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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伸曲着坐得发麻的腿，悄悄钻进被子里。Mark杜的这间床宽得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可是他睡觉喜欢裹被子，我的半边身子总感觉到凉冰冰的不舒服。我把枕头往床铺中间挪了挪，随手关了发着白光的台灯。窗子边透露出淡薄的白光。摸着无足轻重的肚脐眼，我记起生日那天晚上，当我被电脑吵醒，艾欣正缓缓地摸着它。
不好意思，醉成这个样子。我说。
你太虚伪了，你把我看成是什么女人？圣姑还是处女？
你看错了，昨夜，你让我在手心里捡饼干吃的时候你就错了。
…拜托，千万不要和我装纯洁。我讨厌。三年前走出北京车站我已经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
昨夜，你真可笑，泡我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
我从她的怀里挣扎出来，诧异地望着她。
你根本没必要让所有的人都晓得今天晚上我睡在你这里。
艾欣，我只是喝酒醉。可是我保证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从童年就开始编织的幻想中醒悟过来。这是北京，不是当年的坟地。
凯宾斯基饭店从什么时候钻出你的亲戚？凯宾斯基饭店在那条街你都不知道。你无耻，打查询台问到酒店的电话号码。我现在一纱一线都没有穿摆在你面前啊，你没有阳痿，你没有醉酒。艾欣扭身坐起来，边捶打我边放声大哭。你不拉我上车，我也会送上门来。你为什么不做？躲在一个女人的怀里抹眼泪装纯情……
这也许是艾欣一生中最为敏感的一夜，当时如果她对我多一点耐心，同时我如果对她稍微多一分了解，我想，她肯定不会滑进那慢慢向她浸来的陷阱。在这个世上，其实生活着太多伤痕累累的人，没有谁比谁幸福，也没有谁比谁痛苦。可惜那时我太鲁莽，不理解恶劣的性行为在一个女孩身上投下的阴影是如此之可怕。一念之差，错过了那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在我和艾欣之间刷刷刷地划下难以翻越的鸿沟。表面看来我每天都在靠近，实质上我每天都在加深着彼此间那种隐隐约约的陌生。
小鸟啁啾着，天已经亮了。我们正准备起床就接到大使馆的电话，二恭石子今天晚上到北京。
“那等她来了再作决定。”Mark杜放下电话靠着床头锁着眉说。
我没有做声，掀开被子站起来，席梦思发出刺耳的吱嚓声。
“呃，亮马河的房子你收捡清楚了？”我神情阴郁地克制着自己。
“该收的全部在门背后那两只箱子里。那个大画夹和化妆箱，我没要，送给民工了。还剩两只手镯，你留着一个吧。”Mark杜哼了一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乌黑的铁圈扔给我。
我不知道他从我脸上看出了什么，我默然了。拿着这个造型怪异的手镯翻来翻去地看。
“这是我们彝家男人成婚时所戴的饰物，天知道怎么会到了她手里。”Mark杜歪着身子苦涩地说，“天知道这一年她变卖了多少金银珠宝。彝家有一种说法，家产就像一个人身上的血液，抽完血液，人就没了。”
“你父亲口也真的紧。他没向你提过当年他究竟敛集了多少财产？”我戴着手镯晃了晃，黑不溜湫的，不过大小正合适。
“你太不了解彝家了。那可是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神的民族。”Mark杜拍了拍发黄的墙壁。
“是吗？非不怪。坐着闷得慌，我去世纪坛转转。”我昂着头，微微抖动嘴唇，“我想带着艾欣去。”
埋葬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一张脸。在湄公河的日日夜夜，每当我拖着疲惫的下半身回到拖诺，独自在表姐家宽敞的厨房里炸鱼吃，看着鲜艳的红笛鲷在油锅里慢慢变成绀青色，我都会产生这种可怕的想法。表姐大部分时间住在榕莲。拖诺的家里只有北方同塔梅平原来的亲戚和我。老太太养了两只泰国猫，它们最初愿意跟着我到后江松软的河堤上散步，我也喜欢送给它们一些唾手可得的小礼物。湄公河到了龙川，水势变得缓慢。时常有笨头笨脑的鱼虾半躺在岸边。遭遇几次突如其来的暴雨之后，它们不再轻易陪我出去了。看见我提着黑黑的啤酒瓶出门，它们摇着尾巴跑到长满紫罗兰和水仙的花坛边用那潮湿的喉咙叫几声，便懒洋洋转回到一年四季燃着安息香的屋子。
我到过的地方不多，湄公河是我见过的最为绚丽多姿的大河。它在同塔梅平原分成几条汊道之后，仿佛是几个多情的女人，光着脚丫躺在湄公河三角洲上。每天黄昏，如果从丐陴运河的船政公司回来得早，我常常抱着啤酒瓶和炸得脆酥酥的红鱼到江边漫步。那些陈旧的打鱼船突突突地驶过，长长的尾巴半截半截地变成细细的波光向岸边涌来。等我想伸手围住，它们一转眼纷纷迸裂成碎片了。有时候我望着远远的天边，落日的余光斜射在云层里，五彩的祥云织成金碧辉煌的宫殿，使我不得不相信那里边住着全能的上帝。碰上这样的好天气，我往往会再往北走上半公里，到岱依族姑娘的露天酒吧坐到很晚才回家。姑娘到过北京，至今她还保留着参观世纪坛的门票。我和艾欣第一次到拖诺，就是在她的酒吧里闹得不欢而散。好几个晚上，在我饱含着泪水踉踉跄跄往家走的晚上，我一遍遍地安慰自己：听她的，谁不是死了才进天堂！
母亲属于那种殷实人家长大的女人。丰富的知识弥补了残存在她身上的农民德性。当我充分利用她的弱点唆使她卖掉商业街的房产，我好不容易摆脱的依恋又入影附形地回到我身上。如果说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她是让我在漠落中度过的话，那么，在我从银行取出钱交到法官手中之后，她又让我回到了比肉体方面的罪恶还要痛苦的生活。我不知道自己要到哪一天才能撤消我所撒下的谎言，以及曾经一度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沾沾自喜。
输掉官司，我很少去公司露面。大家心情都不好，况且我还被更伤心的事困惑。我成天一个人呆在公寓。若地他们种种复兴公司的计划一概听不进去。墙上的钟像是被谁动了手脚，有时一觉醒来我也惊诧它快得真的不可思议。我记得刚吃完一个苹果睡下，怎么就到傍晚了呢？这种无穷无尽的倦怠，每每是我睡了五、六个小时后，真正的睡眠才钻进眼帘。星期三下午在温和的鸭绒被里，我正准备好好睡上一觉，电话响了。铃声虽说被推到最弱，但它还是绵绵地响个不停。十月的太阳成堆成堆晒在床上，我翻起身，它们好像也从梦中睁开了眼。
“噢妈妈，你在什么地方？”我提了提气，欢天喜地地说。
“有一种装在盥洗间的镜子价格贵不了普通镜子多少……”
“还早着还早着。公司准备先上配套工程。装修还是猴年马月的事。你吃饭了——哎哟，都什么时候了还问吃饭没有。噢，你看我在北京也学得套话连篇。”
“你是有点变得油腔滑调。我懒得听你瞎扯。你叫艾欣我跟她说。”
“艾欣！艾欣，哦，妈妈，艾欣在洗澡。”
“怎么早上洗下午又在洗？”
“嗯，她就是这个习惯。洗的时候天天都在洗，不洗呢她十天半月都不洗。拜拜，回头让她跟你联系。”
我轻脚轻手掐断电话，拨艾欣的电话，电话长时间响铃，她没有接。
艾欣只有一种情况下不接电话。一想到这，我气得浑身发抖。
在湄公河的渡轮上，潮湿的空气几乎扭得出水来。两岸茂密的竹林间或让出一两株棕榈树，被修剪得高高在上的棕榈叶扬起扇形的翠绿色。它们生意盎然地站在岸边，瞅着宽广的湄公河呆呆出神。太阳近得很，几丝不慌不忙的晨雾还在和江风追逐嬉戏。极力在黎明的晨曦中勾勒着它们将不复存在的图案轮廓。好像它发现了我们的到来，悄悄围绕着油漆剥落的船舷观望徘徊。船走得很慢，我几乎能感觉到坚硬的波浪石头那般抵制着这艘七十年代的商务船。在我一通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艾欣两手撑着船舷，斜着眼睛，一半望海水，一半望着我。她的嘴吧线条优雅，乌黑的眸子呈现出正如表姐所说的热带少见的黑色的忧郁。滚圆的左臂上贴着外侄昨天晚上送给她的卡通画。那双仿佛刻意修长的腿跺了跺甲板，良久，她耸耸肩，沮丧着说。
“在北京不就说好不谈这些话题吗？你看你又忘了。”
我抱着手臂没有吱声，望着脚下深蓝色的江水怔怔出神。我突然记起那个叫唐的中国男人。当年在湄公河的邮轮上，他的双手离开杜拉斯之后它会放在哪里。我在百年讲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很是为导演没有安排类似的情节惋惜。
也许觉察出我的不快，她说。（她记起这不是北京，更不是她的亮马河公寓。这是在越南我表姐的渡轮上。在新的环境，人跟动物一样，容易妥协。）
“有一个游戏，”她向我靠了靠。
“有一个游戏，假如你孤身一人在这艘渡轮上。船上只有四种动物和你。这时毫无缘由地不得不依次把它们丢进海里。你记住，羊代表父母，老虎象征金钱，兔子是情人，狮子代表自我。”
“你再重复一遍。我可以确定兔子是你吗？”
艾欣把上边的话复述了一遍，她说：“可以。”
“先抛掉老虎，在狮子面前，老虎算什么东西？再抛掉羊，这是自然规律。然后我跳下去。”说完，我挤到她面前，拦腰抱住她。
我对这种无聊的游戏很是厌恶，真不晓得这世上何以寄生着这样一群胡编乱造的家伙。念大学的时不少女孩子喜欢用这种方法测量她们在情人心目中的重量，她们最终满意的答案是男人最后一个丢她们到海里。望着她带着露水般的睫毛，我说：（声音低得像一片羽毛落在船舷上）“艾欣，都这么大了，还相信这些？离开她吧。再迟真的怕来不及了——我母亲向来很少用电话的，这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都在问。没有你这个谎我无法撒下去。”
晚上在酒吧，我再一次向她摊牌。她仍然固执已见。
“我喜欢和她在一起也不尽是你所想像的那样，你听他们瞎说。东京那边的公司——”
“艾欣，我理解你，世界上这样玩的女孩子千千万万，也不仅仅只是你一个人。我在北京虽说一无名声二无地位，我可以不在乎任何一个人怎么看我，可是你也得为我想想。这还要想吗，难道我在亮马河看见的还不够？”我冷酷地说。
“跟你说了还有东京那边的公司。”她重重地砸下啤酒杯，怒气冲冲地说：“要离开，也让我慢慢离开好了！”
“别再开玩笑了。我、Mark杜、若地，包括你，我们都不是办公司的材料。回剧组化妆去吧，要不，回到乡下去教书也可以。女人在外边混，要吗有张倾城倾国的面孔，要吗会抱着别人的口袋玩，你这样下去——”
“你放心，我不会死了以后才进天堂。”说着，她掩面奔跑出去。
我原本以为离开北京，换一个新的环境，她会摆脱二恭石子的绊羁，抑制住她这种漫无节制的感情。作为一个女人，她应该清楚如何将不光彩的场面收场。看来我太不了解女人了。
拖诺是越南南方的一座江边小城。每年一到雨季，暴雨狂泻不止。仿佛休憩了几个月的湄公河变着戏法让每一滴水都降落两次。每天都有来突如其来的暴雨，风一天到晚飒飒飒刮个不停，卖珍珠贝壳的渔民随身携带着宽大的雨俱。从拾宋早再山一带贩运党参、马戟过来的商人则要洒脱得多，他们总要等到雨脚密密实实下起来后才极不情愿地将摊位的塑料布一裹，亮着眼睛飞奔到最近的候车站或某家伸出屋檐很长的一块毡布下。我到渡轮上干一段时间之后，表姐交给我的工作就是混入这群四处乱窜的地下药材商，搜寻几家最为可靠的货源。我穿着短裤，趿着拖鞋，每天操着生硬的越南语在拖诺的大街小巷游荡。从妓在拖诺是很不起眼的职业，它并不能让那些一心想自由地享用阳光，沙滩的女孩脱贫致富。这个被法国，日本，美利坚合众国先后三次殖民的国家看来还没有找到复苏经济的好政策。人民币在这儿远远比北京坚挺。每次她们都坚持我用人民币付费。我认识的好几个女孩都不是拖诺人。大多从邻近的城市诸如莱容，龙川，盛利交叉而来，而拖诺吃这类青春饭的女孩，也自然分流到别的城市去。在卖淫这个行道，全世界的情形好像都差不多，没有哪一个女孩愿意在自己的家乡租赁自己的身体。有一天晚上，我从江边很晚才回来，在家门口，一个脖子上吊满项圈的少妇拦住我。我认识她，她隔表姐家只有三个院子，我经常看见她光着胳膊坐在院子里的遮阳伞下。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搭过话，她说：
“中国人，听说你喜欢那些加莱族，高棉族姑娘？”
她汉语的流利程度很是让我兴奋，我挥手赶开绕到面前的两只长脚蚊子，往栅栏边横跨一步，仿佛怕挡住月光似的，我故意惊呼道：
“噢哟，中国话说得这么流利？”
“我在深圳做了两年。”她莞尔一笑。“我是京族。”
我率先回答了她没有提出的问题，她显得很高兴。最后我们敲定时间，因为我推脱今天晚上太晚，明天一早还得去码头点货。
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愿关心北京的那些恩恩怨怨。表姐为我设计得很好。人生本来就是无限的随意组成。他乡也好，异国也好，我们需要的只是生活本身。十年前表姐被骗到举目无亲的越南，现在她在这里安家落户，照样过得很好？爱情，房子，女儿，珠宝，中华民谣，北京街头女孩了们钟情的宽边太阳镜她缺哪一样？什么叫远？梦破碎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远。什么叫近？家安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叫近。三年后，童车里坐着我的儿子，推着他走过椰风摇摆的拖诺街头，上帝见了也会弯腰祈祷。我被她说得心服口服，跟大多在拖诺的外国人一样，我过得琐碎而又实在。不像在北京时那样每天都诚惶诚恐。
晚上我躺在凉席上快活地听着后江如泣如诉浪的涛声，为邻居送上门的好事暗暗惊奇。若地认为，母亲氏族以降，真正的外遇可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农业社会多少还有点浪漫，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大略就只剩精神方面的外遇幽灵一样游走了。记得他这样说的时候，是在第二次去三里屯酒吧的路上。
在北京混的年轻人，没有坐过老舍茶馆纯属正常，没有喝过三里屯高价味的啤酒那可算得上稀奇事。
“贝克，听自己的，喝贝克。”Mark杜叭地拍出钱夹，两只手靠在浅蓝色的桌子上，近视眼镜集中火力清理了酒吧一遍，他说，“这个酒吧的档次，喝贝克不掉价。先一人来一只？”
他为一套丛书设计的封面被主编看中，三位数的稿酬还没到手，他比听到本·拉登肝硬化的消息还要兴奋。夜幕还没有完全落下来，我们三人就到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转悠。
“别累人了，来三只。”若地不满地说。他放着火柴不用，挟着烟在烛上点燃。围了一块鲜红的丝巾，反戴着鸭舌帽。在酒吧，他通常是这种打扮。
“那干脆来一打。反正今天有的是钱。”Mark杜笑逐颜开地从钱夹里补票子给服务员。“爆米花呢？不过你们的爆米花味不太正。”他转过头上上下下打量服务员。
“怎么可能？”服务员脸长得普普通通，全部的亮点集中在那一双法国女郎似的长腿上。她微笑着，仿佛被所说的话碰到似的，挂在胸前的工作卡轻微地晃动，“我们的玉米正宗从美国进口，可不像别的家是孬货。”
“那你跟老板说，我要原产地是Mississippi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玉米才算正宗美国货。”Mark杜指着我，一本正经地说，“我这个朋友眼珠虽然无法染黄，可他一直在Jackson种庄稼，男玉米女玉米都尝得出。”
“快去送酒来，想听他胡诌，下班后打他的电话。”望了望那双人见人爱的长腿，我心花意乱挥着手。
酒吧没有几个客人，值班的经理背着手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吧凳上的DJ玩着手中的铃鼓哈欠连天。刚刚进来坐到我们对边的是一个缩成一团的女孩。她不时摸出蓝色屏幕的话机匆匆看一眼又装进兜里。我悄悄打手势给若地看，他嘿嘿直笑。盥洗间的门帘上印着切·格瓦纳的大头像。（这段时间人人都在谈论切·格瓦纳。退休的政治家，温和的出版商，从来没有见识过西方民主却叫喊得比谁都凶的诗人，背着漂亮的小木箱推销哈瓦那雪茄的小伙子。他们的推销程序大致如下：开口先提切·格瓦纳，顺着评论美丽勤劳的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卡斯特洛政府。在A地引爆一个炸弹，然后通知红十字会从B地空运物资救援。到日内瓦召开大会讨论这次爆炸放射性元素对人类的伤害。这是政治家所从事的事业。需要平头百姓发扬的没这么神圣，它简单得多了。比如，你不抽烟，但也不妨来只哈瓦那。最后得出结论，爱哈瓦纳雪茄等于爱古巴。切·格瓦纳一夜间完成了从精神向物质的过度。他初来乍到的时候，如果说只是小范围地征服知识界的话，那么投放市场以后，他的精神通过商品洗涤了每一个有志于建立内心向度的青年。切·格瓦纳成了一种象征。政治寡头张开天使般的嘴巴骄横地向全世界通告反恐战争全球化。若地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他说，想想我们伤痕累累的文化大革命，比起这种双重的恐怖，那才真叫小巫见大巫。古巴真的离上帝太远了。）有人在头像边上别了一朵玫瑰，离它不远的地方坐着两个玩骰子的年轻人，正面对着我的家伙是个熟练工，色盅长时间在空中摆摇的当儿，他能让它口朝下地在空中稍稍停顿那么一瞬间。这种天马行空的招式我玩不来，色盅一离开桌面，骰子就抽身跑开了。“跟DJ说，别老放这张碟子行不？耳朵都听麻了。”接过找的零钱，他吩咐服务员。
“我听不清楚，要不——想听谁的你写下来吧，这儿有笔。”服务员很乐意为他效劳。
Mark杜提起笔刷刷在一张酒水单上划了划，递给服务员说，“直接放第八首。第八首《Inmybad》。唉，你们应该准备痰盂。”
服务员走后，他对我们说，那天发达了，他非得让母亲来三里屯开开眼界。
一个脸色阴郁的男人在我们旁边的空位置上坐下，没等到长腿的服务员走到他面前，他换了我先前一度想坐的位置。我听见他含含混混地问，可以坐吗？那个不停地看手机的女人说，没人。她脱了毛茸茸的大衣，从坐姿上看，少说也怀过三次孕。一个块头大得像吃了全家人口粮的英国人从盥洗间走出来，他堵在过道上，眼睛小小的老板娘蜘蛛似的绕过他的大肚子钻进吧柜里边去。Mark杜肥得看不见关节的手指随着干脆的鼓声猛敲桌子。肉敦敦的下巴却纹丝不动。
“听人说，肥胖跟国家的富裕成正比，跟个人的贫穷成反比。”我从口袋里抽出袖诊本的小说翻了翻，提高声音说。
“胖子爱国。”他瞪了我一眼，一口气喝完半瓶啤酒。
干坐着没意思，若地提议玩扑克，我自告奋勇到外边商店去买。“我正好想出去打个电话。”我说。
这时候，酒吧开始涌进一些女人。个头高高的鼓手跟随着出现了，他笑容可掬地敲着鼓，贝斯手厥着屁股在舞台上寻找什么，长腿的服务员托着啤酒瓶在人群中穿梭不停。推销雪茄烟的小伙子跳到一边让过缓缓移动的英国佬，一个粗脖子的妇女不停地夸耀着女孩和手中的鲜花。男人阴沉着背过脸不理她这一套。若地安静地坐在角落听一曲比一曲激烈的爵士乐。我把书丢在桌子上，合上夹克衫拉链，离开酒吧。
华灯初上，周末的三里屯，几乎上可爱得像一张可以透支的信用卡。一个疯疯癫癫的老者在人行道上嘟嚷着：“劳驾，劳驾。”对边马路上笔直地站着两个警察。穿红马甲的迎宾员尖声报着她们酒吧今晚上演的新鲜节目。出租车接二连三驶过来，从车上跳下一群嘻嘻哈哈的男女，门帘一掀，他们就被刺耳的音乐吞没了。穿过使馆街，我拐到下一个街区，在一家烟酒店找到扑克牌和两包头痛粉。最近，我有晚上犯头晕的毛病，说来惭愧，年纪轻轻就像一个老头。我想，这大约是频繁梦遗的原因吧。自从在客厅的地板上获得新生，我的荷尔蒙每天成百倍疯长，晚上睡觉的姿势稍微不正确，精液都会不听打招呼地狂泻而出。我几次梦见雪儿身上那些见不得人的疤痕，我真为她感到难过。
回到酒吧，一个越看越觉得可爱的女孩子坐在我的位置上。她没有注意到我，倒是她身边的姑娘说：“Mark杜，叫服务员再加一张凳子。”
“先别管他。你猜单还是双，快说。”Mark杜紧紧压住面前的色盅。一高一矮的两只肩膀难看极了。
“单。”姑娘夸张地叫道。
Mark杜打开色盅，骰子是五点。他两手一摊，对我扬起他那双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三角眼，“不好意思。我们玩了个游戏，我非常抱歉地通知你，你没有被猜中，一边玩去吧，走的时候我会叫你。”
我讪讪地站着，服务员在我屁股底下放了椅子也没发觉。虽说我清楚Mark杜的为人，可他这种不分场合的恶作剧这时真的很让我下不了台。坐在他和两个女孩中间，我不自然极了。幸而我原来椅子上的姑娘接过话茬说，“你不要见外，Mark杜就是这脾气。他住在三里屯的时候我经常敲他家的门，每次他都讨厌极了。”她的声音透露出一种妩媚的成熟，别说是说好听的话，就是骂人也受用。我这样想着，从口袋里摸出扑克牌放到桌子上。尽管Mark杜提起啤酒瓶，浑然不觉地和我干了一口，我仍旧愤愤地感觉到窝囊。某些方面他姐弟俩一个样。最后我还是和若地换了位置。他真小家子气，在记恨我吧。说良心话那天在滚石我的确是为他好。坐了半晌，我神经兮兮地站起来说：
“啧啧，我倒是第一次看到Mark杜认识这么靓的女孩。你们继续玩色盅好了。芳芳，你叫芳芳吗？麻烦你把桌子上的书丢给我。”
“大家一起玩吧。”她笑容可掬地说。
人类是进步了，但是听到奉承话不高兴的女人看来还没有培养出来。我没理睬她。提着啤酒瓶东张西望。舞台上，面容憔悴的贝斯手在弹那首耳朵都听起老茧的《你的样子》。阴沉着脸的男人低着几个手指头在女人的面前比划着，酒吧不再播放嘶声力竭的爵士乐，更加显得乌烟瘴气。
若地紧紧靠着芳芳坐下，他是那种碰见什么女人都有感觉的男人。按他的说法，酒吧最大的功能是外遇。今天下班本来说好是Mark杜请客，女孩子坐在身边，他的钱夹始终不听招呼。平时省吃俭用的稿费全部抬起头履行它们的流通职能。
“服务生，再来一打。薯条？好的，薯条之外还要什么，还要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翻开在裤包里压得瘪瘪的钱夹取钱。
“泡一壶君山银针。”芳芳说。
“好的，一壶君山银针。你呢，兰兰？”他又往钱夹里找钱。
“要一盒烟，一盒七星烟。”长腿的姑娘接过钱数了数，他对若地说，“两位小姐先前点了两杯牛奶，可以现在付钱吗？”
“没问题。”钱包在口袋里还没有站稳，又被掏出来。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付了费。
我坐在角落里很是后悔。一个人端着酒杯大口大口地解闷。若地的个子和芳芳明显有一段距离。他们坐在一起，随便怎么看都不般配。这付扑克牌，损失实在惨重。如果当时我在场，小兰是Mark杜的邻居不管她，芳芳坐在我身边那可是顺理成章的事。就不会有那个恼人的游戏。缘分缘分，这小子看来最近沾了仙气，桃花运一段接着一段狂开。去工商局那天也是这样，在巴士上，主动让座的回报是那个女孩发了名片给他。虽说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的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名片，可是他若地不这么看。那是可以勾兑的对象。每一个电话号码都有可能意味着幸福。他在办公室无聊的时候，会找出平时收集的名片，用他浓浓的四川口音打电话虚情假意聊到人家主动挂电话为止。有几次他听说艾欣单独约我吃饭，心酸酸的对我说，可惜以前他的心太软。
摇头晃脑吹低音萨克斯的男人跳下舞台，我呕呕呕地跟着酒吧的人们怪叫一气。小兰也扭过头大呼小叫，Mark杜喊她几次她都被她不耐烦地推开，我看在眼里很是开心。他大声吆喝服务员再续茶水，可是长腿姑娘扭着小蛮腰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规定只洗两次水。他两眼直瞪瞪地坐着。等到没来由的喧嚣暂告一段落。他说我们总得找个乐子。要不这样，猜谜语怎么样？别开玩笑，好好听着，猜不出的罚酒。有一种药，它既不强生，也不治病，可女人们都喜欢吃——他话还未说完兰兰抢着说，这太简单。我另外说给你猜，天空飞着一只鹰（她两只手学着老鹰扇了扇），看见地上有一只小公鸡，鹰附身扑下地抓小鸡，小公鸡回头说了句话，鹰从空中一个跟斗栽下来，摔死了。你猜小公鸡说的是什么话？若地拿起一张扑克牌含情脉脉地看着芳芳说，他们说的太坏我教你玩游戏，你把嘴唇抿起。芳芳嘟起她本来就性感乖张的嘴唇，若地轻轻贴了一张扑克牌上去，然后他背着两手伸长脖子用嘴唇把那张扑克牌反接到自己的嘴唇上，他示意我用同样的方法取走，我厌恶地摆摆手。小兰伸长嘴接了过去Mark杜凑上去的时候扑克无声地掉了他如愿以偿和眼波盈动的小兰大大方方接了一个吻。小兰搂着他说，Mark杜你见过我的男朋友认识我的时候他住在地下室连饭都吃不起现在背着我和一个做假酒生意起家的富婆瞎掺和这世道反了你说啊男人真他妈的比宠物还要妖贵。Mark杜搂着她说你那男人，不是我说，看上去就知道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道德训练，谁和他在一起过日子都没必要对他保持忠诚。哪怕是性的忠诚也没必要保持。羊吃不饱，我们总是抱怨牧羊人，马不听话，我们总是说养马的不是。还和他住在一起？唉，你看你，芳芳，不是我说，你早一天离开他早一天幸福。男人一旦变坏，你甭想他会洗心革面从头再来。Mark杜说完想进一步亲近的时候碰翻了吧桌上的酒瓶。若地用餐巾纸擦了擦桌面，体贴地对芳芳说，我的朋友醉了，你别介意。卡片你收好。他捡起桌子上的名片。这衣服一个包也没有。她将名片拿在手里弹了弹。Mark杜突然冲着她说，我看你是月亮影响。什么月亮影响？芳芳把名片装进胸罩里嬉皮笑脸地说，话要说清楚，什么月亮影响？按发达国家观点，Mark杜说，人的性格由影响他的天体决定。受水星影响的人喜欢商业，受土星影响的人一生一世都不会过性生活，受月亮影响的人浪漫多情。你的奶子露出来了，它睡着了吧？拉衣服给它盖上，你不担心它着凉？小兰笑得前附后仰，弯弯的眉毛险些跑到脸庞上玩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缩回到原来的位置。
芳芳听话地提了提领口低到肚脐上的内衣，她说，它呀，就是喜欢凑热闹。真有哪一天弄丢了都不知道。若地想伸手去碰，半路上被挡了驾。他色迷迷地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一天三里屯的一个小姐去算命，算命先生说，小姐啊你最近要小心点，你身上带有凶兆啊。小姐暗自寻思，那我把身上的胸罩脱下来会不会好一点呢？从此后女孩子的乳房啊总是上不挨天下不着地，伤风着凉自然顾不上了。他悻悻地接着说，每一则丰乳广告背后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男权社会，这不以女人的意志为转移。从理论上说，乳房下垂只是因为地心吸引力加强。人们疯狂地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地心吸引力增加。我们公司做过调查。一个国家矿产业的发展情况可由乳房的坚挺度来判断。
你们不是文化公司吗，怎么考察起这些事来了？芳芳下意识地摸了摸胸罩里边的名片。
主营文化，若地说，也做点咨询调查，维持公司基本费用。在北京办公司开支是个无底洞。
Mark杜两只手在空中挥来舞去，最后拉开椅子和小兰贴着身扭动屁股、腰、大腿、脖子，凡是能动的地方都被调动起来，很像一些有趣的杂技动作。真不愧有一个跳舞的女朋友。小号手吹奏得特别忘情。他一个劲地跺着脚，除非在他扭转身体的时候才停下来。仿佛那些声音是从地板里踩出来似的。他抖动着肩膀，后退一步站稳脚跟，左脚踢踏得更加卖力了。他吹奏的是一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曲子，不时有古代官员宣布砍头时那种威严的停顿。切格瓦拉头像面前，一群人在跟着屏幕学韩国街舞，他们猴子一样抓耳挠腮。女人隔着桌子长时间地握住面色阴沉的男人。长腿的服务员托着茶盘站在吧柜边，老板娘面色冷漠地在货架上找着什么。这真是一个狂欢之夜，我不停地喝着啤酒。
芳芳拉着小兰上洗手间，Mark杜撑住桌子挪到若地身边，他抬了抬若地尖尖的下巴快活地说：
“怎么样，跟Mark哥出来混？今夜肯定有戏。”
我把小说装进口袋，颓丧着脸说：
“或者我先回去，反正我们又不同路。”
“你忙这一分钟干什么？安不在，兄弟好不容易放纵一次。坐着，她们屙尿回来我们就散。”
“那我在外边等你们。”看见芳芳从帘子后边钻出来，我面无表情地说，“在北京你们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我这种陪嫖看赌的老总。”
我刚刚走到人行道上，若地后脚就追了出来，他气急败坏地说：“是坐台小姐，昨夜，她们是坐台小姐。开口就要五百块钱的坐台费。”
“管他的，我们先走。让Mark杜和她们交涉。”
在成人世界，女人有两种最为可耻的行为：自己脱光自己，伸手向男人要钱。
“什么狗屁邻居，现在堵着Mark杜不让走。全变脸了，少一个子儿都不行。全变脸了。
“Mark杜还有几十块钱的车费。而我的身上半个子儿都不剩。你是知道的，那个拼盘有多贵。”
Mark杜愁眉苦脸地坐在椅子上，小兰紧紧攥着他的手。看见我们回来，小兰说：“本来嘛，大家玩得开开心心，各行有各行的规矩。”
“白吃白喝还要坐台费。”若地在我身后低声咒骂。“事先不讲清楚简直存心蒙人。”
我在若地的椅子上坐下，给两位小姐点了烟，同情地说：
“大家都还年轻，没有哪一个挣钱容易。”
芳芳认真地点了点头。她说：
“是啊，以后大家熟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本来在那边坐得好好的（她指了指对面的一张桌子）。”
“你们怎么交结的我不清楚，只不过看在老邻居的份上给他们打个八折吧。全球经济普遍都不景气。有个国家的总理被赶下宝座你猜是为什么吗？嫌他坐飞机坐得多了呢。”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最少一个也得给两百元。”芳芳说，“我们又不是那种乱来的。”
“这么贵？”我摸出钱包，一五一十地住外数钱，心疼地说：“够得上去全聚德海吃一顿了。”
走的时候Mark杜和若地老大不高兴，我拉着芳芳说：“你不说我们还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改天你给我打电话。”她嫣然一笑。嘴唇飞快地掠过我的面颊。
走过博茨瓦纳大使馆，Mark杜四处寻找小便的地方，我说：
“其它的好说，这钱你们可得还我。”
“以后再说吧，老大。”他急匆匆地说。
“早晓得她是坐台小姐，喝什么君山银针。”若地在我身边叫苦。
猫摸着黑抓了抓我的脚，没和它玩，它无趣地躺下。沉重的呼吸声昭示着它内心的宁静。这两只猫每天成双成对，晚上很难看到它们在一起。好几个晚上我想弄清楚陪我睡觉的究竟是哪一只，试了几次都没有办到。它们长得实在太像了。毛皮，花色，连那在嘴角边一字儿排开的胡须也一样长短。我拉了拉枕头，合上眼睛，尽量让自己睡得舒服一些。
在三里屯，也许你看得出哪个女孩是妓女，但你不知道哪个女孩不是，包括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情人。
这种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时常耽误我早起。老太太每天都要到房间叫醒我。曙光在窗帘背后露出苍白的漩涡，慢慢卷走这种夜以继日的朦胧状态。好像有一部分生活，它的存在，纯粹是为了回忆。某一个时期被我们所忽视的点点滴滴，在另一段时间，它会原原本本返身回来，重重叠叠地堆在一起。以至分辨不出哪一些是现在，哪一些是过去。每当我离开热带女孩的房间，踩着吱吱乱响的阶梯下楼的时候，耀眼的太阳光下，我都会看见一些阴郁的图画，它们像被女孩子提着的裙角那样匆匆闪过我的眼帘。
第二天十点过钟，赖飞打电话催了两次，我仍然倦在被子里不愿起床。李唯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够小的了，不时还是有断断续续的单词钻进耳朵。那是几个年轻人教北京人学英语的节目。英文的句子不像中文这样平缓，个别单词总会从平稳的陈述句中蹦出。
我承认道德本身就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它的意义大多时候取决于当事人的心态。可我还是为这种类似于乘人之危的占有感到羞愧。我从来没有高估性本身的意义，但也没有轻视它。我在故乡那段杂乱无章的日子，无论如何还是有某种轻微的道德基础。我一贯相信性是检验男人的标准之一。如果真得降低到动物领域，起码要征求对方愿不愿意，最低限度也应该付费。李唯当然不是什么良家妇女，整个过程倾尽我的所有她仍然意尤未尽，她对性的饥渴远远超出我的能力。某种意义上，我进入她之前她已经诱奸了我。就像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朋友给你预订了一个你并不满意的房间。不过，这种让身体说话的放纵，使得我从那可恶的梦魇中解脱出来，还原为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不管从社会从朋友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这种伤害，如果说它算得上伤害的话，我想都应该可以被理解，至少，值得同情。可是李唯她会怎么想呢？看得出她并不相信我，按她的原话，被二奶以前，在北京她见多了西装革覆后边飘着几根花花肠子的男人。北京不是葫芦岛乡下，借住我这儿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现在，她当然可以装聋作哑住下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纵容出来的。早上她推门进房间，轻轻为我拉上被子的哪一刻，她不正是在这样想吗？我和艾欣的关系之所以一直徘徊不前，很大程度上是被性阻挠着。二十六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音乐，油画，被晚报记者尊称为白领，这只是生活的侧面。她们对性的直觉，对性的占有，早已开花结籽。在今天北京每年因为性关系不协调而让婚姻遭殃的事例不说别人就是娱记们也没兴趣留意。艾欣是个心细如发的女人，别看她平时什么都无谓。真的要认起真来，凭李唯这点猫肠狗肚，说什么也不可能逃得过她的眼睛。
“在学英语？”我选了句不冷不热的开场白，装出刚刚睡醒的样子在卧室门边伸着懒腰。
“听着玩，学什么英语。”她慌忙跳过频道。
眼角的余光看见她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坐在沙发上。昨夜的风流，一点痕迹也看不出。
“你要去上班吗？”
“他们一大早就在催。”我说着，看了看被蹂躏的地毯。
“先帮我送份报纸上来好不好？我想找中介公司租一间房子。”
“我记得有一份《精品购物指南》。我先找找。你看看沙发后边？哦，别找了，昨天丢了。我这人不愿看报纸。对了，网上查呀！网上中介费便宜。”
我打开电脑，程序启动。我的心情平静到了极点。
“其实也不忙着这几天，不过，主要是你进进出出不方便。”我支支吾吾地说，“当然，出现这种结局是早晚的事。他不可能同时和两个女人白头到老。又不是旧社会。查到了吗？”
“还没有。哇，你看这篇文章。”
沙沙的脚准备踹开椅子，月经却突然涌了出来。她只好从绳套里缩回头，提着裤子去卫生间护理。
绳子是一为公司专门为上吊者生产的，有普通型和豪华型。沙沙准备自尽的这一根是普通型，980盾……
“什么玩意，这是小说吗作家？”
“我也不大清楚。可能是网络文学吧。”我用剃须刀来回摩擦着胡子拉渣的下巴。自己虽然写过小说，但组词造句的能力弱得不成体统。我清楚自己的作品和大多数的网络写手一样，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以软体动物的身份粉墨登场罢了。这是个速朽的年代，好像助产妇回过头找消毒药棉的一瞬间，刚刚出生的婴儿已经鸠形鹄面，在火葬场门口排起了长队。
李唯不紧不慢地读着：
沙沙失业前在殡仪馆担任高级化妆师，丰厚的薪金让她的美国丈夫在晚宴上出尽风头……
“唉，你还是帮我买一份报纸吧。”李唯说道。她转过椅子反手捶着腰，上上下下打量我一遍。
“若地什么类型的小说都不缺。你不如在他那儿住几天。Mark杜搬走后，他原先的那张床一直空着。”我不动声色地透露出经过深思熟虑的阳谋。“那边谁也不认识你。”
“只同他见过一面，你晓得他愿不愿意？我的眼皮老是跳，该不会是香港婆娘追上北京来了？”
“没这么夸张，有我在你怕啥？”我拍了拍她的肩，仿佛是格外施恩。“若地是重情重义的诗人，我到办公室先跟他说说。男人没和你联系？”
“他还联系什么？”李唯说。“我估计这本来就是他设的圈套，先前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哪有流产后不到两天他老婆连我老家是什么地方都摸得一清二楚的道理？”
“他一直要你给他生孩子？”就我对社会的认知而言，我是明知故问。
“不为了生孩子他凭什么养我？”李唯不知什么时候点着烟，她往手掌里弹了弹烟灰，“我又不是长得好看得很。要找小姐，满大街多的不是。只怪我肚子不争气。这一次好不容易怀上。那天租了两盘鬼片看，你说奇不奇怪，竟被吓掉了。真背时。”
“你在家上网，”我拿起电脑桌上的公文包对她说，“电话响别管它，装没听见行了。你的手机开着吗？”
“我没用电话了。”
北京的街道很难找得出不忙碌的一天，红灯还在闪烁，出租车已经抢在它最后一次眨眼之前冲了过去。司机梳着时下电视主持人热衷的小分头，油光水滑的头发一根都不多余。寿字图案的唐装敞开着纽扣，默默地宣布三年前他已经脱贫致富。问清楚我去的地方，他洒脱地再一次同我搭讪。
“先生是南方人？”
“南方人。”我漠然地望着窗外滚滚的车流。机械地回答。我这人学什么都快，就是乡音总是改不了。别人从我的口音方面找话题，往往使我对外省人的身份感到一丝不易觉察的反感和焦虑。
办公室里，只有若地一人在摆弄着电脑，新招聘来的办公室主任也不见。我绕到我的椅子上坐下，无事找事地整理桌面。照直说，办公室倒是布置得有鼻有眼的，我除了对一进门的玄关上那几句过于煽情的口号和成天老日亮着的灯感到些微的不满，基本上没什么反对意见。当初把办公室租到达享大厦，我是第一个不同意的。按我的主张，文化公司主要是让作品说话，没必要浪费钱财在办公环境方面。Mark杜恰恰相反，对赖飞提出的想法他大为赞同。他从企业文化到客户的心理给我补了一个多小时的课，我终于收起在家里办公的打算。犹犹豫豫地到大楼管理处缴纳贵得离谱的租金。我私下征求若地的意见，提到具体的事他总是哼哼哈哈说不出名堂，不过他说，办公司可能就得这样操作吧。他在电脑城上班的朋友，公司总共不到两米长的柜台，每个月的租金据说就是好几万。刚刚毕业的办公室主任在我的办公桌上摆上一盆君子兰，我也慢慢找到了办公的感觉。每次在大厅里和保安微微颔首打招呼，我都会莫名其妙产生一种成功在望的冲动。仿佛我们这家账本上摆着几万块钱的文化公司，真的能像赖飞所描绘的那样在最前沿的艺术与最市侩的杂耍并存的京城创造出另一块奶酪。按赖飞的观点，一片叶子一滴露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犹太人。配合得好，即使在现有的市场上找不到属于我们的份额，也能够创建出新的市场。你想卖掉手上的减肥药吗？很简单，和食品商联手，先把一群傻瓜养胖。
“他们呢？”我掏出公文包里杂七杂门的东西，端着茶杯走到若地身旁。
“吃饭去了。”若地头也不抬。他打出一张三万，敏捷地键入“我爱你”。接着，他又向对家输入长长的一句话，“我们国家只要肯把娱记减少一半，民众的素质自然会提高。”这时候上手抛过来一张九条，下边的小方框里顺势弹出几个字：“九条白给你吃，满意了吧？”若地看了看手中的牌，踯躅了一会，放弃了。自家摸起一张，是个东字，他反手丢了出去。对上家说：“你对自己身体以外的东西总是这么慷慨。要是能发扬光大的话就好了。”
“搞什么鬼？”我拉张椅子挨着他坐下。
“同几个小妞打牌。给我点支烟，老板。”他得意地小声说，“她们三人都在我面前脱光过。对家算起来还是我的初恋。”
“少吹牛——你不是长时间饿得呱呱叫吗？怎么一下子冒出三个女人？”我两眼盯住屏幕，脖子直勾勾伸着，真想看出过子丑寅卯。
“叫化子都有三个穷朋友。”若地说着，飞快地切换光标到下家，键盘像挨了闷棍似的蹦出一行字：“上帝之所以安排星期天休息，为的就是腾出时间寻花问柳。我们今天缩短劳动时间就是受他的启示。我明白告诉你，没有色情的社会就是专制的社会。”我这时注意到了下家叫逝水微澜，她抛出的话是“有什么样的欲望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对话框里名叫梦的对家送来这句话：“你这么偏激。别的你不用费神，作好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得了。”若地敲了几个感叹号算作回答。小小发了一张四条，电脑提示和牌了，若地不肯要。他摸了张西方，打出去，不料却是一张惹事的牌，被逝水微澜抢先和了。小小发话说，他们单位的领导来了，她得先撤，况且她也想尿尿。若地异常不满地敲了一连串的OK，他逐一逐二同逝水徽澜和梦话别。梦约他到第九城市的聊天室，他推说有闲人在边上盯着，下次吧。
“她们三个真的和你有一腿？”我推开若地，在屏幕上东点西击。
“在城市混，要想不被女人睡过是不可能的事。”他咕隆着说。我没再理他，四处查找李唯看的那篇小说。它原来放在一家叫“下半身”的网站。我以前从未浏览过这家网站。它故弄玄虚的站名让我产生阴暗的联想。这方面，我的品味一直无法更改或提高。三年前上海有个女人对大众宣布“让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初初读到一个自由撰稿人一惊一诧地引用该女人的话。伤得我的皮肤一阵阵皱起鸡皮疙瘩。从那以后，我的思维退缩到纯粹的形而上边边上。然而这篇被命名为《局部体面》的小说写得从从容容，一点也不像早上所留给我的那样暧昧。
在埃里伯斯镇，人们视被班克斯夫人邀请参加情人节为无尚的荣誉。巴黎协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头一天，班克斯夫人（她前后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纠正当地人叫她班克斯小姐的习惯。）拖着两只印满康乃馨图案的旅行箱来到了埃里伯斯镇。一盏茶功夫，她从镇长那儿取得了在离教堂三十英尺的空地上修建房屋的权利。
七月中旬，沙沙从槟知中学放假回家，班克斯夫人的房子已经封顶。从高处看，那幢有着灰色尖顶的房子和沙沙家隔着两条街道，与镇上的殡仪馆正好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认识班克斯夫人却是沙沙从女子职业中学毕业五年后的事。那时候，她已经在殡仪馆谋了份化妆的差事。一天中午，她坐在办公室里打盹，班克斯夫人在镇长的陪同下走进殡仪馆大门……
我快速拖动鼠标，发现它比我想像的还要长。属于那种不读完最后一句话根本不可能知道它到底想说什么的小说。我扭过腰对若地唠叨：“你过来我跟你说件正经事。你还记得上次同我们去滚石的那两个姑娘吗？人家可没忘记你！”
“人家当然不会忘记，天底下没有哪一个女人会忘记一个短期内长时间抚摸她的男人。”搭话的是Mark杜，他身后跟着领带扎得像国会议员的赖飞和两张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面孔。最后进来的是打字学校毕业的办公室主任和艾欣。她们俩低声交谈着什么。好像一点儿也没听见Mark杜的话。我警告过他几次，可他口无遮栏的脾气老是改不掉。他拍了拍若地的肩膀坐下，翘着那双换过鞋跟的皮鞋。两个高得从小像在高梁地里长大的客人冲我礼貌地点了点头，艾欣则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径直向她靠窗子的的桌子走去。赖飞简单地向我介绍了安徽的客人，他们便坐到会客区的沙发上。办公室主任沏了两杯茶，她扫了我的杯子一眼，我摆了摆手。
三天没有看见艾欣，我们也没互相通个电话或发一则短消息什么的。自从我知道她和二恭石子搬到亮马河那边公寓去住，那份曾经在我心里四处燃烧的情意综被硬生生掐断。一切挖空心思的努力和表演被响亮地煽了一耳光似的反弹回来，我尴尬地发现，我一直为之情有独钟的东西其实并不存在。大多数的女人随着处女膜的破裂往往变得老于世故。我断开线，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打着哈欠翻点子大王被投放到监狱前编写的一本书看。赖飞在这方面做得大家心服口服，他为公司找来了许多反面的案例。一桩失败的生意被放大后，我们的确更容易把握那些沉在表面下的规律。开公司和我过去在学校继承的经济知识完全是天壤之别。曼昆，梁小民他们的理论似乎渗透到婚姻家庭及个人理财里面，其实对于具体的生活而言，远远不是那么一回事。艾欣在公司运作上所获得的进步比我们大得多。由她出面打理的两桩生意最后虽说没有成交，但她制定的方案及谈判桌上所展露出来的魅力，和当初提着化妆箱在电影学院跑来跑去的形象判若云泥。她是那种心野得即使穿了二十件衣服你也感觉得到躁动的女人。加入公司三个多月，赖飞半公开的赞扬是：真的给她一根杠杆，就算撬不动地球她也撬得动月亮。在月底例行的会议上，作为法人代表，我的发言往往只有词不搭意的几句话。这一方面是我对公司小打小闹的业务不感兴越，另一方面，对异化为一个地道的商人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过的职业。公司开办之初，我就开宗明义表明过我的态度。赖飞凭着自己过去的关系为公司倒卖了一批传真机，解决了将近大半年的房租开支，但是对他这种跨行业的运作我还是无法打起精神。公司每个月报销两百元钱的手机费，我做得少，这样的利益主动放弃。严格说来，我只是适合在台下被各种思想观点牵着鼻子走的书生。纸上务虚多少成点气候，真的要面对面实干，我连最起码的方向感也找不到。我真的佩服二战后回到美国大陆的那些将军，脱下战袍，在市场化的商业运作中同样表现出非凡的才能。我研究过麦克唐纳在福特公司制定的几个方案，为他那种不带任何烟火味的布署惊讶到相信饮食和人种的程度。有一阵子赖飞和上海一家专营文化衫的公司为几十件半袖T恤的事闹僵，大家开会讨论这桩生意，我息事宁人地劝赖飞，几百块钱公司认赔了算，他们是吃海鲜长大的，你是吃回锅肉长大的，斗不过纯属正常。他后来所做的一些事让我觉得好笑，可我提不出什么具体的反对意见。而我的这一番言论却被他们取笑了好久。两个客人走后，艾欣吩咐宁宁去税务局领资料，她拉椅子到我的身边若无其事地坐下，两条腿像长颈鹿的脖子那样伸得老长。鼻梁上的几粒雀斑宛如雨后的还魂草那般舒展着身体，如果不带感情色彩看，她几乎是一个好情人的化身。我有些感伤地望着她。
“那天若地所犯的错误，我的意见是他这个月的手机费不予报销。明心见性，这些惩罚当然不足以弥补公司的损失。但我们的意见是对事不对人，没有任何个人成见。”艾欣瞅了我一眼，似乎字斟句酌地说：“你早上没来。不过，我想刚才我们不在的时候若地告诉你了吧？”
“我可是什么也没听说，”我摸了摸光溜溜的下巴，把眼睛转到闪烁着保护程序的电脑屏幕，生硬地说，“不过你们做出的决定——”电话机突然间脆生生地叫它起来，它打断了我正巧还没有组织好的词汇。Mark杜提起桔红色的话筒，电话转到我的桌上。他说：“艾欣，接电话，好像是日本来的长途。”
我们办公室在达亨大厦十二楼，面积不到十个平方米，Mark杜依据最彻底的美学原理摆了几张办公桌，除了中间特意留出的通道，那套米黄色的沙发和一排两米多高的大书拒几乎占据了一般人所想像得出的空间。每次只要电话铃一响，被委任为办公室主任的宁宁按照赖飞制定的规则响亮地开始电话转接工作，“好的，您稍等，我给接到企划部。”或者她说“对不起，不过我给您转到设计部看看。”要不她说“您好，红森林文化公司。对不起，运营管理部正在开会。我给您接到研究咨询部好吗？”我差不多是在一个多月以后才适应这种一个电话从一张桌子转到另一张桌子的规模化经营。这一招别说还真管用，凡是没造访过我们公司的客户，无不被这种五脏俱全的架子镇住。在外人的心目中，红森林俨然是一家规模宏大的文化公司。惟一的弊病是办公室太小，只要有一个人使用电话，其它人稍微分心就可以听得一清二楚。艾欣刚放下电话，那部黑颜色的电话机又响了，Mark杜提起话筒扭了扭短短的脖子，他把电话转到懒飞那只模样古怪的分机上。说是分机，两门电话其实还没隔有两尺远。艾欣转过椅子去整理她的挎包，赖飞维维诺诺地应答着。等他放下电话，艾欣在玄关边回过身说：“我有事先走。他们几个都在，赖飞你把你的想法跟他们说说，只要是为公司谋利的事，我本人没什么不同意的。”说完，过道里传来她急促的脚步声。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望着那面精心打造的玄关出神。
我一直以为性的障碍是造成艾欣对我不冷不热的原因。看来事情并非我所想像的这样简单。女人大多时候脱光衣服为的只是自己。真的要算计起来，她们的每一个毛孔都可以单独完成几桩让男人无地自容的游戏。而当她们半推半就睡在男人一百多斤重的身体下边，男人已经无可选择地担当起整出游戏的配角。分到手的台词事实上毫无任何实在的意义。那些泛起的泡沫水银那样在自我膨胀的思想观念中无孔不入，甚而人们捂住下身考证出人的直立行走起源于不耍花招地面对面的性交也无疑是受到某个女性荒谬的暗示。两年前火车缓缓驶出家乡站台的傍晚，我的眼睛越过深深地左右了我二十多年的母亲何曾看到几丝我所希望的发梢？那对没到年龄就下垂的乳房，在另一个男人的面前谁知它不会一洗面黄肌瘦的面孔？在两只脚的世界，女人堕落和企鹅的滥交一样有同样惊人的速度。从这个角度来说，俄狄浦斯的母亲代表女性所犯的错误才是真正的罪大恶极，俄狄蒲斯弑父不过是中了一个小小的圈套。想到这，我不由阴冷地收了收嘴角，顺势将头发甩了甩。赖飞打完电话，他简慢地说：“我是有信心打造公司的。你们既然信得过我，让我放开手脚干。违法乱纪的事我不会做，——也轮不到我们来做。但是公司底子薄，可以说毫无根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年——”
“赖飞你要说什么直说，绕来绕去又不是作国情咨询。”若地明确地作了一个阻拦的手势。敲着桌子说。
“下个月十八号海南有一个大型的招商引资活动。现在各省都在打旅游这张牌。公司在没有完成资本积累之前，遍地撒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等挖到第一捅金，我们再慢慢盯着一块把蛋糕做大。在海口我有一个朋友，他仅仅开了一年的公司，卖了半年《新华字典》和尼葛洛庞帝，赚的钱不下百万。可是现在再去插手盗版，显然晚了。最好的办法是先把公司包装亮相。上电视打广告，捧出家底巴结权贵，对我们公司都不现实。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烫金的聘用证书，望着我说，“现在外人是通过调查公司职业经理人的薪水来考虑合作，公司可为我正式签发一张年薪三十万的聘用合同。这当然是做给外人看的假把戏。但是放眼天下，有几个人敢小瞧能为他的经理人开佣金三十万的公司？这事我跟艾欣商量过，她的态度先前你们也听到了。我想最好以公司的名誉和我们每个人都签一份这样子虚乌有的合同，适当的时候，出示给那些对公司心存疑虑的顾客。打肿脸只要能充胖子，未曾不可。就像当初我逼着公司装这门交换机，收到的效果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反正是玩些花架子哄哄别人，又不兑现，这没什么稀奇。”Mark杜摇晃着茶杯，声音粗壮得像一只吃饱肚子的公狗。“只是我可不要这胡弄人的玩意，真的传出去，让朋友们知道了，次次都推给我买单，我哪能抵挡得住？”
“我也不要签。哪有领三十万年薪还住破平房的道理？”若地扬着精心梳理过的长发的脑袋，一本正经表明他的意见。
“今天早上催我就是为办这事？”赖飞的目光第二次回到我身上，我用恰到好处的语气问道。
“这算什么事？”他笑道，“那是若地不肯承认他犯了傻。艾欣要我通知你来听听。再则是请安徽的客户吃饭，大小你是头，生意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可得表现我们的诚意。人家不是送了公司两方徽砚，看那包装少说也值三百四百。有朋友在楼下找我，我先走。下午恐怕我是不来公司了。”赖飞说着，拉了拉西服的衣襟，昂首挺胸走出办公室。那本红绸子的聘用证书，仰卧在他拭得一尘不染的桌子上。
“虚虚滑滑的玩这些真没意思。”待赖飞走后，我一只手揉着眼睛，不满地说。
“各行有各行的擦边球，”Mark杜说，“老祖宗早就开导过，世事洞明皆学问，左边那家做广告的，听说总共二十万的资本。他们敢花十多万买辆二手雅阁，账上也只留几万块钱周转。”
宁宁两手空空地走进办公室，Mark杜瓮声瓮气问是什么表格，她说，听说不是表格，是宣传税务的册子。税务局让明天早上带着公章再去领。
“这两天安身体不太好，没我的活我先下班。”他一边收拾桌子一边自顾自地说。
“别是晚上睡觉动作太大，冷风钻了被子吧！北京这地方，有一半的病毒是非法同居者制造。”
Mark杜瞟了眼弯着腰在饮水机面前接水的宁宁，厚嘴唇蠢蠢欲动，我使劲呶呶嘴，算是代若地挡住了即将招惹上身的脏话。
“最近没谈恋爱？”若地侧屁股坐到我的办公桌上，很不爱惜地拨弄着君子兰叶子。一点也不领我的情。
“大家都在为公司的业务操心，若地我警告你。非得要被扫地出门你才高兴是不是？”
“别什么垃圾都往我身上扔，我不是业务经理，不是出气筒。”他像热带鱼那样翻了翻眼珠，直到我真要发火了他才说，“文艺社我有一个亲戚，他们准备编写一本《嫁给老外》的丛书，我正在争取这个，这个项目，你看，那么多白花花来的姐妹，眼睛一闭，羚羊一样往外跳，上嫁下嫁的都有，他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者。同那些养情妇的老板，与保姆私通的工程师相比，她们功劳更为伟大。”
“什么功劳？”我怔怔地望着他。
“打破近亲繁殖，改变人种呀！就身体结构而言，不谈感情和文化背景，那没意义，东西方的差距的确存在，她们能舍小我成大我，这不简单。”若地嗅了嗅君子兰。“人类平等，世界大同，我敢说靠的不会是科学，更不可能是政治。你想过没有？这套书真要给我们做，这可是得好好深挖的主题。你想过没有？”
“我一想这些歪道理，头就痛得不得了。”
“科学和政治无法解决的，婚姻却能够办得到。煽情些，加上爱情也不嫌多余。你想过没有，当成千上万的中国女孩都嫁到挪威渔村，安哥拉毛兔生产基地，华盛顿某一幢摩天大楼，而世界各地的女孩也风尘地找挽起个头普遍偏小的中国男人，上帝当年苦心设置的语言障碍冲破了，全世界的利益看得见地均分到每一个家庭，什么种族差别，生活习惯，思想的姿式，通通国际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战争还打得起来吗？而人类只要没有战争。每个月只用工作二到三天，粮食照样吃不完，金钱照样花不尽。”
“听起来像半个世纪前传教士未酬的壮志。可是好像我们嫁出去的姑娘多，娶进来的媳妇少。”
“主动贸易的一方开始难免吃点小亏，便宜当然要让给别人占。这个现象同样适合用贸易顺差来解释。”若地兴致勃勃地说，“他们真的肯把这个选题交给我们做，公司可就发了。”
“真要像你说的固然是好事，可谁会相信外嫁的姐妹们收到聘礼时会怀有这些高大的理想？”
“你就不会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若地轻蔑地说。亏你还写小说。中国作家都像你这个样，小说真的要完蛋。”
“那也沾不上人类平等的边。”
“有个筑路工程师说过，‘理想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永远达不到而我们始终喜欢它’，人类平等，那是永远的光芒。我们更为关心的是目前公司的利益。”若地笑道：“这几天艾欣同日本人打得火热，我巴不得她真的嫁到日本去。”
我站起身四处张望，宁宁戴着耳机，辟哩叭啦在打字。
“说了多少遍，在公司说话注意点，背地下议论别人——小时候你妈妈怎么教你的？”
“那我问你你不吱声。怎么样？你不是一直垂青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情欲吗？”若地慢腾腾而又圆滑地说，“凯宾斯基的酒杯不便宜吧，我听Mark杜说那天晚上我们摔坏了五个杯子。”
“世界上有一半的地方还没有色情，我不想轻举妄动。我向左边偏，右边会崩溃。”我生硬地辩解说，“不是五个，是七个，总共赔了两百元钱。正巧和你被停发的手机费一样多。“你看，我还忘记关心了，手机费怎么被取消的？”一瞬间，一种更为宽广的报复心马队一样踏过我的脑海。
“还不是那天背着几幅农民画准备办展览的浙江人，可能我上辈子欠她的。”
情人节的第二天，公司走进一个眼眶边长着两颗黑痣，眼波在眼帘内无声流动的女人。若地接待了她。创立之初，公司就有明确规定，为了更大限度地成交生意，女客户一般由男人接待。那个眼泡儿铺满一层淡褐色眼影的女人灵巧的左腿刚刚跨进办公室，若地放下铅笔飞也似地迎了过去。
“Redforest，非常愿意为您效劳，请坐。”他毕恭毕敬地说。
艾欣要求上班时间穿西装，若地个子单薄，偏偏又蓄着缺乏护理的长发，那套纽扣多得让人眼花潦乱的西服穿在身上，横看竖看都像电视台临时召去参加座谈节目的下岗工人。
“你们不是红森林文化公司？”女人惊讶地收回她已经提起的右脚，一对蚕眉兵分两路，眉间的两颗美人痣忙乱起来。微微凸起的下眼皮显得难以为情。
“我们是红森林，我们是红森林。”若地红着脸说，“您请坐。”
女人眼珠子像是不听使唤地转了一周，那条只照顾到二分之一大腿的裙子没有摆动。她稳稳坐在紧靠玄关的米黄色沙发上。“旁边那家公司说你们是几个画家办的企业。”女人说着，从提包里掏名片。
“没错、没错，宁宁，到办公桌上拿一张卡片。您喝茶还是矿泉水？”
“喝茶。”
“到了春天，好多女人都不敢喝茶。”
“她们怕老，我不怕。”
“不怕好啊，不怕。”
“女人过了二十八岁就不再怕老了。”
“您看上去刚刚大学毕业，真的，刚刚大学毕业。”
“大方农民画艺术公司？那里的杜鹃花名闻遐尔。听说是西藏以外的最后一块处女地。好地方。”
“我也听公司这样说，没去过。”
“那是，我们地大物博，值得去的地方太多了。”
“公司想在北京举行一次农民画展。你先看看这些资料，洗手间在哪，北京一到春天，空气就新鲜了。”
“出门一直往右拐。左边第一个门。那门上的人像剪得马虎——干脆你随我来，我送你去。”
若地领着那个眼睫毛长长的女人转过玄关，艾欣第一个笑得人仰马翻。赖飞从他老是整理不完的资料中抬起头说：“艾欣你不要笑，我看这单生意说不准还有文章可做。若地手机带出去吗？”
“他的手机一直挂在腰上。睡觉时才放到枕头下。”Mark杜急忙汇报。
赖飞抓起电话。他像在战场上那样不停地看手表：“若地，这可是你接的第一笔业务。顺着她的资料走。主动请她吃饭。要做得自自然然，做出那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多次重复‘缘分’两个字。别管她听得懂不懂，偶尔还是夹杂几个英语单词招呼她。知道了，没问题，我马上放钱到你的办公桌里。按公司的一般接待标准，记着要开发票。”
放下电话，他又支使大伙不停地往外打电话，一定要制造出公司忙碌的气氛。
艾欣的桌子上放着我昨天送的一大束玫瑰，她一片一片地撕下那些枯萎的花瓣。她向我递了一个眼色，意思是让我学学细节方面的技巧。在家乡时我一直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一做假，连说话的声音都会发抖。
那天下午若地趁着酒性带驻京代表到平房去的时候，天快黑了。他在门前的排水沟边摔了一跤，沙砾把裤管蹭破了一个洞。那个女人痛心地扶起他，他的酒醉得更加糊涂。他一再指着门框上的“有猫真富贵，无爱小神仙”的对联峦口峦舌地解说。“我有一只猫，是一只野猫。你喜欢猫吗？它叫春的时候就叫像样的春，我写诗的时候就写像样的诗。”
“小时候家里养有猫。说不上喜欢不喜欢。”驻京代表说，“爱小动物的男人心好。”
在湖北人开的小菜馆里她喝得也不少。丈夫不在身边，女人的感情大多像水一样不规则，你用茶杯盛它，是圆的；用方缸盛它，又是方的了。初中二年级同班主任顶嘴赌气离开学校，她一个远房亲戚在农民画公司做副总，亲戚到北京两次被会虫骗过之后，她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这份轻松的美差。若地几次试探着捏她的手，见她毫无反对的意思。他心潮起伏地偎着她坐在床沿上，一箭双雕的战果几乎辉煌地在那间黑沉沉的平房里快活地闪烁。靠门边的墙角摆着第一代香雪冰箱，不知是年代久远还是冰箱里长期只供养方便面的缘故，一个小时以内，冰箱总要叽叽歪歪地叫上两三次。驻京代表摸索写字桌上那盏罩子被烧糊的台灯开关，若地一把抓住她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亮桌子上拖着两条蜡泪的红蜡烛。
“今天不要电灯，只点蜡烛。”他急忙低声地说，“没别的意思，每年的今天我都只点蜡烛。”
“看不出你这人规矩还真多。”她缩回被握住的手。“不吃味精，不吃姜，居住在十万人以上城市的诗人写的诗歌你不读，这算第三条规则吧，情人节的第二天只点蜡烛？”
“八年前的情人节，我失去童贞。我这些年糊里糊涂地丢过不少东西，毕业证书，二胡，最为我寒心的却是八年前那个注定让我后悔一生的秋波。我发誓倘若某天碰到她，非得打她个生活不能自理。我比不得您们女人。一旦伤着了，伤口永远不会愈合。”若地在床沿上来回摆动着她的手说道，“那年我刚刚满十六岁，八年前，那可是连妓女都天真的年代。”
“她很丑吗？你这样记恨她？”
“说真的，我回忆不出她的模样。她戴着一颗钻戒，钻戒是讲克拉吧。”若地直起脖子，温柔地说，“真到我懂女人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Outsiders(局外人）了。”
并不是人人都对蜡烛有特殊感情。女人夹着提包打开窗台下边的电视机，她没有再回到铁床边，顺势坐在那张主人好像刚刚起床的折叠床上。
电视台正在重播前一届杯欧洲足球锦标赛，斯托依其科夫进一个任意球，若地忍不住一屁股坐到地上。自从不拉二胡以后，每次看球赛，只要他喜欢的球队进球，他都会忘乎所以地坐到地板上。Mark杜住在平房的时候，地板经常弄得湿糟糟的，可是他同样照坐下去不误。这种不经过大脑指挥的综合症，据说也是当初追艾欣久久不上手的原因之一。那年正好踢欧洲杯，赛事结束后，他恍然发现眼看就要到手的爱情已经不可挽回地退了回去。后来他虽然在俄罗斯流浪诗人那儿对这有欠风雅的恶俗得到比较经典的诠释（尊重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就像尊重一个国家的主权一样重要），但是每每不由自主坐到地上之后，他还是会微微感到羞愧。那天，不明就理的女人见他突然跌坐在地上，慌忙跳过来准备扶起他。他把那句颇有魏晋风度的话瞪着她又念上一遍，只是最后他加上硬邦邦的三个字：“别碰我。”
“若经理你真有意思。”女人把皮包放到书桌上，情侣那样蹲到他的面前感动地说，“我从小受的教育只是织织毛线衣，打长途电话尽量选在节假日之类。到现在为止，你说的好些话虽说我听着有点儿懵，但我相信你是活得最为洒脱的男人。”
若地双手撑在膝盖上勉强站起来坐到床上，这次画展对公司的重要性被他提升到耸人听闻的高度。
女人不解地问他：“若经理你真的喝大了，你们公司单注册资金就是两百万啊！”
若地把公司如何请别人代验资，四个股东每个月只领200元的手机费等等诸如此类不宜公开的秘密和盘托出。他摸着良心说：“这次画展，是我平生第一次做生意。我不想对您隐瞒什么。Public（政府）在大力支持西部。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
天完全黑尽之后女人离开若地的平房，他的两种挽留方式都没有取得成功。女人信誓旦旦对他说，要签的话，合同一定同他签，能认识他，是他们上辈子修来的缘分。若地为她招了出租车，抢着预先付了车费，千恩万谢送走他的第一个客户。
二十几天过去了，除了赖飞偶尔过问这件事以外，公司里没有第二个人提起那个准备办农民画展的驻京代表。活该若地倒霉，今天早上赖飞在公交车上碰到驻京代表，女人说，她没少给老板反映我们公司的诚实，但老板最终还是不放心把画家价值几十万元的心血送给一家皮包公司。这事黄了，她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她写新的手机号码请赖飞转交若地。赖飞青着脸到办公室，添油加醋把这件事喧染一番，若地补交出那天的招待费用，还被取销了一个月的手机补助费。
“人的诚信不等于公司的诚信。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和你一样转不过这个弯。”我无意识地磨了磨牙，好像找到了某种支柱。
若地跳下桌子，他几乎碰翻豢养在白瓷花瓶里的君子兰。他的办公桌在左边的墙角，（如果从排列上看的话，中间刚好隔着Mark杜的桌子。）桌子上经常留有啃过半边的梨子或苹果之类的水果。很长一段时间，他和Mark杜在办公室嗑瓜子的恶习才被根除。只是剩余半边水果的恶俗仍然残留下来。他一躬腰巧妙地翻过Mark杜的桌子落在椅子上，用小刀剔除结了一块疤的桃子皮。
“‘就像长成了巨人的儿童玩具/抱怨我们/没有变器成材’，你还记得特朗斯特洛姆吗？老头总是这样说。”他重新拾起话题。
我像神经病那样用食指戳着他的大腿：“我只记得李唯，那可是一个用身体检阅诗歌的读者。昨天碰到她，她托我向你问好。问我要了你的电话，我还真不知道你上次在滚石究竟施了什么魔法。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她竟然还在惦记你。”
“少来这儿蒙我，她不是早就打道回府嫁人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说的是毛丽，牙齿白白的那个对不？你弄错了。”
“哦，你这样一说，真是我弄错了。不过，你肯定没告诉她我的电话。”
“世上不见得都是小人。”我正色道，“听说她想请你帮忙在圆明园那边找一间房子。”
硅谷旁边自助餐厅的品种没有燕园美食的一半多，然而这儿的啤酒免费。每逢周末，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蜂拥而至，四下里全是叭叭叭开啤酒的声音。偶尔有几个被女朋友抛弃的倒霉鬼，心里还拴在那些过去的风流韵事之上，常常是喝着喝着，突然间莫明其妙地骂骂咧咧抱着无辜的脑袋小声呜咽。我和若地站在收银台边等了差不多一刻钟终于找到位置。他诚心诚意请我的客，一个劲夸耀这家自助餐厅的水果沙拉如何如何了得。其实这家自助餐厅我早就光顾过，（艾欣认识其中一个经理，据艾欣说，她一个星期只吃一餐饭也不会饿。那是一个心细得有本事让男人不自觉地收缩成一条缝的女人。去年夏天她梅开二度，发现迎亲的轿车比初初下嫁时整整多了六辆，她快活得比第一次当新娘子还要高兴十倍。闪动着脖子上堆着的珠宝同新朋旧友打招呼，我曾经快活地想，如果可能，我也愿意做一任她的丈夫。）水果沙拉除了葡萄味道不错以外，苹果梨子，大都是街头的大路货。倒是北京人不大食用的鱼腥草和折二根，多少留给了我一些好感。喝了一杯啤酒，若地说，不瞒你说，我对自己的东西没有把握。除了不负责任地作文字游戏，就是搂着别人嚼过的思想残渣装腔作势。西方随便弄出个什么解构、后现代之类的玩艺，我都免不了跟着瞎起哄。有什么样的娼妓就会有什么样的嫖客。你说是吗？下星期你和我一起到出版社。我现在考虑的是他们真的交选题给我们做，我们做得下来不？出版社推荐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婚姻和交易之间的关系本来就错综复杂。处理得不好，弄出乱子，那才是吃不完兜着走。我陪你去。这可是公司的大事。想办法打通关节弄到手再说。这回你不要乱说话。她们嫁得好，衣锦还乡那是为国争光，是我们综合国力提高的表现。反之，她们倒霉，惨遭不同文明的身体蹂躏或者沦为昨日黄花孤悬海外，这也是这套丛书的社会意义之所在，至少对后嫁者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现在读者喜欢的是丑男人怎样飞黄腾达，美女怎样潦倒不幸。你去管那么多做什么。你明日吗？这与前现代后现代有什么关系？我担心她们只是嫁在婚姻的边边上，在人强马壮的社会被人家像一块东方地毯那样当作摆设。可是这样写，人性和社会性就不容易结合。作品本身价值肯定不大。什么价值不大？利润呀，它能为我们解决房租、以及泡妞的花销，增加国家的税收。我咽下辛辣的折二根说，我们现在还不到谈作品的时候。没像托尔斯泰那样拥有几千亩土地，没像瓦格纳那样交上有钱有势的朋友最好少谈作品。它是商品呀！若地，懂吗？商品的主要价值是什么你不会说不知道吧。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导演都在拍肥皂剧。每天生产的二十多部电视剧有几部是作品？你当他们个个都是弱智？市场需要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存在比为什么存在重要。
公司开办后我反省自己，过去生活得太过于理想化了。离开母亲的资助，我连挣钱回家的门路都找不着。这样下去可不是长久之计。出版社精明，人精啊人精，就看哥们有没这福分。
若地咂吧着嘴巴，多少显得闷闷不乐。他递空酒瓶给背着手来回巡视的服务员，从桌子下边提出还在往外冒泡沫的啤酒，摇了摇脑袋，他说，人的秉性千差万别，至于光阴和精力，那更不用说。文艺在我看来可说是直通心灵的宗教，如果真要靠玩弄它混饭吃，我愿意去做一份和它不沾边的工作来养活它。其实昨夜你不了解我，我崇尚的是斯宾诺莎那样的生活，一边磨镜子，一边写作。真干净。不是Mark杜不在我背地里说他，从本质看，他到处张扬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比不上那几幅农民画。他们是地道的农民，心思不像你我这般稹密。每天扬着的还是那张干净的脸。他们的画天真、从容。画画应该是一种心情，一种态度，一种到达。不是我故意装出一副愤青的面孔，当年我并不缺红包送评委，我只是觉得那种比赛，像什么呢，像一场事先张扬的集体手淫。也许正如你在未名湖的高谈阔论，二十世纪人类该发明的都发明完了。最暧昧的时代已经到来，读过几天书的人现在不得不重新考察自己除了物理意义上的占有之外还是什么东西？就以我出版社的这个亲戚来说吧，我在家乡拉二胡的时候他一直从事的是西南地区渔猎文化的研究。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怎么跑到出版社编起书来了。我把酒杯装得满满的，仔仔细细剥开卤鸡肉松松垮垮的皮，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心底一闪而过。写出第一本小说之后，我发觉与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总是离我越来越远，这仿佛雨后的蜻蜓，积心处虑捕捉到手上，才发觉它并不是所追逐的那一只。我突然笑道，若地，这是两回事。棋盘上讲究棋局的成功然后才有棋子的成功，文艺寻求的是抵达生活的对立面。大仲马写了那么多小说，事实上有那么一两部就够了。一万首诗歌产生一两句光彩夺目的句子，一代人沉淀下两三个作家就很不错。你如果真要像市面上的诗人们认为的那样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类似妇女生育的高度。那你当它是私生子好了。我们不做的工作，总会有人做；我们做不了的工作，也会有人去做。哥伦布是伟大的，他不是找到了印度吗？但是你想想，当年他不发现印度，东印度公司就不可能出现？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不会认识另一个哈姆雷特？不见得。所以啊，不要被这种不切实际的东西捆住手脚。你在办公室说的那种观点我反而非常赞成。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杨过上了桃花岛有没有中埋伏；偶像歌手今天早上的西红柿鸡蛋面是先吃西红柿呢还是先吃鸡蛋。况且，那些表面上情天恨海的婚姻都栖息在人性的弱点或者说本能上。它们并没有跑远。而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自己把自己所作的看得过于神圣。高虫你还记得他吧？他现在作曲怎么作？什么地方转调让歌手翻筋头，什么地方停顿让歌手要求掌声他都考虑得面面俱到。若地笑着说，我这人啊，老是拐不过弯。他用纸巾包好剩下的两个芝麻饼，看了看四周，手脚麻利地装进口袋。没人看见吧，他的声音低得像一只匆匆飞过面前的苍蝇。那是，现在你真要在社会上找一件不拐弯的事还真不好找。我这样毫不相干地附和。我轻轻弯下腰，不好意思地松了松把小肚皮套得紧紧的皮带。
我回到家的时候差不多八点半钟，吸顶灯孤零零地亮着。李唯已经在地毯上睡着了。我犹豫不决地在她的脚边坐了一会儿，正准备起身去换衣服。她突然睁开眼睛说：
“睡衣我给你洗了。放在暖气管上，恐怕还没有干透。”
我把脸贴在她曲起的腿上，摩挲着蓬松的毛毯，泛滥的性欲夹带着被艾欣冷落的不满，在我的身体里左冲右突。我什么也不想说，挤过去找到她的手，紧紧握住。我回忆起艾欣第一次到公寓来的那天晚上，分开她白嫩诱人的大腿所触摸到的温和的潮湿。小时候习惯了的气息热带雨林般淹没了我，时光在她急促地起伏的小腹上箭一样倒流，直到光滑的小腹在罪孽的遐想中浮现出母亲那条因长年累月的独居而遍布死红色斑痕的小肚子，直到她高挑的乳头点燃深深埋藏在我的每一个毛孔底下的痛苦和恐惧。
“你喝醉了！”李唯躲开我烧焦的嘴唇。我感觉到我的头发在她的脸庞上脖子上伸出千万只狂躁不安的手，已经拿稳了一经坦露就再也找不到抵抗方式的胸部不得已奉献出的那对仿佛还游荡在梦中的乳房。她那层薄薄的矜持在我还没有来得及空出手掀开毯子的一瞬间碎纸片一样飞散。
“到床上去吧。”她气喘吁吁地说，脸红得像甜菜根。
早春的风在窗外呼啸着，谁家没有拉上风钩的窗子乒乓直响。一辆救护车凄厉地奔过无人看管的街头，消逝在沉沉的夜色中。我尽量让身体不要碰到李唯，悄悄把堆在脚踝上的底裤拉到腰间，像一个软件动物那样躺着。那本《象棋世界》杂志被挤到一边，封面都被搓掉了。我火辣辣地想到那个葫芦岛男孩。
“不用安全套会不会出事？”
“为了享受我们当然要在这方面作些让步。再说啊，正常的女人一个月才生产一个卵子。”我科学地说。心里暗自盘算，少和我玩这一套，别人劳命伤财让你怀你也怀不上，不成我的命就这样贱。我甚至记起若地曾经说过的话。他说，在性选择方面，动物通常只凭体力行驶交配权，人聪明，靠阴谋手段或金银财宝夺取。作为女人，只不过在这场美其名为恋爱的肉体享受中因为她们胜券在握而显得更加有耐心罢了。
她不吭声，我又无关紧要地问道：“李唯，说句真话，你谈过几次恋爱？”
不知是岁月离我们太近，还是我们离现实太远，眼角即使不笑都有皱纹了，我还没顾得上和谁讨论这个问题。城市竭力简化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则，见面，交换名片，到酒巴过度一下，上床。那些诸多正派的细节能省略的尽量省略。我发现自己有那种走到了生活背面去的趋势。
“这还真的不好说。”她想了想，继续说：“真的不好说。”
“葫芦岛不会是第一次吧？”我把脱落了封面的杂志丢到床头柜上。
“他那么小。”她动了动身子，两只手攀到我肩上，一浪接着一浪的热气痒痒地落在我的颈上。我反手挠了挠，翻过身重新抱住她。
“怎么，想艾欣姐了？”她眯着眼，压根儿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和她只是一般的同事。”我百无聊赖地抓过一粒乳头随便捻着。
“哼，同事，上床后男人总是这样说，情人节那天还我看见你们两个在双安商场门口。”
“毛丽真的回家嫁人去了？”我没有理她，支开话题。
“你听谁说的？她那老头更毒。你以为他会给她多少钱。要是人那么好嫁就好了，她倒是一心想嫁个阔佬。”
“自然有人跟我说。”我换另外一个乳头，手腕放在枕头上，食指和姆指不停地揉搓着。
“她在东四环那边一家桑拿房做小姐。上星期被炒鱿鱼后我不知道她的去向。放开手吧，痒死人了。”她没教养地挖着鼻孔。
“炒鱿鱼？我做鸨母也不会炒她的鱿鱼。一说一个笑，现在还有几个女人有这样好的习性？”我顺从地把手放在她翘起的胯骨上。
我记得她白天穿的是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那上边订有一长排铜铆钉。
“她做事像你一样，不喜欢用套子。逢到有客人要，楼上楼下到处找姐妹讨。被客人投诉了几次，妈咪虽然舍不得，经理还是把她炒了。”她哼了哼鼻子。
“下午我跟若地说了，他明天中午在家等我们。你高兴住多久都可以。”我拍了拍她小巧玲珑的屁股。下次有机会你转告她，把用过的避孕套再用一次社会就会更加文明。”
“是不是有点不方便？”
“出门在外，顾虑那么多干什么？我倒是巴不得你在我这儿住，只怕不安全，惹出事来招架不住，今天我听阿姨说附近有几个鬼头鬼脑的南方人。”
“肯定是香港婆娘动起来了，婊子养的。”她漠然地说，“明天你陪我去租房子好不好？”
“唔，明天到若地那边再说。”
“平房没带有卫生间吧？”她打了过半圆形的哈欠，“不过住不了几天。”
“平房条件是要特殊一点。厨房和卫生间安装在别处，但是那房子若地喜欢得不得了。他认为大部分人一生都在厨房和卫生间之间奔走。他说他才不吃喝拉撒弄在一块。再说厕所隔得不远。会吹萨克斯吗？听他吹萨克斯，你会发觉做爱是多么愚蠢的行为。”我坐起来，侧身下床，踮起脚尖去梳妆柜上抓过刊登有若地诗歌的《涛声》杂志。“你看你瞌睡来了，我读若地写的这首诗给你听我们就睡觉。”
文森特·梵高
从原则上讲
泪水未流之前不是泪水
流过之后，也不是
谁要是真的饿过
谁就会掌握面包的距离
耳朵在这里
声音在哪里？
梵高弯腰到情人的高度
想证明这个荒谬的问题
向日葵抬起头
打了一个喷嚏
下半夜，李唯已经心满意足进入梦乡，我仍然倚在枕头上骨碌碌转着眼。不是我吃了第二个饼就嫌第一个饼多余，说实在话，李唯的睡姿真的难看。她侧身对着我，露出颧骨高高的半边脸，也许是卸了妆的原因吧，皮肤像秋后的葡萄叶那样粗糙。脸颊上残留着不大协调的红晕，嘴角边隐隐约约长着几根汗毛，瘦削的肩膀底下，不规则的肩胛骨清晰可见。龟缩的身体仿佛还在恐惧着我那扫荡一切的情欲。不算雪儿（在家乡时那么长的卿卿我我，雪儿竟然没有这样心安理得地在我的身边睡过一个晚上。她属于那种将生活剥离成众多独立小块的姑娘。性对于她来说像大多数女孩收藏的时尚假发，戴的时候喜欢，一脱下，又忘了），她是第二个在我面前赤身裸体的女人，也是第二个用身体引诱我善恶不分的女人。（上学期退学后，为了写作《北京少爷》，我揣着一家网络公司预付的稿费逛了几次下等旅馆，那些地方不像夜总会那样有专门负责的经理，不时兴事后结账这一套，她们往往要求先付费。有几个女孩没说上顾得上说三句话就想把自己脱光。可是听到我坚决地报出的几乎还不够支付床铺费的价格，她们怒气冲冲地放下撩起一半的短裙，踩在离地半尺有余的松糕鞋上夺门而出。各式各样的腿肚子留给我无穷无尽的迷茫。）从投资学的角度来讲，她的回报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值。更不用说是她带领我走出远离母亲所陷入的黑暗。肉体的坚强使慵懒成性的我在北京几乎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捧回了险险丢失的作为男人正常情况下常常被忽视的尊严。然而我对她知遇之恩般的身体关怀感到的却是类似于自己背叛自己的厌倦，欲望满足之后所产生的悲哀紧紧地裹在我的身上。天差不多亮了，我才迷迷糊糊地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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