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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吃着2毛钱的西瓜，写这篇文章的。其时8月初，炎热异常，气温高于去年同期，消暑的西瓜却比去年便宜了两三毛。最重要的原因是，西安周边种瓜面积比去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市场供应大于需求。我是亲眼目睹过长安县的韭苔、桃子、杏子无人问津，白白烂掉或倒掉的。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趋热，再到炙手可热的过程。10多年来，专家学者开出了一系列疗治的药方，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减轻农民负担、技术进步、股田制、“盆景农业”、土地私有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等等。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其趋于合理化、高级化是生产力发展规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客观要求。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能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农村产业结构是全国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农业结构又是基础的基础，农村非农业的发展延长了农业产业的链条，沟通着全国地区产业之间的联系。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诸多优点，却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有的农产品是产业调整政策无法改变的。我们以小麦为例来说明：美国小麦的品质比中国的好，我国生产的优质面包、方便面，总是需要进口人家的小麦。不是我们不想种植优质小麦，而是受到土壤肥力等多种因素制约。某些地方可以借助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走农业产业化路子，实现农民富裕。这种有限改善贫穷的经验，不可能普遍到全国各地，变成农民富裕的灵丹妙药。我国农民数量众多，生产能力惊人，消费者有限，农产品极易造成需求不足的矛盾，以致于出现丰产歉收的窘境。
减轻并最终取消农民负担，是国家采取的一项积极而有效的惠农政策。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广大农民的境遇，却起不到根本性的突破作用。经过税费改革，中国农民负担的绝对数已有很大降低，一年平均下来100元左右。在物价上涨、消费水平提高的今天，这区区百元只能让一个农民多吃几顿肉或添置一辆二手自行车。
技术进步，对于农业的影响非常巨大。我国粮食亩产1980年为183公斤，10年后达到262公斤，化肥的使用功不可没。据测算，化肥的贡献率超过40﹪。技术进步，对农民的增收、富裕作用也是有限的，仅仅是起到改善而非爆炸性增长。它是一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且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近年来，化肥、农药、激素等的过度使用，已给农产品、土壤、水质、环境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曾经提出股份制的北大教授厉以宁，给三农开出了股田制的方子，被李昌平先生嘲讽为“厉以宁先生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土地私有化的提出，是个不顾国情、不负责任的有害药方。有着8亿多农民的中国，土地不仅仅是他们谋生的饭碗，更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保障与稳定功能。一旦土地私有，许多农民会迅速地丧失土地，成为流民。那将是一颗破坏稳定和谐的炸弹，随时会爆炸，威力决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统计显示，1996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到2003年，耕地减少了1亿亩。据测算，每征用1亩地，将造成1.4个农民失去土地。上亿亩耕地被征用的后果是全国“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超过4000万，且每年还以2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目前征地程序不合法，土地补偿金太低，难以真正到达农民手中，很大一部分落入当地政府、开发商腰包。许多社会保障尚未惠及农村，农民丢掉土地，花完补偿金，温饱顿成难题。“权力暴，资本笑，农民逼上吊”，这种“一脚踢”的野蛮征地办法，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巨大而深远。
曾经有很长一些时间，人们认为破解三农难题在于三农之外，主张把农民从农村和土地上彻底转移出去，甚至提出一种更极端的理论——消灭农民论。其大意是这样的：要想富裕农民，必先消灭农民，让农民变成城市工人；消灭农村，让农村变成城市；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农业的产业化才有基础。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显得过于理想化，高远而虚幻。
我国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总数已突破6万个，每个城镇平均人口（指非农业人口）却只有2000人左右，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载体的初衷始终未能实现。农民进入小城镇，是在传统的城乡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目前小城镇建设存在的问题十分严重：依靠行政力量推进，没有产业支撑，缺少中长期规划或纸上谈兵，急功冒进，一哄而上，遍地开花，加重农民负担，浪费大量土地；粗制滥造土洋掺杂的建筑，给人的感觉城不像城，村不像村；街头遍布小商小贩和各地民工，各种车辆横冲直闯，遍地果皮、草屑，污水横流，文化、体育设施奇缺，卫生、教育、消防功能不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更没有提上日程，环境污染日见突出；居住在小城镇的农民并未脱离回田劳作，除了凑份热闹，更多的是付出昂贵的水电费、暖气费、物业费。
我国城市化已经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小城镇数量扩张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如何提高建设质量上。那种东摘西借拼凑出的“小城镇”还是别上马为好。问题是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下，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避免劳民伤财的“造城运动”，答案没法肯定，甚至是悲观的。我最近就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山东临沂欲建第二浦东，镇政府为政绩强拆农庄——这样的新闻太多了，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中国太大了，农民数量太多了；中国工业化的质量、速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规模与容量，也无法接纳如此多数量的转移农民；中国地形复杂，耕地总量有限，适合机械化耕作的不多，必须得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从事农业，种粮事牧，以缓解城镇压力，维护自身生存以及国家的战略安全。况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以及一部分体弱多病的男性劳力还会滞留农村，做麦田里的守望者，迎来朝阳，送走落日，打发那艰辛、落寞，却也宁静自足的岁月。
过去，让少数人、少数地方先富起来，现在的主旋律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和重大战略。农业和农村在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实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我们终于迎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农民与土地的血肉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农民就有土地，有土地就有农村。农民不脱离土地，温饱主要由农民自行解决，发展主要由国家帮助解决，国家的压力会小得多。帮助贫困落后的农村、农民解决发展问题，比解决8亿人城镇化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发展农村，建设新农村，是符合国情、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多赢选择。
最近偶然见到这样一则资讯，让我稍稍改变了一点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偏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五年前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倡议。林毅夫因此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早提出者、倡导者，尽管他是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内需、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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