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穷男人的富有（代后记）

一个穷男人的富有（代后记）

一

相传，有个穷男人这天一大早就站在桥头，盼望着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活路。他在桥畔守候着，不知不觉到了黄昏。这时，一木匠做完活回家，跟在他后面的学徒们背上都扛着许多木片，每走一步就有些木片掉下来，但没有人把它捡起来。这位穷男人便跟在其后，一下子就捡了三担。他把这些木片拿去卖，竟然卖了二百五十文钱。“原来在脚底下就有这么好的赚钱法，为什么以前就没有发觉呢？真可惜！”从此，这个穷男人天天捡别人掉下来的木片，他再也没有简单地卖掉木片，而是将这些木片削成筷子或做成工艺品。

最后，这位穷男人成为了一名富翁。

我幻想自己是那位穷男人。长年老老实实地拾捡别人掉下的木片什么的，并精心地对这些木片进行选择和取舍，各尽其用，设计和搭建能供世人享受或逗人喜爱的物品。

其实，生活就是一连串的选择和取舍。在这过程中有悲有喜，有痛苦也有幸福。我的这部小说的素材都是从各处捡来的“木片”，是经过一番选择和取舍的产物。这种选择和取舍，即苦苦思索有关历史资料和传说的真实性，细心地梳理其内在的逻辑性，然后编织我需要表现的故事。在这其中，我亲切地与小说中的亲人们进行交谈，尽管他们时常无影无踪，且默默无语，但我仍然用心地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声叹息和每一个微笑。

不少朋友看过我的这部小说草稿后，都少不了要惊讶一番：“原来你们家是钱王世家啊。”我说：“这是小说呀。”朋友说：“创作来源于生活嘛。”我说：“这是另一种生活。”可朋友仍然是一个劲地摇头。朋友们宁可相信小说，也不相信我的表白。

我的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省吃俭用，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贫苦生活。到了祖父这一辈，才算有了几亩土地，农忙时，也请几个短工。土改时，祖父理所当然地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父亲走出学校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与党同心同德。我与祖父只见过一面，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年祖父已年近八十高龄。我对祖父特别陌生，无话可说。祖父知道我爱写点东西，对我嘿嘿一笑：“我们家有故事呢！”至于说我们家有什么故事，祖父没说。不久，他就病故了。

小说里的故事与我们家族无关，仅仅是我的一种幻想，一种虚构，或是某种寄托而已。我想，我们的家族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不应该是其他什么样子。尽管都是悲歌，但悲歌与悲歌不同。于是，我就这样写了。

在这部作品中，我有意识地将“我”活跃起来，使“我”与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紧紧地联系到一起。这样就很容易超越时空的局限，使小说变得平和与交融。小说表面上看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但我力求通过较强的故事性和可以追寻的外在情节，使之在读者眼里变得客观和真实起来。这种真实不再是对所谓“客观现实”的机械反映，而是用灵性激活历史，让历史变得鲜活起来。读者就会自然融入小说人物的情感世界，与之一同感觉、思考、渴求和痛苦。这样，小说的故事就从过去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我相信读者在读完这部小说后，不仅仅将其看作是我的一次家族追忆和察访。

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活在怀旧情绪里的民族，是一个爱背沉重包袱的民族。

大约在四百万年前，不知是哪一支爬虫家族的后裔在非洲变成了大猩猩那样四条腿着地的古猿。过了二百五十万年，古猿学会了站立；又过了一百多万年，古猿开始有了语言和思想。即人类的智人阶段。从此，人类有了文化活动。

我一直在努力追求小说的文化性与历史性，对人类的历史文化活动有着浓厚的兴趣。我沿着时空隧道，在探求人类文化起源时发现：人类早期的文化活动就是人类自身的困惑和追求的反映，尽管其内容基本上是生存、生殖等直接的行为，但也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譬如，歌舞、岩画等，以及一些巫术仪式。

精神文化生活是贯穿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一条主线，呈现出时明时暗的特征。精神文化尽管它不能填饱人的肚子，它却能让你变得富有和充实。精神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我喜爱古玩，特别是对中国古钱币情有独钟。其奥妙无穷，竟然令我神魂颠倒，乐此不彼。在这部小说中，我刻意借用了中国古钱币作为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载体，其用意在于物化精神，让其有形有神起来。中国古玩家赵汝珍曾在《古玩指南》一书自序中写道：“中华民族之在今日尚能夸耀于世，尚能为世人所称道者，惟此而已。”赵先生认为，惟有古玩是中华民族在今天尚能夸耀和称道于世界的。这话难免失之偏颇，但赵先生“亦可证知吾中华之祖先聪明睿智高于同时之任何民族”的认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譬如我在小说中着意用笔的北京琉璃厂，就是一块精神文化载体。从乾隆年间皇朝的“修四库”，到如今琉璃厂文化街的形成，二百余年间，文人学子们来琉璃厂逛书摊古店，相沿成习成风。数不清的专家学者、社会名人，都曾经穿过琉璃厂狭小而幽静的街道，在那些古朴的店铺里寻书访宝。他们以先哲的人格为楷模，以先哲的使命为己任，在弘扬文化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他们正是从这里，汲取民族文化的精髓，继而融会贯通，终于链接了或成就了中国文明史上的辉煌。

我想，倘若我有幸站在这些巨人的肩头，必然视野广阔，精骛八极。

三

近几年，我一直用创作的文字探索“汉水文化”的广阔领域和丰富内涵。《传世古》作为继《阴阳碑》之后的我的第二部汉水文化长篇小说，意在更进一步推进这种探索与实践，不断丰富汉水文化的意蕴。

“汉水文化”属于流域文化的范畴。我理解，它是一种实践，一种经验，一种方式，一种意义，即人们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综合成果的结晶。它不是空灵的、虚泛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由共同生活在这个时空的人所体现出来的。若要给“汉水文化”下个定义，应该是：汉水两岸的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生活方式。它是汉水两岸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这种总和决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有着自己多种多样的引导示范效应。譬如说，复杂纷繁的民俗事象、民俗风情等。一八四六年，英国稽古学者威廉•汤姆斯在给《雅典娜神庙》的信中，曾将民俗的内容界定为：它包括礼仪、风俗习惯、仪典、迷信、歌谣、寓言、神话及传说等。我国晚清爱国学人黄遵宪先生认为，民俗是一种历史的因袭。它的形成，主要是由不同地域民众的生活习惯逐步发展而约定俗成。这种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一旦形成，并经传播，民俗文化也就形成了。

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来说，民俗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文物价值，作为一个民族的传统与习惯，它早已渗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并镌刻着中国人深层的心理积淀，与今日与未来都息息相通。它是一种让人既感到熟悉、亲切，又感到诧异、陌生的东西。

四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尖锐地抨击德国小市民的琐屑与无聊，认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精神和理想是可悲的。

我以为，一部好的小说离不开精神上的浪漫主义，离不开文学上的理想主义。由此，我尽力通过对小说人物命运的追述，表达我崇尚的“精神富有”观念，倡导一种新的文学精神，即一种更新的价值理念。因为我知道，倘若你一旦有意识地注重作品的精神探索，那么你手下的作品就很容易从苍白无力中解脱出来，变得浑厚与刚毅起来。

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几度困惑，有一段时间几乎失去了写下去的勇气。我怀疑：这个精神家园悲剧的现实意义是什么？诱导读者去痴迷，去迂腐，去追寻那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虚幻与缥缈？但是，我最终还是明白了，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我期盼着从一个古老家族的兴衰发展的轨迹中，找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精神发展脉络和与当代人处境（即生存环境）相对应的精神生活。

一个人真正地活着，就意味着承受升华、跌落与磨难，意味着百折不挠地追求完美的阵痛。事实上，世世代代，人类社会中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屑世俗的好恶，自觉充任精神世界和点燃芸芸众生的精神之火为终生唯一的使命。

我试图让读者从这部小说中，随时都能发现一个以独立、自我、内在的方式生息的朝代，一种以敬仰之情对崇高的精神世界的深思和追踪，一群从他们的骨血里蔑视一切虚糜和卑琐的主人翁。

一个古老家族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是一种“坚定而不屈、纯粹而勇敢”的追求。我在小说中构筑的这个古老家族的宏大叙事，不过是一种背景式的存在。以中国古钱币作为全书的中心意象和精神家园，她象征着古老家族中的一口井，涌出的是精神与财富，隐喻着人类的自然本性与率直情感，而与之对立的则是世道的阴暗与人性的沦丧。

在物质世界中踉跄蹒跚的人类，一直寻求精神的华殿。哲学家以逻辑思维为人类设计了那么多的航灯路标，文学家用形象描绘为人类营造了那么多的诗化乐土。人们需要安顿好那扯碎了的梦中惊魂，从中觅索一方精神的守望之地。

作者

2001年夏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