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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标题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3个画面：
我二哥在重庆的一个高速路工地打工。今年过完年，他从老家去重庆途经安康，到我所在的镇政府住了一夜。那天晚上，镇上的值班领导邀他打牌，他看了我一眼，我说那你去吧。很快他又回来了，坐在那里看了半晚上的报纸。我当时想，哪里能看出爱读书看报的二哥是个农民工。他比我聪明，要是当年他没有放弃上高中，肯定也能考上大学，那他今天就不会这样漂泊了，而且会比我有出息得多。第二天飘着雨夹雪，我送他去火车站。春运已经结束，车站广场上依然人山人海，大多是拖儿带女的民工。我目送着二哥背着大包提着小包，融入密密麻麻的人流，艰难地汇入候车室，我的眼睛开始潮湿。后来那个值班领导问我，你哥干啥去了。我撒谎说，他到重庆走亲戚。
就在送走二哥后不久，我回了趟西安。三月底的西安天气热得让人感到异常。我在小寨十字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个背驮着个大包的中年农民，从东向西沿着小寨路拾破烂。距离小寨十字五十米马路与人行道交接的一个低洼处，洒水车刚过，清洗马路的水流缓慢地聚集到此形成一小“湖泊”。那个捡破烂的中年人放下背上的包，猫着腰开始撩水洗脸，或许这样就能满足他那得到一丝清凉的愿望吧。
一对民工夫妇因为无力支付1859元医药费，双双跳江自杀。这样的新闻几乎每天都在我们的大地上发生着，与“朱门酒肉臭”的诗句早已不能概括的上流社会生活形成了巨大落差……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跨出家门奔赴东部地区出卖体力的农民是谁。这个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来被称之为农民工的词汇，承载着特定时期、特定群体的命运遭际，改写着乡村社会存在形态和现代化前进步伐。
他们像候鸟，冬去春来，迁徙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凭借血液中的坚韧，砂粒一样填补着城市的缝隙。他们具有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又不具有任何身份，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作为个体的农民工，每个人有自己的生存需求；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尚处于失语状态。
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民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化建设道路的自然延伸，是新形势下的“工农业剪刀差”。所不同的是，从过去的资金、物资要素支持转变为更加鲜活的劳动力要素支持，由过去的强制征取变为自愿行为，更方便快捷，规模、力度也比以前大得多。进城农民工人均每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5000元左右，一个农民工一年充其量拿走8000元，剩余的17000元留给了城市。照这样计算，1亿农民工务工，一年给城市创造价值17000亿。他们用汗水和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和价值，同时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创造的GDP已占20%多的份额，而支付给他们低廉的工资，成为我国制造业、服务业始终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农民工进城打工，缓解了一些城市矛盾，增加了农民收入，也增加了地方收入。
他们给这个社会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却没有得到这个社会的公正对待。现有的农民工体制对农民工个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央十六大明确承认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却未享有产业工人的待遇。干了五年、十年、二十年，还是没有城市户口，改变不了身份，农民工的帽子去不掉，永远只是农民工。城里工人，有权讲话，有工会等组织，维护其权益；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一般不参加职工大会，有的连工会也无法参加。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一些大城市还做出规定，限制农民工从事某些行业或职业。
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同工不同酬”，干同样的活，城里人挣一两千元，农民工就只有五六百块。“同工不同时”，劳动定额不合理，劳动时间过长，收入长期基本未增。城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节假日加班要加几倍工资，农民工一般没有加班费。一些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基本达到，甚至超过了当地规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但这往往是以他们每天十几小时的超长工作时间换来的。在珠江三角洲，从1992年到2004年12年里，农民工月工资仅增长了68元。这点可怜的薪酬，还往往被长期拖欠。灵宝市川口乡政府欠民工负责人张斌96万元工程款，每月只还1000元，需要100年才能还清。百年拖欠不算长，还有“千年等一回”。海口市旧洲镇政府拖欠工程款42.5万元，计划每年还款400元，要得1000年还清。几千元对一个企业或政府来说不算啥，可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却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甚至挽救一个垂危的生命。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仅2004年，全国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超过1000亿元。而为了索回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等至少3000亿元。
农民打工收入高于种田收入，大多从事的却是苦、脏、累、险工作，职业工种低贱，生产工作环境恶劣；生活卫生条件差，食品消费低垱，安全难以保证；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伤事故比例高，重特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达数十万，农民工占绝大多数。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民主权利、基本社会保险、子女受义务教育权，同样得不到有效保障。
农民工精神空虚，性生活缺乏。农民进城多以单身为主，根本没有条件携带配偶、子女进城买房享受富裕的家庭生活。也有人买了房子，在城里定居下来，比例却很小，不到进城打工农民总数的千分之一。有的住不起旅店，夜里露宿街头；有的住一元五角的旅店，极其简陋寒碜；有的夫妻临时团聚，没钱住店，只好到公园、野地过性生活。这一点往往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更无法回避的是，遍布城镇的娱乐场所农村女孩用青春、泪水装点着繁荣，她们除了获取微薄的工资收入，其它一无所有。
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副作用也已显现出来。随着一大批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大量流失，农村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农业产业链条在萎缩，经济发展的产业体系难以形成；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输往城市和经济发达省份，拉大了本地与那些地区的差距，导致这些省区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
不打工现在穷，打了工以后穷。这是当前农民工不得不面临的一个两难窘境。他们透支完自己的青春、体力、精力后，往往即意味着打工生涯的终结。用工企业不招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农民通过打工真正成为市民的十分有限，绝大多数还得回到生养他的故土。打工期间很多企业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打工的积累又十分有限，打工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如再遭遇伤残或职业病，无疑雪上加霜。长期在外务工，农活荒废了，农业知识生疏了，重操旧业已力不从心。重新返贫，对于许多打工者而言，便成为迟早的事。
消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障碍，实现产业工人待遇，使其真正融入城市。这是八亿中国农民的共同心声和梦想，没有谁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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