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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政治，乃是国家宏观政治棋盘上一小卒。作为一个微观政治生态，它是中国宏观政治的延伸与浓缩。在宏观政治场上演的诸多正剧、悲剧、闹剧、惨剧，无不在乡村政治场上演，只是程度、特点、手段、方式的差异而已。
传统社会，“王权止于县政”，乡村属于自治状态。政治是安邦治国之道，是发生于高城王宫之事，小小的村庄是无所谓政治的。然而，任何经国大事都要延伸作用于一个个村庄并接受其实践与反应。只有每个村庄都能够参与政治，国家的方针政策才有真正广泛牢固的基础。
乡村内部的微观层面，包括乡村组织、乡村干部和农民、农村宗教、文化和乡村管理，农民生活、乡村财政、农民经济等等。它们是把握、理解乡村社会自身运作实态及其规则的一把锁。乡村外部的宏观层面，包括城乡二元结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民主法制、政府治理行为等等。它们是透视、影响乡村社会宏观体制、外部环境的一把钥匙。
处于最基层的村干部群体，“官”不大，却掌管着农村政务及村民生活的大小事情。中国有8亿多农民，分布于60多万个行政村，约有500万村干部在管理这些村子。对乡村政治生态的个案观察与解读，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需要专门的针对性文字来完成。这里想就穷人、富人治村以及村干部的好处，说几句未必有意义的话。
穷人治村与富人治村之优劣，引起学界的持续广泛争论。有人说，“富人治村”是农村的一种典型的精英型治村现象；也有人讲，“穷人治村”是农村的一种典型的平庸型治村现象。富人就是典型的精英，穷人就是典型的“平庸”。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德国总理施罗德相对贫穷，能说他不是精英？财富不应是“精英”的代名词，富人不可能天然具有“治村”优势，穷人也不可能天然地具有“治村”劣势。治家与治村不是一回事，以为治家行就能治好村是专制思想的延续。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富人治村正在迅速地演变为普遍现象。当前，富裕农民已经同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公民的最大权利是政治权利，渴望政治参与、诉求政治权利对公民尤其是富裕阶层，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富裕农民在农村经济领域的地位、作用越来越高，必然渴望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进军政治舞台，诉求一定的政治权利，实现其人生价值理念的重新定位。我不这么乐观地认为，富裕农民的政治参与是开放型社会中农村精英阶层走上政治舞台，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趋势。对其持回避、小觑或者一概否定的态度，却也是不明智的。让走上农村政治舞台的富裕农民，带动村民共同致富，实现村民自治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而不是以谋取村政大权来攫取集体利益，实现个人经济、政治利益最大化。无疑，这已成为乡村治理、乡村制度软肋的关键问题所在。
中国是个官本位思想极其浓厚、渗透力极强的社会。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当村官，背后都是官本位思想这双无形而强大的手在挥舞。中国人的尊严、成就、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并直接体现，甚至等同于权势。离开了权势，在中国谈人格尊严、平等，就如同一个黎明前躺在马路边奄奄一息的乞丐，做着天一亮即成为百万富翁的梦，奢侈、怪诞、可笑。对于富裕农民而言，政治参与的动机可能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图个发展环境，多一把“保护伞”，寻求更为宽广的政治舞台，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仔细想想，村干部这份差使确实有不少利益诱惑：一、有一些经济收入，村干部年薪提高到1000至2000元之间。二、村主要干部喝酒、抽烟几乎不用自己掏钱，上面来人可以陪吃陪喝。三、每年的计划生育指标分派、宅基地分配，村里主要干部也能得到不少好处。村民超生，他们包庇隐瞒，从中接受贿赂；自己人超生，则能免除高额罚款。宅基地分配，自己或亲友可以面积多一点，位置好一点，还可以先建再批。四、前些年村支书、村长往往将他们应该承担的农负，部分或全部转嫁到其他村民头上。五、落实上面各种惠农政策时，自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如说支配基建资金、扶贫资金、民政资金时明里暗里拿些。六、非“空壳村”干部，利用职权，以贪污、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款、扶贫优抚款等国家下拨的各种款项；利用职权攫取村集体利益，以低价私自出租、转让、发包集体所有耕地、林地、矿山、厂房等方式，贪占集体资产，中饱私囊，造成集体利益大量流失，财富向少数人手中积聚。七、村干部的社会身份、地位比普通村民高。到乡、镇政府办事，不是干部，没人理识；是干部，办事就方便些。
传统观念里，村干部腐败被大家理解为吃吃喝喝、多占多拿，因其“权小位轻”，人们并不将其与违法犯罪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村干部犯罪呈高发态势，犯罪现象日益凸显，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涉案金额都在不断增大。重庆市政法机关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村干部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村官”腐败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根源，由此引发的群众上访、举报占到了总量的70%以上。2003年至2005年，湖南省立案查处村干部违法违纪案件2996件；2004年至2005年，辽宁省立案查处村干部违法违纪案件2975件。
村官敛财手段可谓五花八门：相互勾结，联合作案；收入不入账，公款私存，直接侵吞；以种种名义，虚报冒领和公款私分。大权在握的村支书兼村主任的一把手犯罪，占有非常大的比例；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三大员”相互勾结、共同作案的情形，也不鲜见；犯罪嫌疑人拉拢腐蚀乡镇干部，共同腐败，“查出一个，带出一窝”。涉案金额，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数百万，甚至几千万。经济发达的城乡接合部地区，村干部腐败多集中在土地补偿款、企业改制等方面；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多发生在截留国家下拨款物、私分集体资产。现在不少地方，“村官”富得流油，集体一贫如洗，老百姓叫苦连天。
由于制度设计上的软肋以及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并未引起官方的足够重视和有效治理。山东省昌乐县东南村村民张子亮、赵世儒等人多年来一直向上级机关反映所在村干部的腐败问题。他们往济南跑了50多趟，几乎跑遍了省里的各个机关。这几位为举报腐败从不言退的60多岁的老人，对记者坦言，他们为这件事几乎筋疲力尽了，失望至极，他们已不对有关政府部门抱有多大希望与信任。
村干部这份差使，看起来吃力不讨好，实际上好处、“油水”不少。于是，许多人红了眼，削尖脑袋，争着抢着干，导致利益驱动下的“贿选”风，愈刮愈烈。为了当上村干部，各种手段都用上了，疏通上级支持，贿赂、威胁村民，威胁甚至残杀候选人。“贿选大战”、“天价买村官”、“村官的拍卖”，一时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始料不及的事，发生在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的“天价村官”事件，就是诸多典型中的一个。2003年4月老窑头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该村新当选村委会主任王玉峰兑现承诺，向每个村民发放1800元，最终花了194万元。两位新当选的村委会副主任也兑现承诺，向村民发放了14.55万元。据了解，在中原某市经济条件较好的村，竞选一个村委会主任要花数百万元，较偏远的村也要花十几万元。一名候选人花费近200万元竞选村主任未果，绝望之下，竟想到了自杀。
贿选与村干部腐败有着天然联系，它为日后的村干部腐败埋下了伏笔。候选人花钱竞选，一旦成功，首先想到的是怎样把“本”捞回来，而不是带领村民致富。如果有可能，还会牟取更多私利。
我在二垱村时，听到过一些关于村干部的传闻。有人说，村干部修路时有些活钱；也有人说，村办砖厂的承包费太低，有干部得了好处。这只是村民们私下里传说，很少有人问个究竟。他们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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