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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失语，已成为中国农村政治的核心弊端。
中国百年城市现代化历史进程，缺乏真正意义和有效的农民利益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民没有自己的说话场所，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农民利益总是容易受到不法侵蚀。工人﹑知识分子有专门的工会组织﹑党派或社团，作为他们的维权机构，为他们说话。农民没有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会组织，即使是形式上的农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也没有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真正替农民说话。它很大程度上沦为地方政府利益代表的体现者，不仅没有维护农民的利益，有时反而侵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农民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难以说出自己的生存真相，他们的所有痛苦﹑悲哀﹑愤怒﹑无奈，只能寄托在“代言人”——媒体记者﹑“知识分子”、“人文主义者”身上。这些“代言人”却“无法承受其重”，或不愿或不能或没有“出口”，结果总是让农民失望。
农民无法说话，不等于无话可说。一般而言，中国农民普遍比较保守﹑胆怯﹑软弱、松散，缺乏主体权利意识，其合法利益受到损伤或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不是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而是采取妥协、躲避、忍受态度。这种忍气吞声，也使不满﹑伤悲、失望情绪在内心积累。当不满转为愤怒﹑失望变成绝望时，农民就要说话了。农民说话的方式包括：上访﹑围攻﹑殴打﹑谩骂、静坐、暴力袭警等等。这些方式相互交织，累积到一定程度释放出来，就会同时爆发，变成所谓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近年来，计划生育﹑乱占耕地﹑干群关系恶化等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且呈上升趋势。
对待农民说话，政府的一些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甚至失望。他们把上访﹑越级上访这些合理的说话方式视为不稳定因素，有的人把农民维权意识提高忝列其中；把敢说真话实话的农民视为“刁民”，把敢于揭发检举不法人员及其行为的农民说成是“聚众闹事”；对所谓的“不听话”农民，则实行无情打击残酷镇压。部分上访者遭到拘押﹑遣返﹑殴打﹑致残﹑屠杀等种种非人对待，有些地方曾发生过动用公安、武警，打死上访农民的恶性案件。我们在媒体报道群体性事件时多见这样的字眼：“闹事”﹑“煽动”﹑“不明真相”，倾向性非常明显，似乎都是农民的错。农民工讨工钱无望，以跳楼自杀威胁，被一些人轻佻地称之为“跳楼秀”。公安部门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拘留农民工。农民不得已为之，本是无辜的。政府不从源头治理，处理包工头，叫他们不敢拖欠农民工资，却来惩罚受害者，这叫助纣为虐（手边拈来的一则新闻是《男子讨薪救弟弟两次要跳桥被判劳教一年》）。老百姓权益受损，投诉无门上街抗议冲击地方政府，政府的做法竟让人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的百姓情怀。广州孙志刚之死，让我们看到了制度的恐怖；襄樊高莺莺之死，则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恐怖。
农民“说话方式”过激，也是逼出来的，无奈之举呀！如果各级官员都能让农民说话，耐心听他们说话，认真对待他们的愿望、要求，久而久之，农民就真的不说了。农民对官员满意了，拥护了，除了说些感激话，还会说什么呢？
我们必须警惕并克服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人以农民素质低下为借口，继续漠视乃至无视农民的话语权。这种论调和做法很有市场，许多时候已成为歧视农民的天然理由。农民说话水平的高低，确实与素质有关。说什么、怎么说以及能不能说、让不让说并不是一回事，我们绝对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无论素质高低，他们总能说出生活的好坏，以及自己的愿望、要求、欢乐和痛苦——这应该是人的生存本能的表现。
农民的利益、愿望不允许其他阶层越俎代庖，他们应该有话语权，有自己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这不仅关乎正义与公平﹑民主与自由、安全与稳定，其本身更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民的各种“出口”一旦被堵塞，我们的政权就建在了活火山上面。中国农民为争取这一基本权利做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国家应加大力度调整权力结构，建立起农民说话的渠道与机制，切实尊重保障他们的说话权利，改善生存条件，维护其合法权益。当前最迫切做的事是，增加农民在各级人大的代表名额与比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使其真正发挥维权功能。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在体制外建立一种权利与义务明确的农民会员制组织，将是实现农民政治话语权的一种十分有效的选择。
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建立起真正的法制国家，实现依法治国，依法维权，而不是目前这种窘境：各级人大成为“橡皮图章”，代表则是“表决器”；有政（策）无法（律），以政（策）代法（律），以权（力）压法（律）。
后农业税时代，农民不再交纳税费，农民与政府博弈的筹码没有了，他们之间失去了对话的机会和渠道。于是，政府成为“施舍者”，农民成了“施舍”对象。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既没了经济保障，也没了政治保障，日益被边缘化，说话的分量愈加可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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