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上空的候鸟 文 / 白忠德

写下这个标题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3个画面：

我二哥在重庆的一个高速路工地打工。今年过完年，他从老家去重庆途经安康，到我所在的镇政府住了一夜。那天晚上，镇上的值班领导邀他打牌，他看了我一眼，我说那你去吧。很快他又回来了，坐在那里看了半晚上的报纸。我当时想，哪里能看出爱读书看报的二哥是个农民工。他比我聪明，要是当年他没有放弃上高中，肯定也能考上大学，那他今天就不会这样漂泊了，而且会比我有出息得多。第二天飘着雨夹雪，我送他去火车站。运已经结束，车站广场上依然人山人海，大多是拖儿带女的民工。我目送着二哥背着大包提着小包，融入密密麻麻的人流，艰难地汇入候车室，我的眼睛开始潮湿。后来那个值班领导问我，你哥干啥去了。我撒谎说，他到重庆走亲戚。

就在送走二哥后不久，我回了趟西安。三月底的西安天气热得让人感到异常。我在小寨十字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个背驮着个大包的中年农民，从东向西沿着小寨路拾破烂。距离小寨十字五十米马路与人行道交接的一个低洼处，洒水车刚过，清洗马路的水流缓慢地聚集到此形成一小“湖泊”。那个捡破烂的中年人放下背上的包，猫着腰开始撩水洗脸，或许这样就能满足他那得到一丝清凉的愿望吧。

一对民工夫妇因为无力支付1859元医药费，双双跳江自杀。这样的新闻几乎每天都在我们的大地上发生着，与“朱门酒臭”的诗句早已不能概括的上流社会生活形成了巨大落差……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跨出家门奔赴东部地区出卖体力的农民是谁。这个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来被称之为农民工的词汇，承载着特定时期、特定群体的命运遭际，改写着乡村社会存在形态和现代化前进步伐。

他们像候鸟，冬去来，迁徙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凭借血液中的坚韧，砂粒一样填补着城市的缝隙。他们具有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又不具有任何身份，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作为个体的农民工，每个人有自己的生存需求；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尚处于失语状态。

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民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化建设道路的自然延伸，是新形势下的“工农业剪刀差”。所不同的是，从过去的资金、物资要素支持转变为更加鲜活的劳动力要素支持，由过去的强制征取变为自愿行为，更方便快捷，规模、力度也比以前大得多。进城农民工人均每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5000元左右，一个农民工一年充其量拿走8000元，剩余的17000元留给了城市。照这样计算，1亿农民工务工，一年给城市创造价值17000亿。他们用汗水和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和价值，同时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创造的GDP已占20%多的份额，而支付给他们低廉的工资，成为我国制造业、服务业始终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农民工进城打工，缓解了一些城市矛盾，增加了农民收入，也增加了地方收入。

他们给这个社会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却没有得到这个社会的公正对待。现有的农民工体制对农民工个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中央十六大明确承认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却未享有产业工人的待遇。干了五年、十年、二十年，还是没有城市户口，改变不了身份，农民工的帽子去不掉，永远只是农民工。城里工人，有权讲话，有工会等组织，维护其权益；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一般不参加职工大会，有的连工会也无法参加。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一些大城市还做出规定，限制农民工从事某些行业或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