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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于农村，后来考学进入并留在现在这个城市。离开老家十多年来，做稳了“伪市民”的我，几乎遗忘了农民兄弟，熟视无睹他们的悲欢离合，漠然无视他们的酸甜苦辣。曾经是农民的我，甚至都不愿意别人提及自己的农民出身。
就在血液里最后一个农民因子消失时，我极其意外地获得一个回望农民的机会：执政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为我提供了这种契机。去年12月中旬，我被所在单位的上级党务部门抽调到安康市河西镇二垱村，协助村党支部开展工作。于是，我开始了有意识地接触、体察、思考农民、农村，并将这种接触、体察、思考记录下来。
我不愿意再去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过去6年里，李昌平以“向总理说实话”的名义，陈桂棣夫妇以一部《中国农民调查》，向天下人倒尽了中国农民的艰难和“三农问题”的严峻。
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农民至今依然是中国地位最低、受关照最少、为温饱犯愁、最易受到轻视伤害的弱势群体。上访告状、哭诉无门的主体是农民，干了活拖欠工资的主体是民工，上不起大学的是农家子弟，看不起病的是农民，打不起官司的还是农民……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市民像白人，农民像黑人。”目前，中国正处于以突出的城乡差距、分配悬殊、两极分化、权利失衡等为标志的“拉美困境”的边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拉美困境”可能被无限期拖长，甚至持久化、永恒化。
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有目共睹：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城市，在迅速地变大、变高、变美，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与国外发达国家城市的差别已不大。中国农民却与发达国家农民有着天壤之别：西方国家不向农民征税，还对粮食进行高额补贴；中国是少数几个既不对粮食直补，又要征税的国家之一。国外农民生活在农庄，享受着现代文明生活；咱们的农民，与其祖先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艰辛劳碌，单调贫穷。
中国目前有9亿多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低于637元的绝对贫困人口2900万，人均年纯收入低于882元的低收入人口达5600万，超过了韩国的总人口。这两个数字来自官方统计，实际数量肯定比这大。中国的贫困线定得过低，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村真实的绝对贫困状况。目前的贫困线是637元，人均每天纯收入仅1.74元。国际通常认定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线为每天1美元或2美元，两者相距甚远。按照国际惯例每天1美元，且以购买力平价标准衡量，中国农村真实存在的绝对贫困人数要比现在多得多。据去年世行发展报告，2001年我国高度贫困人口2.1亿，占总人口16.6％；中度贫困人口5.9亿，占总人口46.7％。
应该承认，与过去相比，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提高，却也要直面这样的事实：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两极分化加剧，财富向少数发达地区、少数人集中，大多数地方、大多数人相对贫困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7倍多，由1990年824元扩大到2004年的6486元。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936元，前者是后者的3.2倍——加上市民所享有的各种福利收益，二者实际收入对比在4倍以上。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比农村居民高得多。以2003年数据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额8471元，农村居民为2361元；前者在蔬菜﹑肉类﹑蛋类﹑奶类﹑食用油﹑水产品﹑酒类等方面的消费超过了后者，其中有些还相差悬殊。
贫富差距可以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目前基尼系数为0.46，已超过0.4的警戒线。收入最低的20%人群，仅拥有4.66%的国民收入；收入最低的40%人群，只拥有13.6%的国民收入；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有高达50%的国民收入。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大陆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或0.54左右。这都是两年前的统计数字，现在的基尼系数恐怕只会高不会低。过大的收入差别以及对此事的公开关注，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政策疏导民众，将给社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危害。
同样是农民也有差别，深圳的“农民”人均收入几万元，几乎不交任何税费，内陆地区农民人均年收入一千多元却要交几百元税费。所幸，国家纠正了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取消了农业税。
我真的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医疗、教育竟然成为中国农民新的致贫因素。据卫生部统计，2003年农民住院平均费用为2236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住院，其全年收入大部分将花在医疗费上。目前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完全靠自费看病。官方最新公布的一份文件披露，全国每年大约有一千余万的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部分农民生活艰辛，几近崩溃边缘，河南省某县农民卖血造成艾滋病大范围传染而震惊世界。
教育负担压得农民抬不起头，许多农户的农业现金收入不够缴学生学费，不少农民一件衣服穿几年甚至几十年。据有关资料统计，近十年间，大学学费猛涨了20倍，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一个3口之家的农户不吃、不喝、不穿、不用，辛劳奋斗10年，也未必能供养一个孩子读完4年大学，何况有的农民家庭还要供养两三个。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有少数县没能完全“普九”，已经“普九”的一些地方水平还较低，基础还不稳。九亿农民的子女在北大、清华就读的还没有人口一千多万的北京市的子女多。
国家既没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也没有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农资价格与粮价同步上涨，甚至前者涨幅高于后者，吃掉了部分种粮直补款，使得部分地区的部分农民增产不增收。地方财政困难，就打农民土地的主意，征用农地，再以较高价格卖出去，政府从中获得一笔增值收益。前年全国土地出让金2400亿元，去年也是2000多亿元，成为地方的“第二财政”。目前农民土地权益仍然很弱，法律对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并不到位。农民失去土地，得到的补贴又很少，极易陷入贫困。政府对农民“多予、少取”的扶农举措，就被上述“致贫因素”抵消了。
中国农民发起了改革，贡献着血汗，创造着财富，却被挡在了文明乐园的大门外，不少人可怜地仅有身体可供自己和他人支配使用。城市基本建设投入加大，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受到新的“剪刀差”的调控，促使他们不得不进城以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劳动力二元体制成为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造成农民工受歧视的制度根源。城市职工下岗与农民下岗的区别在于：前者将负担扔向了政府，后者将负担甩给了家庭。
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有尊严权、自决权、发展权、工作权、结社权、生活权、社会保障权、教育权、生命权、人身权、迁徙权、法律平等权等。中国农民算不上完整意义的公民，缺乏一些人类最基本人权，更无法与市民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
在中国，“农民”几乎成为一个最低贱的职业和阶层。至今，我们没有摆正“三农”的位置，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中央和地方政府文件中将“三农”表述为“农业、农村和农民”，这是“只认粮食不认人”的做法。应该的顺序是，农民、农村和农业。农民乃“三农”之首，是“三农”的核心。农民既是农村的主人，又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倾斜的民主政治制度，歧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被遗弃的是农民，受伤害者也是农民。没有谁为农民说话，农民自己说话的份量太轻，声音太弱，愿望诉求无法充分表达。目前的村民自治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尚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
农民很少得到宪法的真正关怀，却受到法律、制度、传统观念诸多方面的歧视。对农民的歧视，可谓根深蒂固。建国以来，农民始终未能走出“贫困——歧视——限制——贫困”的恶性循环怪圈。农民是中国社会不公平不和谐的最大受损者，突出表现为农民基本权利的残缺，以及社会地位的低下。不少人对农民抱有极大的偏见，甚至否定这一群体应有的社会地位与基本权利。
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将社会制度对人的尊严和心理造成的伤害，称为“制度性羞辱”。这种来自制度的羞辱，是人们最感无奈的羞辱，也是最严厉的羞辱。“城乡分治、一国两户”的户籍管理制度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这种用二元户籍制度固化农民身份、限制其自由迁移的做法，世界上绝无仅有。最近，广州某村委会在查流动人口暂住证时，将200多名无证者关进村委会大院长达9个小时，期间有数人被殴打。就因为落不上北京户口，奔波无望的父亲摔死了出世仅仅43天的孩子。
现行法律、法规蔑视农民的生命价值和平等的生命权。现行户籍制度下的人命价值是赤裸裸的不平等，是对农民生命价值的严重亵渎。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对于农民和城市人来说却成了有价的，农民的命不值钱，城市人的命就值钱。比如在西安市发生车祸，死者为城镇户口，可得到最高赔偿金45万元；若是农村户口，最高只有6万元，两者相差七倍多。人富命贵，人穷命贱，一个农民的命价不及市民的七分之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大小之别，所有人的生命价值都应平等。
这种城乡地位倾斜、权利失衡的现象，比比皆是。财政、税收、信贷政策偏爱市民，吝啬农民，甚至掠夺农民的劳动剩余。农民维权法律残缺，政府信用丧失，疏于管理，农民工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城乡公共福利和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忽视亿万农民平等的教育权和全面的发展权。中国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平等是教育，城市教育国家办，农村教育则要农民自个儿掏腰包。公共卫生经费投入偏向城市忽略农村，卫生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农村老人病故在医院的不多，而城里老人病故在家里的很少；农村妇女去医院生小孩的很少，而城市妇女在家里生孩子的几乎没有。
农村落后、农民贫穷，是中国落后、贫穷的主要方面。我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最主要障碍，是农民的现代化。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生活成为我国生活的主要方面，温饱与饥饿、脱贫与返困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紧密胶着,相互转化。农民问题解决不好，或继续恶化，我们所面临的其他问题，诸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国家稳定就难以被真正考虑和解决。农民问题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且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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