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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标题时，心头骤然涌动起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国家实行的城乡二元社会治理模式，把农民和市民分割为两个国度，直接造成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的凋敝。农民是国家公民，是国家政权基础——工农联盟的“半边天”，却不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缺乏公正、平等、民主、权利，遭受歧视、剥夺、侮辱、损害。
宪法确立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日常生活中却没有得到完全承认与有效保障。农民很难有机会直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即使是在公务员录用办法改革后，农民子弟占有的比例也相当低。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的群体身份构成比例，直接反映该群体在权力机关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农民的人口基数比工人、知识分子、公务员、军队大得多，人大代表所占比例却比后者小得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农民代表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所占比重却不到10%。96万农村人口中才能有1名人大代表，而26万城镇人口中却能产生1名代表，后者的代表数近乎前者的4倍。这种比例倒置，是农民始终缺乏政治主导权和话语权的最根本原因。农民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份量太轻，声音太弱，农民的意志、愿望、诉求无法充分表达，导致许多偏爱城市阶层而损害农民利益的政策法规轻易出台。国家在农村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应该成为村民政治意愿、民主诉求、利益保障的渠道和场所。现实情况是，这种“半拉子”民主，除了体现农民的“举手权”外，难以或没有发挥其维权、诉求功能，很多时候倒成了侵犯农民权益的道具。
曾经一个时期，农民与基层政府、不法商人发生土地纠纷（如圈占耕地、暴力拆迁）或计生纠纷（如乡村政府强行拆房）时，司法部门非但不受理农民投诉，还与后者沉壑一气，共同对付受害农民。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拆迁户的做法令人不寒而栗。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补偿，利用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子女。司法制度腐败，拆迁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也被利益团体利用腐败的司法力量将其投入监狱，置于死地。贵州不少民工在自己世代居住的村庄底下采煤，工资之低竟然买不起煤烧，更付不起“煤尘肺”等职业病的医疗费。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有些地方卫生部门，竟以保护经济发展为由，阻拦农民工透视检查，企图隐瞒其健康受损的事实，以此保护外来矿主的利益。
今年3月17日，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书记杜清，带领200多名由镇干部、派出所警察、镇政府雇请的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执法队”进入卧茨村，将通往村外的路口全部“戒严”，不谈“商量”、“赔偿”，直接使用铲车砸塌、推倒村民们修建的养殖房，欲把这150亩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村民出来制止或企图论理，“执法人员”对他们大打出手。杜书记下的命令是：“你们给我打，打死了不抵命。”据不完全统计，全村养殖户的经济损失达220多万元。组织村民上访的村主任洪友善，竟然被公安部门以“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罪名逮捕……
每当耳闻目睹这样的“壮举”时，我就想那些自称“人民公仆”的人，他们身上哪儿有一点公仆的影子，简直就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富、拉屎拉尿的“老爷”，冷酷、残忍、霸道、疯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不知道“老爷”们是怎么学的，又是怎么用的？！
“三农”问题研究大规模进入社会经济学领域，是2000年以后的事。此前十年，“三农”问题就已显出种种危险征兆。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经济学家们很少把目光投注于此。那些以专家学者自居的人们，或食洋不化或固步自封或愚昧无知或熟视无睹或讨好谄媚，缺乏独立人格和学术良知，没有独立的学术立场与见解，人云亦云。他们唯上唯书不唯实，官学纠缠，纸上谈兵，眼光盯着上层，以领导好恶为标准，给领导观点找证据，官员们需要什么理论，就从纸上给他们画个“饼”。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主题，也是他上书国务院总理的三个主题句。李昌平给朱总理写的那封信，揭开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冰山一角，加之高层的重视与推动，中国兴起了一股关注农民问题的潮流，三农问题研究遂变得炙手可热。
专家学者开出的药方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减轻农民负担、技术进步、股田制、土地私有化、城镇化等。有的方案已经为历届政府所认可和鼓励，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这些已经或正在实践的方案，对于解决农民问题而言，在我看来，也仅仅只是缓解而已，难以起到根本性突破作用。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有的学者认为破解三农在于三农之外，主张把农民从农村和土地上彻底转移出去，甚至提出一种更极端的理论——消灭农民论，即要想富裕农民，必先消灭农民。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前半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举办的一场“三农”问题大型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热议的依然是转移农民的途径以及消除体制障碍的政策建议。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显得过于理想化，高远而虚幻。且不论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能否承担起八亿农民的生存保障，单说目前滞留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以及暂时转移不出去的几亿农民，该不该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爱？
纵观三农问题研究以及疗治的药方，我不能不失望地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学家并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关于这个话题，我将在另外两篇文章（《三农药方再审视》、《也谈“减少农民论”》）里，详加论述。
三农问题浮出水面的过程，验证了新闻媒体责任与良知的缺失与尴尬。农村，一度成为媒体遗忘的角落。党报、党刊报道的重点是执政党的日常事务，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教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经验。那些宣称“市场化媒体”，对歌星、影星、球星、大款、富婆、二奶、彩票、股市情有独钟。官方媒体在各级官员视察农村时，才做一条例行宣传报道。我们平时很少能看到农村题材的报道，即使“有幸”目睹，也是阳光明媚、形势大好。
传媒业是有许多“禁区”的，比如说，教育产业化刚实行时，数千元学费逼得农家学子或父母服毒上吊的，上面就不让报道。“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规则，使农村题材的负面报道难以见报；同时，媒体及其记者“聪明地”屏蔽了农村的“垃圾信息”。世贸会议期间，三百五十万韩国农民的千名代表在香港街头火爆抗争，八亿中国农民却出奇地“沉默”，人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舆论将他们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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