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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十分沉重而辛酸的话题。中国农民对中国现代化的奉献与付出，一时半会儿是说不完的。我在《向农民致敬》一文里，做了肤浅而片面的总结言说。我们应该向中国农民致敬，发自肺腑地说声“谢谢”。我还想说，光有口头感谢不行，关键要落实在行动上，目前最紧迫要做的是，坚决认真扎实彻底地给农民还债。
国家应该给农民还制度债。制度是落实各种行动措施的基础与保证，目前农民的贫困、农村的凋敝，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不合理制度造成的。纠正并使之公正、合理、高效运行，便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就是国家欠下农民的最大制度债。
一般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指二元经济结构。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还表现在体制方面、制度方面，它已成为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和主要表现。李昌平认为，至少有十几种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重新检讨：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监督制度、产权制度、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制度、税收制度、资源配置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制度、土地制度、干部制度、市场主体制度、户籍制度、招标制度等等。
国家应该彻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坚决铲除农民受穷、沦为弱势的制度根源，使农民享受完全的国民待遇，成为与市民同等地位的公民，取得与市民同等的生命价值与健康权利、同等的生存发展权力、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同等的赋税权利、同等的国民财富占用与分配权利、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同等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保障权利、同等的市场主体权利。
国家目前所采取的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很大程度上是给农民还经济债。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务条例》走进垱案馆，延续了2600年农民交纳皇粮国税的历史终于结束。取消农业税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和动摇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税制基础，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强了他们的再投资和消费能力，促进农民间公平，缩小城乡差距。这不应该叫还债，是把农民应得的还给农民，国家不再拿走而已。
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是国家归还农民经济债的重大战略举措。2003年，中央宣布“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连续3年出台的一号文件，都与农村工作相关。我国农村建设开始提速，一些富裕地区逐步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去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并决定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
去年我国整个公共财政支出3.16万亿元，用于三农的各种支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8%，而真正用于农民身上的财政支出还不到4%。目前我国的支农支出比重，是最近三个五年计划以来最低的。国家财政资源分配应该更加向农村倾斜，力度也应该再大一些。
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为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增幅达14.2%，高于中央财政总支出的增长水平，“三农”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增量的21.4%。这意味着中国投资方向发生重大转移，政府开始实质性兑现新农村建设承诺。“十一五”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筹集数千亿元，投向小型水利、道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合作医疗、义务教育等农村社会事业。
如何保证这些钱真正用于三农，不发生“吃、拿、卡、要”、“雁过拔毛”，在当下的中国，已变得相当艰难。对此持乐观态度的人，无疑应归入掩耳盗铃之列。
说句实话，制度债、经济债不难还，也还得清。另一笔债，却是难以归还，无法还清的。城市、市民对农村、农民欠下的感情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数额非常惊人。这笔债不归还，是说不过去的。让市民对农民的感情歧视继续下去，不但影响城乡和谐、工农和谐，也将严重影响前两笔债务的归还。然而，这个问题尚没有引起政府、社会、媒体的足够重视，甚至没有谁公开提及过。
城市市民，包括政府官员，有的嘴里吃着农民种下的粮食、蔬菜，骨子里却对农民充满着歧视，瞧不起农民，甚至把农民不当人看，视为“劣等公民”，无视、漠视、侵害、掠夺农民利益。政府把采取的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看成是对农村、农民的“关怀”、“照顾”、“优惠”、“倾斜”。农民乃三农之首，是三农的核心。目前的三农排序却是农业、农村、农民，忽视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有些基层干部，不是虚心向农民学习，而是主张“教育”农民。我认识的一乡镇领导，公然对我抱怨：“家宝哥把农民惯坏了！”
农民与市民似乎有着不可逾越的心理沟壑。“农民”成了某些城里人嘴巴里的贬义词，他们的言谈举止经常遭到城里人的白眼。有些城里人把城市犯罪、环境污染、不文明行为统统归咎于农民工。农民工被视为“城市的垃圾”、“不安定的主要因素”、“麻烦的制造者”。贵州某县一煤窑发生事故，县上没有执行国家赔偿标准，仅仅给每个死亡民工赔偿五百块钱、八百斤粮食。理由是当地人均收入不高，赔给几十万，会不会发生更多的矿难。其言下之意是，矿工们会为了几十万赔偿金去找死，人为制造矿难。通过高考改变身份的农民子弟，只顾在城市里蝇营狗苟追名逐利，遗忘了血液里的农民因子，再也无暇无心顾及农民，甚至于损害农民。他们从当年的教育制度里受益，免费读了大学，他们现在制定的教育制度却使广大农民子弟受损，念不起大学。
建国以来，我们都是把农村的东西拿到城里去，现在我们要把钱拿到农村去。当下，中央在农村采取的政策，无论是合作医疗、税费改革、粮食补贴、五保户财政供养、义务教育“两免一补”，还是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营建，都体现了把钱拿到农村去的新动向。把人、财、物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一定意义上说，是偿还共和国半个多世纪来，对农民欠下的呆坏账。
给农民还债，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况且国家也已具备这个实力。建设乡村，造福于民，是最符合国情的、代价最低的、收效最明显的战略选择。“三农问题”犹如一块暗礁浮出海面，开始阻挡承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前行，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潜在因素。印度孟买街头首尾相连的贫民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拉美等国人均1000美元时的种种弊病，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国家从农民那里索取得太多，回报得太少。国家到底欠了农民多少债，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因此，我想说：“只要把人、财、物、制度拿到农村去，怎么拿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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