称，易中天讲的和写的都属普及性质，没有人当作历史学研究的新成就，他没有拿来申报学术奖或申请学位、职位，媒体也没有给他戴上“著名历史学家”、“大师”、“权威”。诚然，易中天的解读只是一家之言，没有必要夸大他的“危害性”。多一些平民色彩，少一点高高在上；多一些和颜悦色，少一点正襟危坐；多一些插科打诨，少一点道貌岸然。这有什么不好？

（摘编自《上海青年报》文/王石川）

（“易中天讲的和写的都属普及性质，没有人当作历史学研究的新成就，他没有拿来申报学术奖或申请学位、职位，媒体也没有给他戴上‘著名历史学家’、‘大师’、‘权威’。

诚然，易中天的解读只是一家之言，没有必要夸大他的‘危害性’。”王石川的观点如此，是因为他看到了易中天积极的一面。易中天说得很清楚，自己就是一个站在喜欢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历史，自己并没有觉得自己就是专家就是什么大师，而有的人却把他看成了“大师”，大师这样讲的确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而易中天仅仅是一家之言，说出自己的看法完全是自己的事，又没有谁强迫读者强迫观众必须把他讲的内容当作是“权威”来学习和背颂，读者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之五：从炮轰易中天看如何治史

其实，该如何对待历史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前两年就有娱乐派与专家派的论争，那是因为种种“戏说”、“大话”的历史剧大行其道，对历史进行了现代化的解构，歪曲着史实，引起了专家学者的不满，害怕种种不符历史的“戏说”、“大话”会误人子弟。为了扭转这股“歪风”，就有了正本清源的行动，开始了历史正说。

无论是历史剧的“戏说”，还是易中天式的“品说”，总是伴随着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观众往往大声叫好，而学者专家往往污水泼尽。这种差异和分歧不独是一般观众与学者专家对历史的了解程度不同、认识深浅不同而导致，也不是人们对待历史的信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在于历史本身要以怎么样的面孔呈现给人们。

稍有学习经历的人都知道，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里学习的历史都是一些抽象的历史、僵硬的历史，比如某年某月发生了某事，原因是什么，主要人物是谁，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学习有时并不是要达到“读史使人明志”、“以史为鉴”，而是为了应付考试，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被“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对待着。

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捧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时，便被吸引着一气读完，我没有想到历史居然还可以写得如此血肉丰富，让我触摸到历史的肌肤。可惜这样的历史书实在太少！

扯远了，其实我讲这些，无非是想说，当治史的学者专家把多姿多彩的历史搞得面目可憎、不堪卒读时，人们自然会对历史敬而远之，甚至逃之夭夭。于是，当易中天式的“品说”出来时，又会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这就是易中天的幸运与备受争议之所在。

(摘编自华商网，文/廖保平)

（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是过去了的事和人，而过往的事和人，特别是那么久远的历史，必然有许多事件和人物的真相是无从得知的，需要不断的考证，而即便是考证，也有推测错误的时候。显然，易中天不是考证专家，他只是一个教授，喜欢历史，然后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做了分析和点评，至于表现的方式，是偏向于“戏说”而已，有的人就是喜欢拿这些表现方式来说事，有点鸡蛋里挑骨头的味道，还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当然，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评论，但是你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坐下来做些研究然后说你的观点看法，大可不必给人戴一个大帽子，定性定位，这本身是无意义的争论。）

之六：为什么偏偏是易中天？

“品读中国”书系让易中天迅速走红。真正成就学者易中天的不是学术书籍，而是电视传媒。学者万千，为什么偏偏是易中天？

往根子上说，这个人是想做一个“亲民学者”的。换言之，他有着一个平民的立场。

有了立场，还得独辟蹊径。易中天很注重的是一个“品”字：一种琢磨，一种品味，去看看历史究竟能给人们什么启迪。所得结论未必权威，但有一定的个性。易中天一直站在讲台上，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百家讲坛》。他的成果大多诉诸听觉，这无形中影响了他思维和表达的方式，就是要用大家能听明白的话，讲大家想听明白的事。具体而言，易中天很注重讲故事，懂得细节的魅力，举例很多。在掌握了一定的史实后，易中天也常常会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同时注重当代人的接受心理。这依靠的是阅历、才情和对人性的参悟。易中天不是在颠覆历史，也谈不上真正还原历史，我宁愿说他是在晾晒历史的一些褶皱，并将它们置于一般读者的面前。他还经常会把古代的官职“换算”成当下的名称，以便理解。这是一个心里装着读者的学者。

而央视这个影响力巨大的平台也是易中天得以走红的重要原因。

商品时代，一切均需成本，成名亦然。易中天便挨了不少骂。身为中文系教授，却公然说史；频繁现身于电视节目和社会活动，有作秀之嫌。

从电视到图书，大家热热闹闹地去看易中天了，并不意味着去看历史了，而易中天版的历史又有着可商榷之处。历史能够这样讲吗？能够由一个中文系教授、一个搞过美学的人来讲吗？

易中天或许应该明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太有地盘意识，不得“越位”，否则便是不务正业，而易中天这个人属于异类，在学术上倾向于“流寇主义”，当然不信奉什么“从一而终”，也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既然来讲历史了，就要靠真功夫说话。在《帝国的惆怅》一书的“跋”里，易中天表示自己是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典范的：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他心仪的是对历史的“趣说”与“妙说”，他的确做到了趣说，尽管有时史实展开得不够准确。我个人的浅见是他缺乏真正的独特的思想和文采，所以还没能达到黄仁宇的高度。他更像是一种过渡，一种文史类的“科普”，可惜我们往往误把科普当成了小儿科，其实大科学家霍金和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都是搞科普的。

在观众和读者的心目中，这个自称外行的历史讲述者是好玩的。深究起来，与其说易中天有多么晓畅明了，不如说整体意义上的学者们笨重乏味；与其说易中天有多么大的娱乐性，不如说整体意义上的学者们太严肃。在和专栏作家小宝的对话中，他表示要有三个对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对接、学者和大众的文化对接、学术和媒体的文化对接。

终究，一个学者还是被明星化了，他自己没有料到，亦无法控制。很快有头衔飞来：余秋雨第二。偌大中国，真正在大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当代学人竟就这么几个？

想那李敖，骨头更硬了吧，道行更深了吧，但大家还是骂你没商量。中国人到底是看不惯人成名的，尤其看不惯文化明星，不伦不类。不务正业，难免误人子弟。在上海图书馆，有美女记者当面相问：我在您签售现场发现，很多读者都没有读过《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却对您盲目崇拜，您觉得您的讲座对他们负责吗？易中天回敬道：如果今天讲座现场有位小伙子盲目爱上你，你负责任吗？掌声立马响了起来。笑言在媒体面前是“弱势群体”的易中天，面对这个问题时想必是有些紧张的，但回答得很狡猾，很放松。狡猾，或许就是一种媒体风格了吧；放松，或许就是一种境界了吧。

媒体时代，那些依然能安于寂寞的人有福了——孤绝而特立永远是这个世界所匮乏的；那些走出书斋，借助媒体，走向大众的人有福了——他们原本就是大众中的一员。

（摘编自《新京报》文/木叶）

（“易中天的确做到了趣说，尽管有时史实展开得不够准确。他更像是一种过渡，一种文史类的‘科普’。”这种趣说，是易中天“品”读历史的一种时尚、时髦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如果今天讲座现场有位小伙子盲目爱上你，你负责任吗？”易中天的临场发挥，他的机智，他的反应，令我们叫好。在对历史的了解基础上，充分利用自己的口才来为演讲和自己的出版物增加分数，实在是一个聪明人的聪明做法。易中天被媒体娱乐明星化，这不是易中天能左右得了的，媒体本身就喜欢在公众人物身上做点新闻找点新闻，易中天不是完人，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对媒体是随性自然处理，他的口才令媒体记者感到“有意思”，所以大家喜欢采访他。能够享受这种众星捧月，明星教授的氛围，坦然处之，也是一种境界了吧。）

之七：做真正的学问更难

由于对易中天先生的关注，上网检索关于他的信息。先看一下我摘自“百度——易中天吧”的文字：

在主讲《汉代风云人物》时，易中天讲到“灌夫因避席的原因在丞相田虫分的婚宴上闹酒”。那么，“避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让观众理解得更透彻，易中天特意拿了张席子铺在讲台上，然后脱下鞋子示范汉朝“避席”的礼仪动作。对此，一些学者和他的朋友认为他这样亲自示范有失学者身份。另外，对易中天大量引用现代词汇的“文评书”式的讲座方法，一些人则评论为“误人子弟”和“满嘴跑火车”。

现在做学问难，做真正的学问更难呀。我要问那些高等学府或高级知识分子们，什么是学问？做学问为什么？怎样做学问？

社会的基本元素是人，以人为本，是人所共知的。学问是为人所用的，学问的总结与传承尤为重要。专家学者们对于老百姓来说很神圣、很遥远，而那些编著的书籍不太易被接受。这也就显现出现代中国社会在教育方面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有以人为本的学问，有以人为本的教育方法吗？

其实那些指指点点的专家学者们，说易先生当众脱鞋示范“斯文扫地”。但我要说，诸位高人，身为学者不要太肤浅，人家为人师表以身示范是为让观众理解透彻。这也正是易先生受人爱戴和拥护的原因，对工作兢兢业业，善于推陈出新，让枯燥的学问鲜活起来，使知识的传承更顺应时代发展。让学问平民化是时代的必然，易先生平民化学问的态度我们不应该提倡并学习吗？

可见，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只不过是拜了将的“赵括”。只知做学问，不知学问最终是干什么用。总顶着那些虚荣的大帽子，摆着夫子架式，做高深学问。学者的身份从何而来？难道著书立说只能放在高案上非专业人士不能读，老百姓不明白，没法子，我想你的学问早有一天会成为化石。

所以做学问到今天，就如同中国从封建社会到现在的服饰变化一样。学问也要讲简约、实用、通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让学问以人为本，才能推动素质教育。

“误人子弟”和“满嘴跑火车”是一些人对易先生的评价。但从看过了先生的讲坛后了解到先生讲三国、讲大汉，是从“历史意见、时代意见、个人意见”三方面来综合着评述、讲解历史。其后较多引用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正史进行严谨、认真解析阐述史实，为演讲构架出历史原样的骨架，勾勒出历史原貌。同时出于对时代的责任感，易先生尽量客观地站在史实时代基础上，以带有当今时代感的言行举止说历史，讲故事。难道将古文译成白话适时而用，即不失原意，又直观易懂，就是“误人子弟”吗？对于历史，我们的记载只能是沧海一栗，史实之间纷繁复杂，并不是好理解的，先生以客观的角度进行评述、讲解，可见先生用心良苦，反而有些人要说什么“满嘴跑火车”，真是小我之见呀。

（摘编自新浪网，文/sutxvpli）

（易中天在讲“避席”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亲自在节目上“脱下鞋子示范汉朝‘避席’的礼仪动作”，这一点被一些“学者”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这也不为怪，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这恐怕是“第一遭”，头一次见到，少见自然多怪了。其实，按我说，这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非常自然的示范动作而已，这样的讲课方式在我们的中学大学课堂上也是常见的，不同的是，易中天碰巧示范了“脱下鞋子示范汉朝‘避席’的礼仪动作”，好象脱鞋子什么的上不了电视这个“大雅之堂”。身体语言，用身体语言来帮助演讲，来形象生动的表现，来说明，这本身是很好的事。而对观众来说，这个示范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了“避席”是怎么回事，这岂不是更好，我们大可不必鸡蛋里挑骨头，让脑筋转个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何必给自己的思想过不去呢！）

之八：出来混，哪能不挨刀

你在央视《百家论坛》品三国，火了，我没看。因为没时间。

你遭到学术界的批判，学术界的众生们在讲，你玩的是学术，还是玩戏说，别玷污咱光辉的学术，我不关心。因为一个人在沉寂的时候不批评，红了之后再批评，那逃不了“红眼”之嫌，我对这些人表示不屑。

你前些天到上海书展签名售书，签坏了八支笔，人气盖过超女，我没去，因为我从不喜欢扎堆。

但现在评论你的文章铺天盖地，网络、电视、报纸、周刊，全方位立体式，我实在躲不过，藏不过，不得不看。

易中天啊易中天，现在你已经如日中天。有人给你算了一笔账，《品三国》版前税按14％支付，央视得2％，你得12％，易中天进账吓人。中国人有句俗话：一谈钱就俗了。事实上，你就在努力把自己变得通俗化，而你的同行们，索性来一腿，把你庸俗化。

不管你认不认，你要成名，必须付出代价，出来混，身上总要挨上几刀。

易中天致力学术大众化和通俗化，把一些仅存于学术范围的“三国”知识以大众所能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一点也没错，好事啊。对于易中天的同行们，其实你搞你的严肃，他搞他的通俗。但现在有些事真的非常奇怪，文化界、学术界，过几年，就会蹦出几个“另类”，他们一出名，有人叫好，有人骂娘，叫好的是平民百姓，骂娘的多是他们的同行。

此间况味，值得深思。

譬如余秋雨，他其实是一个文化的“布道师”，他在竭力推广文化，火了，但批判他的声音马上也火了，前几年，许多人在围攻他。人啊，不能太出名，一出名事就多。

但余秋雨的散文就是好啊，那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在他的散文里了，看看无妨啊。但不行啊，谁让你出名了，谁让你的书赚大钱了。

前几天，余秋雨接受杨澜专访，说起发生在他身上的是非，余秋雨说：“我是一个被人围攻的文化人，对于表扬，还是攻击，都不要投入太多，那只会害了你。”

这真是一种好心态。

易中天，也需要一种好心态。最近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在封面上给易中天取了一个“大号”：学术超男。这个词源自于“超女”，细细一品，这词似褒似贬，耐人寻味。

易中天，你还是别生气。

我可以提醒你的是，从现在开始，你已进入一个舆论的雷暴天气，你要好好走过，需要一点余秋雨的淡然和笑看。

这一周，我还看到了一篇我所尊敬的刘心武先生的文章，刘心武与易中天的遭遇相似，因为另辟蹊径揭秘红楼梦学术问题，引起学术界的一场争论，刘心武被卷入其中，唾沫满面。但是这场争论却引起境外媒体关注，刘心武被邀请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刘心武问美方为何邀请自己到美国讲学，美方说：“那你要感谢反对你的那些人。”

刘心武的意思是说，正因为有那么多人反对我，反倒让我的观点家喻户晓，红遍全球。其实，要感谢的还是那些反对他的人。

现在这个道上很喧嚣，各位看官有句良言要记牢，人在江湖走，哪能不挨刀。如果被砍了，千万别趴倒，不妨品茶抿酒，坐看风生云起。

（摘自《长江日报》文/流沙）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了做新闻，媒体人是挖空心思，即便那些评论家、学者不评论你，媒体也有办法让他们开口来评论你。信息爆炸，就注定了鱼目混珠，大家都得睁大了眼睛。最近还有香港某明星在换衣服的时候被媒体偷拍照片发表到杂志封面上，连隐私都被人想方设法，不顾法律和道德底线做文章的今天，别人议论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大的新闻了。所以作者说的“现在这个道上很喧嚣，各位看官有句良言要记牢，人在江湖走，哪能不挨刀。如果被砍了，千万别趴倒，不妨品茶抿酒，坐看风生云起。”也真有些道理，只要自己坦然了，就让别人去说吧，自己的路还得靠自己往前走。）

之九：“美男”批“超男”，这事挺好玩

眼看着乾坤倒转的奇迹在易中天身上出现——一个老叟竟突然变成“大众情人”、“学术超男”，签名售书的风头甚至盖过当下走红的歌星、明星。

惊叹、欣羡之余，我也暗自幸灾乐祸：这下，易教授也该尝尝“名人”被火烤油煎、捧杀棒杀的滋味了。果然，尽管易中天处事低调，但这棍棒还是如期而至了。

我原本只想看热闹，但看着看着，有些看不下眼了。易中天那厢被书稿讲稿缠得无暇旁顾，批评者这边却把长棍短棒舞得越发起劲。

这让我心里不平，这才站出来说两句我认为的公道话，破解那堆我认为很无理的批评。

至于我的目的，自己往高里说，则是为了维护学术殿堂的秩序。因为许多批评，打着学术旗号反学术，以耸人听闻为目的，生造了许多概念、散布了许多歪理，完全处于失范状态。

易中天是理性的

在打着学术旗号的批评中，最常见的说法是：《品三国》乃大众文化产物，是对历史、对经典的庸俗化、粗鄙化。这样的东西竟然流行，是文化的悲哀、学界的悲哀……尽管此类批评义正辞严，但我却敢断定，凡做此种捶胸扼腕、痛心疾首状的学者，绝非真材实料，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大众文化。

现代所谓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思想内容扁平化、接受形式感官化，它满足的是人们快餐化、时尚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而《品三国》，尽管表达方式通俗、表述语言时尚，但其思想内容绝不浅显、更不时尚，传播和接受形式则完全是理性的。将“易中天热”称为“无理性的狂热”，实乃大错；它恰恰是“有理性的狂热”。

追星族，甚至不需搞清歌词意思，就会跟着歌星吼叫；而《品三国》，如果你不静下心来，追随易中天的思路连续听下去、思考下去，就不会兴味盎然、入痴入迷，更不会顿悟开窍；一旦入迷开窍，《品三国》就会大大拉近“乙醚”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距离。这便是“乙醚”不同于歌迷影迷之处，这也是易中天非寻常明星可比之处。

中国学界真正的悲哀，不是出了个易中天，而是只出了一个易中天！正因为眼下所谓教授学者，泡沫多多，受众少少，这才使易中天一鸣惊人。

“葛三条”无一中的

在学界批评中，“美男作家”葛红兵的批评声音最尖锐。葛红兵的批评，网上发表后，即引起大反响；后又经整理，以《我为什么要批评〈品三国〉》为题发表。葛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条，以下逐条剖解：

1)“过多解释权术，较少关注历史本身”。笔者学浅，实在搞不明白：这“权术”何以能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且与之平列呢？一部人类文明史，难道不充满着血腥暴力与狡诈阴谋的权力争斗吗？至于“品三国”中，过多地解释权术，这更不是易中天的错，而是三国这段历史独有的迷人之处。三国英雄的大智大勇，原本就体现在争权、夺权、擅权、弄权的斗智斗勇之“术”中，这也是“品三国”能品出无穷滋味的原因。如果换上元史，恐怕谁品也品不出如许滋味来的。

2)“过多讲故事，较少阐释人文理念”。动辄祭起“人文理念”大旗，这是当代新锐批评家常用手法，且无往不胜。对方理论一旦被指为不“人文”，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正当性。鉴于新锐批评家文章以能指滑动、所指飘浮为能事，我们须先解析概念。所谓“阐释人文理念”，这里可做两种解读：一种是三国史或《三国演义》中存在人文理念，需后人做发掘性阐释，而“易中天较少”；一种是现代人要用人文理念对其进行批判性阐释，而“易中天较少”。读葛文可知，葛先生表达的是前一种意思。但遗憾的是，此论放在此处却属无的放矢。道理很简单，中国历史或古典名著中，很少值得现代人大肆宣扬的“人文理念”，否则，中国近现代史就早该是另一种样子了。既然客观不存在，又怎样去阐释呢？至于易中天是否在后一种意义上对三国人物或《三国演义》进行批判，笔者因没系统听阅《品三国》，没有发言权。但我始终认为，因咱那四大文学名著的价值取向皆含有与人文主义(不是民本思想)相悖逆的内容，对其进行人文批判是必要的。为此，在传统的“少、中、老三不读”之外，笔者还主张“幼不读《西游》”。补赘这一笔，是为了防止有人把反对人文理念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

3)“以《三国演义》为假想敌，用历史来要求文学，对文学不公平——伤害了《三国演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解构了《三国演义》中的美学追求、人文理想……”

“易中天把《三国演义》作为标靶，没有注意把握历史和文学的区别，没有尊重《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对《三国演义》不公平，对喜欢《三国演义》的读者也不公平。易中天可以突出讲历史，可以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比较，但是，不能变成对《三国演义》的解构……”

葛红兵对易中天的这些批评，要么强加于人，要么自相矛盾。葛教授说易教授“用历史来要求文学”，这需要证据。硬把这样幼稚的错误强加于曾经是、现在仍是美学家的易中天，这本身就是幼稚的，只能吓唬那些年轻的“乙醚”们。

易中天反复强调，他是在尽量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品评三国事件和人物的，《品三国》引人入胜，就因他能在既有历史、文学文本中，于无疑处生疑，于有惑处解惑。如果这也叫对《三国演义》的解构，那么，它正是在划清历史和文学界限基础上进行的，这又怎能说易中天没“注意把握历史和文学的区别”呢？

文学(家)有合理虚构的权利，这是任谁不能剥夺的；但历史(学家)和读者也有依据客观史实和主观理解，解读或批评文学的权利。这两个权利是对等的。特别是《三国演义》，它的传播史本身就伴随着对它的解构史，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便是晚近一例。而葛教授却偏偏不让易教授解构《三国演义》，剥夺其行使连一个普通读者都拥有的权利，这种做法岂不是太武断了吗？要说不公平，这才是真正不公平呢！作为批评家的葛红兵，有文学批评和反批评的权利，但却没有垄断文学资源，不让他人染指批评的权力。

谁在混淆历史和文学？

其实，真正混淆历史、文学的不是别人，而是葛教授。葛文说：“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历来文史不分。”这后一句恰恰否定了前一句：文史不分，把历史当成素材，用文学来演义、戏说、娱乐历史，这做法往往是“以历史的名义反历史”，怎能说成是“非常重视历史”呢？

特别是葛教授反对夸大权术作用，认为不能“让读者以为”胜败“是权术使然，人的智慧(甚至是个别人的智慧)使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真正夸大权术和“个别人智慧”的，正是《三国演义》。易中天还三国历史本来面貌，这既有利于消解国人文史不分的传统，防止戏说、误读历史，也有助于消除国人对权术、对“个别人智慧”的过度迷信。这工作，正符合葛先生的要求，理应支持才是，为什么还要反对呢？

葛先生之所以自相矛盾、首尾不顾，除理论缺憾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始终脚踏两只船：时而站在历史角度，时而回到文学方面。这从他对易中天的两个要求或苛求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一，葛红兵要易中天尊重及维护《三国演义》的思想和美学价值。提出这个要求，其前提是设定易中天能撼动《三国演义》艺术形象及其在传统文化中地位。窃认为，葛教授在这里如果不是杞人忧天，就是在故意高抬易中天。《三国演义》的艺术形象及思想内涵，早已积淀在传统文化中，印刻在国人心灵上，别说一个易中天，就是一百个易中天也无法抹煞或修正。郭老为曹操翻案文章那影响多大啊，今天，大多数读书人皆知曹操的卓越才能和巨大贡献，但这并不能改变曹操在传统文化脸谱中的奸雄形象。解构《三国演义》，只能让读者接近历史真实，却绝不能重构三国文学形象。所以，葛红兵挺身而出，要做《三国演义》忠诚的文学卫兵，那只能说是自作多情。

其二，葛红兵要易中天以对“天、地的常数”、对“大历史规则”、对“大信仰大品格的敬畏”心态来讲述历史，“坚持微言和大义的统一”。坦率地说，面对葛教授这一系列的“大词汇”、“大概念”，笔者实在惶惶然不知其所云，更不知接下来该如何言说。可能这正体现大批评家之大胆识、大手笔吧。当然，无法言说，不等于心悦诚服。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请葛教授自己根据上述原则，怀着对“大信仰大品格的敬畏”，操刀撰写一部既体现“微言大义统一”、又维护《三国演义》美学价值的葛氏“大三国”吧。笔者实在是想借此搞搞清楚，什么叫“天、地常数”，什么是“有大敬畏”的“大历史”以及“大历史规则”。尽管我素来不用自己搞不懂的新概念，但我对我所期待的葛红兵的这部著作却充满了“大敬畏”。我想，葛教授是不会令我失望的。

葛文最后，提倡读者“读书要读原著”。这一倡导非常好，我很赞成。我相信，葛教授的“大敬畏历史”新著出版后，一定会在广大读者中掀起读三国史原著、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新高潮。在葛教授如此巨大之学术贡献面前，恐怕易教授只能自愧弗如甚也。

（摘自《南方周末》文/杨曾宪）

关于易中天教授“品三国”的争论可谓越来越激烈，人有评论的权利，当然有批评的权利。学术当然也不例外，有争鸣才有进步，才能开阔眼界，去伪存真。杨曾宪先生针对葛红兵教授的评论观点进行的反驳，是目前比较系统的一次，针对性更强。身处焦点中心的易中天教授，如果看到此文会作何感想呢？之前他的回应大意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错误当然要改正，这个错误是要有根据有证据的确凿错误。我觉得易中天说得极是，错了就错了，没错就是没错，而有的无关重要的小枝节，根本就无从考证，那么非要去弄个水落石出，也只有等真正能水落石出那天再说了。在我看来，葛红兵提出的一些担心也不是没有必要，他的有些担心是基于以前太多的“戏说”历史，特别是戏说历史的电视剧，一些青少年看了电视里面的“戏说”，就把它当作真实历史来理解了。不过，艺术加工，文学与历史，本身就是有着太多瓜葛的，要分清本身不容易。有的必须分清，而在讲述方式和表现形式上，各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方式方法，当然也存在着自己个人的看法，只是，易中天选择了在电视上说出来，在书里讲出来，至于别人怎么理解，那也是他无法控制得了的事。只要对事不对人，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观点，这完全是自然的一件事，没必要非得搞个“输赢”出来。

争论无处不在，有话也可好好说。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