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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农民问题是一切问题的触发点和终结点。尽管，经由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我们的人口结构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的“城里人”的比例在不断提高，但从根本上看，我们依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其实大量的“城里人”，也只是变了一下身份的“乡下人”，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依然是农民意识主导着这个国家的中枢神经，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从前现代到后现代，差异巨大的意识形态共时性地并存于这片广袤的大地，构成人类历史上最特殊的人文景观，而这一景观的基础部分，还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农”字做着根本性的支撑。有意味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从头到尾是依赖农民的牺牲而获得的成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更是由农民利益的极度付出而得以推进的，但最终仍然是农民处于最低贱的社会地位，从而造成一种隐性伤害，进而变成一种社会化的心理疾病，渗透到我们生存的方方面面，也影响到我们生存的方方面面。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是大的灾难，还是日常性的烦恼，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问题，追根寻源，大概最后都能在这样的“社会化的心理疾病”中找到原因。极而言之，不真正理解农民问题的所在，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问题的所在。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终极命题，更是一切人文知识分子迟早必须面对的命题。
至今我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上中学的时候，作为一个两代前就已离开土地的“城里娃”，一方面以时代所提供的虚假的身份优越感去有意无意地伤害“农村娃”，一方面又不断受到“农村娃”以时代所赋予的“谁反对农民就是反对革命”的名义和批“小资”的有利武器，所“还以颜色”的有意无意的伤害。初中三年，这样的相互伤害一直在同学中或隐或显地上演着，直到进入文化大革命中，演变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有的甚至成了生死对头，一生相互仇恨着。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其实在那样的时代悲剧中，无论是“城里娃”还是“农村娃”，都是受害者，都是提线木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上演着那可笑可叹的悲惨的闹剧。而我更理解到，其实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受伤害更深的是那些生来就被打上了“卑贱”的烙印的农村兄弟，致使他们拼其一生的奋斗，都只是为了活出个像“城里人”一样的“人样”来。而正是这样一种带有“心理疾病”毒素的同时又是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成为当代中国各种社会问题最本质也是最难以消除的“病源体”，至今仍困扰着这个东方大国的正常发展。
不无遗憾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在进入上一世纪90年代后，大概真正关心农民问题的人已经不多。我们无一不被急剧发展且日显华丽的各种现代化景观所迷惑，无一不被“狗撵兔子”式的物质利益、现实功利和消费文化所驱使，忘了其实在这一切的背面，那个最本质也是最难以消除的“病源体”依然存在着，且在新的气候下，发生着新的更为危险的“变异”。尽管，近年来已有不少这方面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但对于已在“现代化快车道”上奔忙的人们而言，那毕竟是一个过于“遥远”的声音，一个或许可忽略不记的历史的遗迹了——而我们也真是自我蒙骗进而自我麻痹了，我们在新的、披着华丽的外衣的主流话语的诱使下，成为新的提线木偶，被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上演那可笑可叹的新的闹剧。
好在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些清醒的神经为这个时代所绷紧，时时提醒着我们不要忘了华丽下的溃疡，以防止更大的病变。当更多的人文知识分子出于现实功利的诱惑，成为时代“假面舞会”的化装师时，总有一些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坚持作为社会“医师”的角色来为我们的时代把脉诊病。他们也许开不出什么好的良方，但却能及时提醒我们防患于未然，不至于有病装健康，误了历史的良好进程。尤其近年来不少有关“三农”问题的各种书籍的出版，各种声音的传播，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更多沉溺于城市“假面舞会”的人们，开始“回望”他们的来处，“回望”时代的背面那一片广大的荒寒的阴影……而当这样的“回望”中，也有了自己所熟悉的同道者的声音时，对那片阴影的关注便显得格外真实而凝重了。
说老实话，在看到白忠德的这部书稿前，由于长期为繁重的教学和科研所累为单一的书斋生活所困，对有关“农民问题”的各类文本，我也只是偶尔过耳过目而不过心的，和大多数“城里人”一样，将其搁置在一个远离自身的异度空间。而当忠德十分郑重地交付给我这部书稿，并要我为之作序，进而不得不仔细认真地看完所有的文字后，我才发现我的苍白，并深深地为之感动了！
忠德虽在上大学时师从于我，但毕业十年来，他早已以自己勤奋而专注的问学和笔耕，为自己打造出一条独立自足的坚实道路，由一个来自大山深处的贫寒学子，成长为一位集报纸编辑、业余作家和在读文学研究生为一身，活出了志气也活出了尊严的“城里人”，按时下的说法，算得上“心里有数，脚下有路”的年轻的成功人士。然而，眼下的一切，并未丝毫改变这位从生命的底里与他出发的“血缘”（包括以路遥为文学人生之偶像）同呼吸共命运的初衷，使他总是能以“客态”的心理居繁华而忧荒寒，不断回望来处，无论是治学还是写作，都不失忧患意识与济世情怀，以自己真实的生存感受和生活体验为底背，发出自己的独在的声音。
原本，忠德的写作是以散文为主的，多年的孜孜以求，收获甚丰，且练就了抒情叙事的好文笔，并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文学创作是他的人生最高理想，为此，年轻的忠德多年来几乎像“做功课”、“做家事”一样去看待去“服役”，遂有乐此不疲的愚诚痴傻，而叫人打心底里感叹。然而，这一次，当他以“城里人”的身份，重返乡村，“回望农民”时，严酷的现实让他感觉到了文学语言的无力，从而选择了另一种立场和另一种言说方式，来遵从良知与责任的吁求——直面现实，直言取道，无意审美娱人而惟求呐喊醒世，是忠德这部《回望农民》的基本风格。严格地讲，仅就文本而言，这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更不是一般的调查报告，也不是传统的所谓“报告文学”，这只是一个做稳了“城里人”的农民的儿子在又一次真诚而执着的“回望”中，发自肺腑的真实感言之原生态式的记录文字。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如果说，这本书还有点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这点东西就是情感，一种未必深刻大气却绝对真实真挚的情感，一个‘返乡’城里人对农民的忏悔、理解、尊崇、热爱、期盼……”比起作者以前的作品，这部书中的文字显得格外粗砺和质朴，几乎将“文学性”降到了最低。然而当你认真读下去，你还是会不断被文字背后那真诚的情感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所感染。尽管，如此发自良知与责任的文本，在当下已有不少，但忠德的声音似乎显得更为原始也更为直接，从而成为不可替代也不可忽视的“这一个”，而这，恰恰又正是文学以及审美本质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由此看来，实际上作者并未舍弃文学，只是转换了方式，这样的转换，显示了一位真正的文学人的人格品质，且是体现在新一代学人和作家身上，是尤其让我为之感动的一点。
在写这篇序文之前，我曾在我的题为《无核之云——现代诗话小集》文稿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审美有疲劳，感动没有疲劳；审美的感动有疲劳，精神的感动没有疲劳。诗要感动人，须有外在之美，更须有内在的真情实意及自家精神”。写这段话的起因，源自对诗歌界近年提出“感动写作”口号的响应，在此拿来作为对忠德的《回望农民》的评价，也甚是恰当。在这个几乎将所有神圣的东西都游戏化的时代里，已有太多虚浮造做的所谓“文学”和“艺术”让我们乏味不堪，而期待着真正能让我们感动的有血有肉的作品。忠德的《回望农民》，是拿真情实感为文学为写作输血的一次有益尝试，愿他能就此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最终实现他为之苦苦追求的远大抱负。
2006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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