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亮从山洞里拣到了一盒烟，他用手晃了晃，里面还有几根。他朝我们笑了笑，从中抽出两根，分别递给我和兰野。
　　李铃说：“拣到宝贝啦。”
　　“没拣到钱吗？”我敏感地问。
　　齐亮莫名其妙地瞅了我一眼说：“里面臭死了，都是屎。”
　　兰野说：“没准还有你拉的屎呢。”
　　我其实并不会抽烟，只会邯郸学步一般照他们的样子模仿。我并没有将烟真正地吸入到肺里，只是在口腔内含一会就吐出来了。兰野看出了我耍的猫腻，他让我像他那样深呼吸，把烟吸进去。他做出了深呼吸的动作，使劲地吸了一口，熟练地将烟雾从鼻子里导了出来。李铃“咯咯”地笑着看我的笑话。我学着他的模样也使劲地吸了一口，最终还是没敢往肺里吸，含一会又吐出来了。
　　齐亮对李铃说：“听说你哥回部队了？”
　　“上个礼拜就回去了。”
　　“怎么没通知我们，我们好去车站送他。”
　　“我也不知道。”
　　我还在那里学抽烟，这一回我真的把烟吸到了肺里，然后就开始不停地咳嗽起来。山洞附近虽然凉快，却有无数种怪异刺鼻的味道充斥着，让人不敢逗留太久。我们用手把鼻子捏住，这样就可以享受无尽的凉爽，还可以免除那些难闻气味的干扰。
　　兰野说：“山洞到了冬天会不会散发热气？”
　　李铃置疑道：“你以为山洞是万能的呀。”
　　我说：“冬暖夏凉嘛，还真没准。”
　　齐亮将烟捻灭，扔在草丛里说：“冬天到了，再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下山后，我去了厕所。我最近总是拉肚子，可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盖被子着凉的缘故。我蹲在粪坑上面，拿着《血溅上海滩》那本书看。书后面几页被人撕掉了，结尾不得而知，我痛心疾首地咒骂着将那几页纸撕掉的人。我连拉屎的欲望都没有了，随随便便擦了擦屁股准备走。临走的时候，我朝粪坑里望了一下，发现里面有钱漂浮着。大概是有人在这里拉屎的时候掉的。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跑到了厕所外面，从树上掰下两根长长的树枝，将钱从粪坑里一张一张地夹了上来。我夹着从粪坑里捞上来的钱，到我奶奶家的水龙头下冲了冲，数了数，晒了晒。一张五块的，二张十块的，三张一块的，四张五毛的，正好三十块钱。我乐不思蜀，拿着钱就跑到老尚家了。
　　我把钱递给老尚头说：“你数一数吧。”
　　老尚头拿着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像对犯人进行审判一样。
　　他说：“怎么有一股味。”
　　我装傻充愣地问：“什么味？”
　　“你没在上面拉屎吧？”
　　“没有。”
　　“以后别再偷东西啦。”他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对我说。
　　我用不着惧他了，我脚步轻快地离开了老尚家。从此以后，我买东西再也没去过他家，宁愿多走一段路去其它食杂店也不去他家。对老尚家我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厌恶，那里发生了一段对于我来说不光彩的事情，看到老尚头就能想起被他擒获的场景。
　　老尚头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犹如画蛇添足一样显得多余，而真正使我下定决心不再偷窃——那是在我第二天早上来到学校之后。那天早上我偷偷地溜进正在做早操的同学中间，并没有看到升旗仪式，早操结束后，学校领导并没有马上让我们回教室，而是让一个学生站到了升旗台上。那个学生站在升旗台上面如土色，他拿着一张纸，就开始阅读了。我并没有听清他读的内容，他的嘴里像含了一块冰糖一样，话说得极不清楚。站在他旁边的老师提醒他念清楚一点的时候，我才听清他读的内容。就像乌云密布中逐渐放晴的天气，我听明白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那个学生叫崔明亮，因为过度沉溺于玩游戏而偷了他奶奶的三百块钱，全部挥霍在了游戏厅里。那时候的三百块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他潸然泪下地讲述着偷窃的全过程，在那一瞬间，我自己都有点做贼心虚了。我仿佛有一种错觉，站在升旗台上忏悔的不是崔明亮，而变成了我。他读完了自己写的忏悔书，向台下的学生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泪流满面地下台了。崔明亮在他学生时代成为了“耻辱”的代名词，只要他走在学校里，便不敢抬着头走路了。他就像一只过街老鼠一样，成为学生指手划脚的对象，和他擦肩而过的学生都会对他议论纷纷。
　　“少年犯”、“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所以这样的词汇现在和我没有一丝关联，就是崔明亮那件事对我的触动。那件事实际上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教育课，学校领导漫不经心策划的对崔明亮的“批斗会”反而让我改邪归正了。这是一种抽象过渡到另一种抽象的过程，它产生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好比一列行走在歧途的列车，被矫正方向，驶向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