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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不违背良心的话，当前的基层干群关系是越来越疏远，远非主流媒体宣传的那么乐观。二垱村一公职人员曾对我说：“当年敌人进村了，老百姓把共产党的干部往苞谷垅垅里藏；现在要是敌人进村了，老百姓会把共产党的干部从苞谷垅垅里掀出去。”
农民与乡镇干部成为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是目前干群关系不和甚至对立的症结所在。“主人”与“仆人”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无法体现，无权决定乡镇干部的命运，无权要求他们做什么，农民说什么以及怎么说几乎无足轻重。目前的行政体制使得乡镇干部与农民之间没有权力授受关系，无须对“主人”负责，工资是上面发的，升迁是上面管的，命运是上面捏的。这一切都与“主人”无关，只需对上级负责。上级才是他们的真正主人，官本位成了最高游戏规则。
政府和农民，看上去目标一致，实则互不相干，相互游离，互不衔接，各搞各的。行政机关自上而下地按照自己的惯性循环，农民也按照自己的惯性循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村体制改变了，少数农民自发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了，政府的职能未变，政府官员还以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办法、老机制，来破解市场经济时代的新形势、新问题。政府基本没有考虑到市场化背景，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和经济体制的变迁，沿袭着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的集体化时代思维方式。政府开始意识到谋划民富的紧迫，本着良好的愿望，动员不懂得外部世界的农民调整产业结构，种植经济作物。政府重新以计划的方式，引领还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生活的农民，进入市场。政府的所有作为，没有使农民致富，反而让部分农民陷入困境。有农民抱怨说，听了政府的只有吃亏，官逼民不富，政府得了好名声，最后害惨老百姓。
乡村公共服务包括治安、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社会救助、环境保护、技术普及与应用、就业等若干方面。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行政性事务减少，人员富余突出，有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公共服务。这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村民们说，“建立服务型政府”已经提出若干年，依然作为口号挂在各级干部嘴边。公共服务没有真正成为乡镇政府的工作重心，本身质量也不高。主要原因是投入不够，许多地方乡镇政府连自身“温饱”都无法解决，哪有资金考虑这事。真正的困境是，基层政府志不在此，或者说基层政府动力不足。乡镇干部的精力不是放在发展经济、给农民提供服务上，而是放在怎么往上“爬”。一个基层干部从上任到离任，在基层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是无声无息的。现行政府问责体制，很难把农民的服务需求内化为基层政府的工作动力。公共服务领域既难出业绩，又易出业绩。这些工作难以直接测量，不好评价，造假却极其容易，随心所欲地编些数据哄得上边高兴就行。这类工作自上而下的监督考核很难奏效，况且很多时候上边也没这当回事，彼此心知肚明，都在扮演《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和大臣角色。
很多乡镇干部有意无意疏远农民，他们不愿深入普通农家，一般只和村组干部接触。有的乡镇干部把村民当成自己的子民，而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管理方式粗放，依然把农民作为教育、管理对象。某镇干部反映，现在的老百姓权力太大，不好管，为他们作了贡献，老百姓也不知好歹。另一位干部给我说，有些老百姓太刁蛮，不打不行，打一顿啥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要依法行政，又不敢随便打，这让我们很头疼。满脑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封建思想的官员，怎么能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搜刮体制更是加剧了干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农民所接触到的乡镇领导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不好，大部分农民甚至不知道自己辖区的父母官是谁。十多年来，全国各地屡屡出现乡镇干部组成小分队到农民家里牵牛、撮粮，粗暴对待农民群众的事件。常年干农民反感的事，一些乡镇干部的形象在新闻舆论中是“差”的，在文学作品里是“丑”的，在群众眼睛里是“坏”的。
村民对乡镇政府提供的资讯、服务很不满意。涉农机构、农技干部经常被抽调，忙于乡镇“中心工作”。以农民为服务对象的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远离农民。乡镇公益性农技推广工作配编不足、待遇不高、精力不专、专业不精，真正帮助农民服务的人才太少，没法提供有效服务。有村民抱怨道：“农校毕业的，不如个杨凌区种庄稼的。”
我曾在村里见到一个农技员，她在另一乡镇的农技站工作。我问她具体干啥，她说是负责魔芋栽培。我就问魔芋有啥营养价值，她回答不知道。我又问魔芋的生长习性，她又回答不知道。我问那你干啥，她说给农民宣传政策，鼓励大家栽培。我当时心里想，这样的农技员也叫“农技员”，宣传政策的事谁不会呀？
与此同时，一些农民经济上翻了身，收入比乡镇干部高，便觉得当干部还不如做农民。有些干部待农民薄情，干部到村民家里吃肉喝酒，村民到了乡镇政府连水都喝不上，甚至理都不理，装着不认识。乡镇干部淡出了农民的视线，变得可有可无了。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干部由农民眼里的强势群体，慢慢沦为“弱势群体”。农民不再上缴农业税，得到国家各种法规政策的保护。废除农业税的综合配套改革滞后，乡镇冗员没有精简，又不能向农民加码收钱，日子捉襟见肘，机改裁员山雨欲来，人心惶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大不如从前，“强势群体”的一面褪色了，“弱势群体”的一面凸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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