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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寒窗十载爱国卖国凭谁问2
通州潞河书院是公理会设在直隶(今河北)的一所教会学校，创办于1867年，1905年改称华北协和大学，1917年与汇文大学合并，1920年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改称燕京大学并迁入北京。1952年，改称北京大学。
当然，孔祥熙再入教会学校，同样又受到孔氏家族的强烈反对。不过，经过几次较量，孔门人最终也无计可施，只好让孔祥熙入学。连大清帝国都风雨飘摇，奈何洋人不得，两千多年前的孔圣人，对洋人又有多少震摄力?
入通州潞河书院，使孔祥熙完全进入了基督教的怀抱。因为孔祥熙就读潞河书院不久，就正式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基督徒。公理会一班人在孔祥熙身上花了几年功夫，终于功德圆满，大功告成。孔圣人的第七十五代嫡孙都加入了基督教，儒学与基督教的较量，孰胜孰败，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孔祥熙成了一个基督教徒，起到的作用远不止证明了儒学在基督面前的失败。他有深厚的儒学基础，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正如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他了解中国文化，用基督教义来瓦解中国文化，自然得心应手。
当时中国的很多士大夫斥责基督教:“崇天主之教，弃孔氏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但知有天，无所谓父。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西洋教士瞠目结舌，无法辩驳。
孔祥熙却轻松即可驳倒此论:“基督教崇天主之教，却未弃孔氏之经。知有天，并非无君。君乃天子也，天子尚崇，为何不崇天！知有天，并非无父。乃称天父也。可见，知有天，并非不知君父。崇天可谓即崇君，又崇父也。仍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何谓蔑中国之文化也！蔑中国之人伦也！弃孔氏之经也!”洋教士们当然欣喜若狂。
孔祥熙凭借深厚的国学基础，不难找到基督教与儒学的共同点，乃至与道教，与佛教的共同点，自圆其说。他认为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背弃，而是融会贯通的，他的宣传，使基督教势力更容易打入中国的文化领域，为基督教的扩张起了重要作用。
基督教与儒学，他认为殊途同归，一脉相承，相同观点甚多。基督教称一般男女为兄弟姐妹，而《论语》中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说。基督教称“当爱你的邻居，也要爱你的仇敌，为那迫害你的人祷告。”而《论语》中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基督教称“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遵守。”而《论语》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又说:“言必信，行必果。”
至于佛道两教，孔祥熙更多地指出它们与基督教的相同。如都主张“不偷盗，不杀生，不淫欲”，都认为人生在世是有罪的，要忍耐，要顺从，要赎罪，洗净罪恶等等。
正因为孔祥熙对儒学为主的中国文化了如指掌，所以很快地就成了潞河书院的传教士外出讲经布道的得力助手。每当孔祥熙走上讲经台，传教士们便充分利用其宣传价值，煞有介事地介绍说:
“诸位，这位将要给我们传播福音的，皈依我主基督的孔祥熙君，便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圣人的第七十五代嫡孙，山西太谷人氏……”
孔祥熙凭着他独特的家世，雄辩的口才，对中国儒学和基督教义的深刻理解，一走上讲经台便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让那些洋教士自愧弗如;让那些听众如痴如醉，云里雾里。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大清帝国的腐朽无能日益暴露。大凡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非变革不可了。但究竟怎样变，却各执一词，各人认为应该走的路大相径庭。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明确提出了要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1895年春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合各省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明确提出了变法的主张，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当时，思想领域十分混乱，除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还有地主阶级的顽固派。只有十四、五岁的孔祥熙既佩服资产阶级革命派，又佩服资产阶级改良派。其实，他心目中只有一个朦胧的反清意识，至于什么形式，他却不甚明了了。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山西，孔祥熙义愤填膺。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无法控制宣泄对腐朽的清王朝的不满。
这天，孔祥熙正在讲经坛上给听众讲述《摩西十诫》：
“……西奈山上，彤云密布，电闪雷鸣，震得百姓心里发颤，站在山下向山上仰望，只听山顶上轰隆一声巨响，腾起一股烟柱，耶和华在火中降临西奈山。摩西迎上山去，接受了上帝的十条诫命:
“除了上帝之外，不可信仰别的神。
“不可雕刻、跪拜和侍奉任何偶像；凡恨上帝者，由父及子，罪究三代；凡爱上帝守诫命者，必得上帝慈爱，直至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之名，妄称者，罪责难逃。
“第七日为圣安息日，无论在家或旅行，均不可作工。六日作工，一日休息。因为上帝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及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上帝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
“孝敬父母者，福寿绵长。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他人。
“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女和财物。”
在讲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时，孔祥熙眼前浮现出了中日战争中日军的滔天罪行，居然借题发挥，申斥起了日本人和腐朽的清政府:
“东洋人不信奉基督，滥杀无辜。在旅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杀我同胞多达一万八千多人!无论老人，还是妇孺，其罪之深，令人发指!”他话锋一转:
“我庞大之中华，何以被小日本如此欺凌?国弱民贫，军无斗志，屡战屡败。执政的王公贵族，腐败无能，祸国殃民;他们只知中饱私囊，奢侈腐朽，愚蠢荒唐。这样的政府，倘不变革图强，我炎黄子孙，何以立于世界之林!我华夏百姓，难逃被屠戮欺凌之厄运!”
一言即出，四座皆惊。须知这些言论，是犯上作乱的罪名，倘被告发，那是要被杀头的。洋教士虽不怕清政府，但也不想招惹麻烦。他连忙阻止孔祥熙，不准他说下去，讲经会只好草草收场。
洋教士责备孔祥熙讲经不该涉及政治，孔祥熙申辩说:“此话寓于心中，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这样的事多了几次，洋教士们居然不敢再带孔祥熙外出布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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