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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多数的历史建筑都尽显四平八稳之态。如果用现代建筑的眼光来看，它们似乎代表了农业社会土木工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不管是高啄的檐牙还是每一扇窗棂的正面背面，都毫不张扬地沉淀着谁也不敢小觑的文化分量。历史宛如一根纺不完的长线，仿佛织到这里总是断了又被接上，断了又被接上。每一个时代都无法在这里表现得完美、平整。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博大，看似遥远而又无处不在。哪怕是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风格”饮誉四海的北京大学也不例外。它虽说没有曲阜孔子碑林那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威严，但据说再大的爷，站到北大西门的门楣下，说话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地降低几个分贝。他们一旦跨过百年学府的门槛，站在正对着大门的弓式三孔石桥上，两条腿也不由自主虚起来。作为个人，在这座“西勾桥上月初升，西勾桥下水澄澄”的花园中发觉自己的渺小也纯属正常。就是那口浓浓的让整个世界为之悚然的湖南口音在这里也柔和下来，很谦卑地以学子的方式存放在书架上。在北京几乎任何一幢高楼的脸面上都贴有一时俊杰的手迹，那些笔走龙蛇的书法几乎沦落为一种招牌或道具，对这座千年古都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文字上污染。好在北京大学看不到这些痕迹。这地方好像过于沉重，想在这儿造次的人低眉回首之间也就打消了主意。就算由于某种特殊原因纪念堂也收容了个别富甲一方的款爷或被媒体放大的文化个体户，但岁月无情，那些主动搭梯子爬到台子上去的，就算他赖着闹着，轻飘飘的时兴也会拎他下来。三百多天过去了，在北大我花消着母亲源源不断的汇款，三杯老酒下肚便学着愤世、疾俗，一洗在家时的温文腼腆之态。可是一触到北大，我要么王顾左右要么三咸其口。这不单是我本身破绽百出的身份，也是我对历史本身一知半解的苛同。当一种精神，一种风格蔚为大观的时候，那些一时一事的鸯脚绣腿自然只能是点缀，只能是一些支支节节的东西了。我虽然为自己找了个讨厌北大西门的理由，除了年轻气盛的虚张声势，更多是对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种逃避。每次到三角地带旁边的提款机取款，在机器刷刷刷的点钞声中，我都会产生轻微的内疚。有时候在自修桌上两眼无神地望着未名湖畔的博雅塔，我的焦虑感铅块一样堵在胸口。每次碰到那些找不到座位复习的北大学子，我的目光自然而然低垂下来，像是做了某件亏心事。
艾欣远远冲着我微笑，我突然间感觉到浑身上下松懈的肌肉一阵阵舒泰起来，好像卸掉了什么似的。
“男生站成一排，女生站成一排，Mark杜他个子矮，尽量往前边靠。站在后边看不见。”
这样瞎指挥的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年轻人。黑不溜揪的围巾长得好像他随时准备上吊似的，罩着件口袋般的毛线衣，不用看都晓得是冒牌的阿迪达斯旅游鞋套在脚上。如果它不是在蹿上跳下，很难不把它与垃圾箱联系在一起。他挥舞着艾欣交给他的尼康相机，风不时揉乱他的头发蒙住半边脸，我对他在艾欣和我之间安排了几个咧嘴傻笑的陌生人很是不愉快，真巴不得一个闪失，他砸了那部相机。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根本赔不起。而我卡上的钱，再高档的尼康也不成问题。我几乎看到自己偷偷跑去西单买相机送给艾欣的身影。但那厮稳当得很，直到在北大照完了两个胶卷，相机也没有如我所想像的那样忙乱之中往地上掉。艾欣仍然围着那条火红的披肩，丰满的腰身收得恰得好处。她往未名湖石碑旁边一站，姿式还没有摆出来，碎花的呢子长裙就瀑布那般飞舞开了。我涎着脸讨过相机，一次次调试镜头，从取镜框里，我摆弄着艾欣一次次向我走近。我在不同的位置对着她跪下。我差不多碰到她微微嘟起的嘴唇。她很上镜，保持着那些拼命想出名而脸都笑烂的演员也难以做到的笑容。直到旁边有人不知好呆地催促，我才极不情愿地按下快门。而在我的手指颤抖地触动快门的一刹那，我看见艾欣左边的耳垂上仰面躺着粒黑痣。（有一天我慢慢地捻着这粒跳皮的黑痣，仍然能找到当时那种整个人也跟着钻进镜去的感觉。）照完最后一张胶片，我们到湖心岛上围着艾欣四散而坐。两个多小时的游园活动彼此间该熟识的也熟识了，我已经可以不需要理由地挤在艾欣的身边，她和别人争论得花枝乱颤的时候，我偷偷地抚摸着那条火红的披肩，好几次披肩滑落，半栽搭在我的腿上，我总会产生一种莫明的亢奋。似乎整个人也被漫天的幸福所包围。每次艾欣把披肩重新披上，我都忍不住四处张望，真希望风再来一次，再把披肩给我揪下来。好几次我甚至故意掉开脑袋，好像是它挡住了风的来路似的。但每次都是我不注意的时候，披肩掉下来，眼前红光一闪，披肩已经回到艾欣身上。
我不是第一次恋爱，女孩子身上最绝密最高贵的部位我也曾经长驱直入。我在家乡是一个不善言谈的冷漠小生。从中学到大学都是以孤僻出名。我不知道何以一到北京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雪儿残存在我脑海中的样子一天天变得猥琐，我把过去的种种不是都归之于她不怀好意的诱惑。她就是要让我自卑，让我残缺，让我在艾欣面前呈现不出如玉的童贞。母亲在来信中提到不止一次她在墓地碰到雪儿，除了厌恶，我再没有别的感想。都怪我家住在郊区，埋葬父亲的小山坡平时很少会有别的人爬上去。雪儿的乳房上长着一粒大大的黑痣，我对痣一直怀有某种特殊的感情。但痣怎么可能长在那种地方呢？当某天晚上在我的寓所艾欣当着我的面慢慢褪去长裙，我不由自主地吐了口长气，从耳朵上的黑痣开始，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吻遍她的全身，最后竟然趴在她身上哽哽咽咽地哭起来。我不在乎身边的女人是否被耕耘，我不在乎在我进入的那一刹那她们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感应，我也不在乎自己能否铁锈一般包裹住她们的心，但我在乎我的身体，我在乎把自己交给女人的是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体。
当我发觉那个口若悬河的混混拖着长长的围巾别有用心地发表他的主张时，我为自己浪费近水楼台的资源去作摸不到边际的空想而后悔万分。在成人世界，示爱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引起对方的兴趣，并持续不断地套牢她的注意力。这个连蚱蚂都熟练掌握的行规我竟然忘却了。如不是安在旁边叽咕若地谈起诗歌就没完没了而艾欣看起来也特别有兴趣，我还一直蒙在鼓里。诗歌说白了不过是诗人的即兴抽风。这番道理，可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呀。瞧准个插话的空子，我突然对以若地为代表的多愁善感的诗歌骗子们发表一通事后想起来也莫名其妙的言论：
去年初我去圆明园探访一贫病交加的诗人。她的男人抛弃她之后，离她最近的就只有她自己那张苍白的脸了。那一天，在她的暗示下，我似乎看见了某种来自诗歌的光芒。三天后，诗人死了，诗人永远二十六岁。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沉浸在她在世前的那几天日子。为什么要在诗人死后，她那些支离破碎的句子才会闪现出耀眼的光芒？虽说通过一个诗人的死亡让我想起当今诗歌对社会大面积的污染本身的确不道德。好在诗人生前也承认，种种喧嚣其实掩饰不了她们争夺话语霸权的真面目。除了历史，除了广泛意义上的心灵和良知，或者除了大街上站着的卖淫女，谁也没有兴趣定义一个诗人。我只是诗歌爱好者。但我记得那个杀妻然后自杀的诗人曾经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他说，有些树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但它还站着。而只要它站着，就不会有人怀疑它不是树。诗歌，不仅仅是指诗歌，难道非得以这种黑色的方式存在吗？在这个连猫都恍然发现身体在调情之余还可以写作的年代，诗人的小悲小伤除了娇情地排演一种类似旧社会落难秀才所搜寻到的所谓救世良方，诗人们互相玩弄的都是满纸荒唐言。没有匕首和投枪，没有纸和笔，因为他们没有目标可以袭击或者达到。支撑他们在自圈的营地中摇旗呐喊的，不再是道德，不再是情感，而只是一些娇情的丧失逻辑的想像力。不管是原始文明还是信息文明，也不管是知识分子写作或平民写作，诗人不应该随着社会的转型或不同文化的撞击而找不着北，用诗人的语言说来叫失去自我，对吧？可是就算社会文明到每个人在月亮上都修筑得有小别墅，诗歌也应该恪守着诗歌的规律。说白了，若地主张诗歌应该投放到社会生活的前沿或者退到生活的背面，这两种态度，我都反对。
这番话表面上我是对若地他们狂轰滥炸，实际上我两眼所有的灵光都集中到左边的眼角，看到艾欣听得津津有味，我像只小公鸡那样晃来晃去。若地还没有发言，我已经看见我赢了似的。虽说我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一时间竟有那种站在聚光灯下，被心上人瞩目的优越。艾欣带头鼓掌，我已经明白我扫清了前方最为剌手的障碍。掌声虽说不激烈，我还是十分满意。所以当若地掏出宽大的笔记本说，时间不早了，大家能写的写，能画的画总得留下点什么做个纪念。我欣欣然说，若地不愧是诗人，出的果然都是好主意。若地阴阳怪气地说，假以时日这帮人中有人物发迹，那时他贫病交加，凭着这个本子他也有地方可伸手。我赶忙说先前的话他不要在意，不存在人身攻击。诗歌在体型上不分肥瘦。艾欣打圆场说，昨夜本来就没有针对谁，说的只是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大家都有目共睹。话说到这儿，我对后边零星的发言直到本子最后传到我手上时一直处在充耳未闻的状态。我的经验告诉我，我已经尽可能多地赢得了艾欣的欢心。这当然取决于我哗众取宠的演说，最主要还是我站对了位置，而且是顺着艾欣的思路演绎下去。我向敲钟人那样奔跑于同一音质而不同音调的两只钟之间一样穿行在两个心灵之间，我先把自己心敲响然后诱发另一颗心。只是我做得高明，并且天衣无缝。就像李白当年吟唱“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那样把马屁拍得让人如坐春风而毫不显山露水。这次聚会若地早有预谋，他在本子的扉页上极尽一个三流诗人才能写下了绯恻缠绵的引言。听说四川有个专门为装得起门面的单位写铭文的才子，若地在成都的时候大约在他门下混过。虽说四川盆地自古诗意盎然，当今文坛上四川诗人的身影也是最为活跃，一个流窜北京三年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为各类报刊杜撰花边新闻的诗人，能够以从容不迫的语气感叹岁月蹉跎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把下半场的时间悄悄作了周密的安排，气定神闲地翻看笔记本。大部分篇章都是应景之作，不外乎青春永存前途光明之类，倒是有几幅让人心领神会的漫画。安写得最少，字也写得最为难看。可是她说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都是善这句话使我产生了极其不健康的联想，我翻到若地的诗歌，默默地读了两遍。
昨夜的月亮
昨夜的月亮，冷漠、凄清，照在我
没有浆洗的衣裳，像一道没有绣完的花边
歌女边哭边唱：那人住在海边，住在海边
没有谁会，走到你的面前
夜晚只是夜晚，月亮只是月亮
爱情在隔壁，和岁月无关，也超出你的想像
昨夜的月亮，辽远、苍茫，找不到可以
依靠的地方，吉他述说着伤心的往事，卖醉的玫瑰
在我的面前，只开一半
我记起故乡一带的风光
男人不会看不到方向
不会一个人深深地坐在夜的中央
月光洒满天堂，月光也照在干净的乳房
高脚杯里，除了红酒，还装有希望
昨夜的月亮，迷乱、荒唐，它把最后的无奈
装扮得森冷，凄凉
没有哪一次流泪能收到希望
没有哪一种岁月逃得过昨天
行囊空空，无所谓近，无所谓远
所有的人都把眼睛关上
臆想着，对谁进行一次裸体的拜访
江湖上谣传，我离开昨夜的时候
青春开始没落，女人开始泛滥
月光第一次照不清一张脸
这首诗粉碎了我刚刚编织好的神话。什么投枪稿纸，诗人疯起来真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翻到空白处，迟疑着不知该写些什么。一切临阵磨枪在若地的诗歌面前都只能起到绿叶的作用。我不敢想像刚才艾欣读它的时候，心扉是怎样的起伏。不管是哪一类女人，总会有一种东西让她们感动。夏奈儿珠宝，恰到好处的一两滴英雄泪，以至于一个男人的胡搅蛮缠，她们都有可能芳心暗许，然而我又不愿在这份将永远陪伴艾欣身边的礼物上敷衍了事，心中万语千言，笔下却吐不出半个字，一时间竟愣在那儿，觉得什么都离我远远的，像背完了最后一句台词的小丑，谢幕的时候才注意到台下空无一人。好在后来我发觉艾欣并没有认真对待这首诗，终于落下悬着的心。但这首诗在我心中投下的阴影，直到两年后我亲眼目睹艾欣搂着二恭石子双双走进凯宾斯基酒店的一瞬间才慢慢散去。
Mark杜走到圈子中，他蹲下身紧了紧散开的鞋带，阴阴阳阳地说，看见这么多哥们为子虚乌有的东西吹吹捧捧固然有趣，遗憾的是据他所知艾欣不是马奈笔下那个喜欢到草地上午餐的贵妇，讴歌她的诗人们倒是有几分像三句话不投机就会提出决斗的中世纪情人。艺术总是在反讽中前进。那几幅速写和漫画，没有哪一幅有传世的必要和可能。沾了北大的灵气，文绉绉大半天了，安，你快把饼干拿出来给大家嚼嚼，在台球室赢的巧克力呢？我不是让你带着？安应声从山地包里翻出几盒奶茶饼干，自己先丢一块在嘴里咯嚓嚓乱嚼，她说巧克力忘记带了。不过饼干本身就是巧克力饼干。没有哪个理会他们这些风凉话，若地和身边的两个学生接过饼干满脸笑呵呵，我捡了两块粘在一起的饼干递给艾欣，她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夹住，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呈抛物线状分散开，形成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兰花手。她把饼干放在嘴边凝着不动，汇集了上百股暖流的脸庞，温柔地注视着她的兄弟。Mark杜转过身倏地取走艾欣手中的饼干，折成两半丢进嘴巴，腮帮子鼓了两次之后接着说，难得大家给脸，又是吟诗又是作画，我不知道艾欣的感想，但你们看她那神态似哭非哭，似笑非笑，二十六七岁的大龄姑娘，想来是别有一番滋味吧，我这个当弟弟的，牙好胃口好心好就是象嘴里吐不出狗牙——但是我想把刚刚去图书馆的经历说出来，今天在座的正好没有哪一个念北大。也让你晓得千年学府的厉害，他这段江湖言辞穿过满嘴饼干变得含混不清，逗得艾欣身边的姑娘小花母鸡那样咯咯乱笑。我伸手到饼干盒里挑了几块毫无破损的饼干放在手心里送到艾欣面前，她侧过脸望了望我，慢慢在我的手掌里一片一片地捡饼干，我的左手也得以名正言顺地靠在她的腿上。我这样陈仓暗渡的时候，Mark杜根本没看我这边一眼，他背着手，面对图书馆，以自己佩服自己的语气夸张地陈述。
“离图书馆还有一米左右，电动门左右缓缓分开，看见威风凛凛的门卫，我的腰不由自主地挺直。科学家说，受外部气氛的影响，我们身体总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他要我出示证件，我嘴不说心想你这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我的爷，哪来的证件给你？我连北大计划外的学生都不是。我想说有事找昨夜，他在家门上留有他在图书馆的字条。但我想大家都是年轻人，肯定谁也不认识谁。何况昨夜什么名气也没有，说来谅他也不会认识。灵机一动，我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把我们彝家的一句短语一轻一重地对着他读。我本想说英语，但英语简单的意思从嘴型上都看得出。这些门卫一个个相貌堂堂，成天浸淫在浩若烟海的图书边上，近朱者赤的道理我当然懂。再说，北大的学生有助人为乐的传统，给哪个好事者撞见，岂不是露了尾巴？据说上次香港有个年纪轻轻就被教授们称作爷的戏子，在北大不就是栽在一个眼镜姑娘普通的提问？不容他回过神，我把这句短语倒过来念一遍，门卫显然给懵住了。这时正好有几个学生走出来，他叫住他们。不容他们清静耳根，我再把那句短语颠来倒去念了两遍，他们果然也糊涂了，给我指了指大堂左边那张办临时证件的办公桌。然后对门卫说，他好象是韩国人，大约是想办理阅览证。我一身冷汗谢过同胞，慢慢向坐着工作人员的服务台走去。我明白门卫在后边注视着我，所以像有钱人那样走得很慢很慢。终于靠近办公桌，我低低地向她打听办理证件的手续，工作人员没答话，指着桌上立着的镜框给我看，我一字字一行行地研究起来。等到我观察到门卫已经不再注意到我们这边，我放下规章制度，对工作人员说：噢，谢谢，便折身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刚好打开的电梯。门卫以为我办妥手续，工作人员以为我打听清楚出去了。这个小小的误会，我终于走进蜚声中外的北大图书馆。我本来想先找找当年毛润之先生办事的地方，但好几间门都关着。倒是看见过道里面放着几个国家元首的像。我溜进卫生间行完方便。然后一层一层地搜寻。人家那才叫用功哪，我看见几个同学伏在桌子上假寐，口水都弯弯曲曲地流出来了，可手上的书仍旧没有闲着。他们的大脑其实还在工作，根本没休息。相比之下，我几年大学都像是在睡梦中度过。过去听说马克思是在大英图书馆踩出小路，我还以为马克思不过是占了体重的优势，要不就是碰巧那正好是一块豆腐渣地皮。达利说，艺术不是再现可见，而是使不可见成为可见。你们当中有人到过我的工作室，对这种观点，我一向反对。今天所见，晚上回去我得重新审视自己。说时迟那时快，我误打误撞爬到五楼日本文学馆，昨夜，怎么说呢，他目不转睛盯着窗外。我在他身边站了半分钟，他也没有反应。那种一往而情深的眼光，说它会熔化掉窗子上的玻璃，我想也没有谁会表示怀疑。大家都知道，一个正确的思想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根本无法被论证。我过去对那些愚昧的错误的观点常常嗤之以鼻。我从今天开始检讨。让苹果掉下来并让它砸在牛顿的头上，自然有它的道理。托密勒经过周密的运算得出太阳围绕地球跑，但大家都说这是谬论。其实用正确或错误区分观点本身更荒谬。我们在画布上再现半条手臂或者一个方块，我们高兴用什么色彩就用什么色彩，这些工作对一只排卵的蚂蚁一块弄碎的云来说，有没有意义呢？我说当然有意义。”
“别废话了Mark杜，你让大家听得云里雾里。我们也明白你自己其实也不知所云。那个据说在北京小范围地八面玲珑的男人说，我跟好多画家谈过你的观点，他们都不感兴趣。出名后再弄你的那一套吧，市场总是正确的。尽管它对某些人某些事而言显得极不公正。”
“是呀，我们还以为在图书馆有什么艳遇。”旁边有人插话，我没注意是谁。Mark杜回到安的身边坐下。他的主张找不到支持者。他又回到那种旁若无人的状态。他把手缓缓放在裆部，突然间我希望他做出点什么来。
我又记起安那暗红色的乳沟，那本暗红色封面的小说，那盏暗红色的台灯。
动起来吧Mark杜，你动起来的时候只有那么可爱了。
我怎么可能讨厌那种气味，也许我是需要某些声音。是的，我们应该翻出威尔第的第九钢琴曲作为背景。
别管它，人只有死亡之后灵魂才会显得重要。
每次我在坟地上撒野，我总是觉得离雪儿远，离父亲近。一个男人给我留下了丰厚的房产而我对他却只有外祖母强加的记忆，这怎么可能？
我第一次见到安，仿佛听到她说，我从三岁那年在殡仪馆就明白了乳房的含义。雪儿每次躺下都是我非法努力的结果。
但是我找不到打开我的方法。所受的教育都是假的。这是我每一次破译了她身体之后所得到的收获。难道这一切二十多年前就被一个男人带走了？他甚而没有对我的母亲坦白？Mark杜或许知道这种方法，然而安没有躺下，他有所保留。
我需要一个新的女人，一个暗红色的女人。
“我看得出你想做Mark杜的姐夫，我们第二次见面就是亲戚。”安好端端的坐着，她俯身把话专门送到我耳朵里。
“是第三次。”我纠正她。
“是第二次。”她坚持说。
这个常识性的错误困惑了我，我傻乎乎地说，“你瞧，我这记忆力，才开始就弄错了。”
两年前艾欣到北京电影学院学化妆的时候我还在家乡鬼混，在那些无聊的财经评论上荒废着光阴。在一个女人的呵护下茁壮成长，我想通过另外一个女人来回报这种可以量化的感情？还是那具烧焦的身体？我恋恋不舍地摸着火红的披肩，艾欣望着我笑笑。
在我们穿过校园的时候，起风了，天色渐渐暗下来。我走在艾欣身边，旁边跟着安和Mark杜，一伺艾欣的嘴巴闲下来，我便向她极有分寸地建议。
“别去全聚德，高不高，低不低的吃下来也不便宜。我有个亲戚在凯宾斯基酒店做经理。”
“那地方贵。”
“刚才我跟他通了电话，酒水五折，还免收包房费。”
“那当然好啊。Mark杜你可别跟家里打小报告。”
“姐姐也是，在北京总是把我当外人。”
“不过也得问问若地他们。”
“房间我都订下了。”
艾欣快速地扫了我一眼，她不再说话，小跑着到前边去。
这时候我暗暗松下一口气。我一直担心艾欣不领我的情。北京早就把她调教得比我想像的还要油盐不进。而我，的确不愿意由于某些小小的疏忽而造成类似擦肩而过的遗憾。夜间一个人裹在干燥的鸭绒被里，我每一根神经都渴望身边躺着一个暗红色的女人。
那天在世纪坛，在艾欣薄薄的眼皮底下，我看见我站在她亮晶晶的瞳孔里。这个奇迹让我激动万分，以至我邀请她们吃饭的语句结结巴巴无法连贯起来。从我记事以后，我眼前晃动的都是母亲。她坐在床边照本宣科讲解荷尔蒙以及纠正我在生理方面的某些不良习惯的晚上，我常常是越听越糊涂。第一次打开雪儿那基本上没有起伏的身体，我蹲到墓碑边低低地哭。它彻底地击破了我的想像，不像爱情，它更像家。而我更像一段记忆，更像一种合乎逻辑的死亡。如果你一直往后走你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对这种理性的生活开始失望，当由一个温暖的乳沟而复苏了我对生活的另外一种向往，不管伸过来的是手还是长矛，我都毫不犹豫地抓住了。那天艾欣和安穿过世纪坛底下的马路被公交车载走，我最后悔的是没有早几年来到北京。现在，她答应了我，我相信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兴致勃勃地向Mark杜打听若地。
“诗写得棒极了。我认定了这个哥们。”
“他三年前就在追艾欣。什么进展也看不出，我都替他急。”Mark杜说，“他在四川鼓捣音乐，北京也真怪，好多人一到这地方全部变了。这个城市像一个搅拌器，它是有本事把你弄得晕头转向而忘了自己究竟准备做的什么。”
我对Mark杜表达了我的看法。他冲着前边喊：“若地你走慢点，有人要和你说话。”
风掀起长长的围巾顺便也吹乱了他的长发。我们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正在叉开五指梳理，一边抱怨着身上无休无止的静电。
“这种鬼天气，真要这样下去每个人头顶都得安装避雷针。”
我想告诉他都是化纤衣服惹的祸，但话说出来却变为：“Mark杜说原来你做音乐？”
“音乐？我更喜欢另外的说法，我做阿炳，就是拉二胡的那个阿炳。”他两手操在牛仔裤包里骄傲地说，“妈妈教了我十年，到北京放弃了。”
我感到惊诧。
“可是可惜，但是好多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你说话像是从书上抄下来似的。这样你习惯吗？”他迈着那种懒散的步伐对我说，“我这样说没伤着你吧！来北京多久了？”
“一年多一点。这个时代丢失得最多的就是个性。你很好。”我讨好地说。
“你看你又来了。”他笑着说，只是眼睛仍然眯着，好象永远也睁不开似的。“小说销路怎么样？我读过你的小说。”
“没去过问，我学的是吴敬琏，不过我也放弃了。”
“当然，”他说，“你肯定会放弃。”
艾欣坐进副驾驶室，我、Mark杜和安我们三人坐在后面。这是一辆红色的富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校园民谣，淡淡的吉他声忧伤得像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艾欣探出身子招呼后边的车跟着，等她缩回头，司机就放开刹车起步了。从反光镜里，我看见艾欣卸下她的披肩。
“他这个人是有点怪怪的。”我对Mark说，同时声音不至于小得艾欣听不见。
“你们两个差不多。你掉书袋，若地那小子说话每一句都像经过剪接。在我看来都他妈的阳痿。”Mark杜往安那边挤了挤。“艾欣你说是吗？”
“没听清你们说什么。”艾欣侧过身说，这时她的电话嘟嘟地响，她赶忙回过身接电话。
我记起那粒黑痣，离得这么近，可是隔着玻璃我怎么也看不见。我不在把腰弓着，躺到靠背上。Mark杜也躺着，安偎在他的怀里。
他说。
“若地三年前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听艾欣说，前年电视台组织一次比赛，他去报名参加，不知怎么，指导老师说了几句伤他的话，轮到他上台演奏你猜他怎么作？”
“不想猜。”
“轮到他上台，他抱着二胡静坐，手指未拉一下弓，4分33秒后，他宣布他一曲终了。他说半个世纪以前，约翰•凯奇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这曲无声之乐。今天在北京，他用这首曲子来对自己作交待。谁都知道演艺圈伤自尊的事多如牛毛，我问过他，他说不是。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然而他从此不再拉二胡了。”
前边是红灯，车停下来，我感觉我的身体一直微微前倾着。收音机里那个沙哑的声音忽然被播音员甜美的广告语打断。她报道现在有一款洗衣机打八折另送电炒锅。人生总是这样，不被自己打断就是被别人打断。昨天拼着命争取的，今天看起来毫无意义。在庞大的城市机器里，能够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没有选择余地的人。每天有多少颗勇敢的心来到北京，每天又有多少梦在北京被碾碎！你觉得多年的同学变了，多年的同学也觉得你变了。最主要的，自己也觉得自己变了。指导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规则转眼间全是一堆垃圾。走在街上，随时都可以看见一个女孩对她的小狗亲昵万分而对汹涌的人流熟视无睹。城市教会的首先是怀疑，每天看到听到的谁都不会当真。打八折还送一口电炒锅？它肯定有它的猫腻。播音员的语音未落，若地早就绕到问题的底面。
“艾欣，和你来的女生是做什么的？”
“你问的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只知道她白天睡觉。”
我想，到凯宾斯基我得先找卫生间尿尿。
晚上两点半钟，电脑像往常一样准时打开播放程序。我在鸭绒被里摸索着，试图挪开艾欣的腿。
“手缩回去。”她说，“我的电脑也有这样的设置，别管它，好好睡你的。”
“你没有睡？”
“是你没有睡。”
我把头埋到她的胸前，呼出的热气热呼呼的反弹到我的脸上，我的手机械地摸着她光滑的背部。她的肩膀露在被子外边，冰凉，像小号的过门。我还摸到枕头边空空的乳罩。我记得它是那种少见的灰褐色，设计师把它做得很巧妙，取下它费了不少周折。每一次她吸气小腹便在我的胸部散开，呼气的时候小腹又均匀地退回去，这种缓慢的蠕动，让我沉浸到那并不存在的摇篮。我想着我睡在摇篮里，所有的到达的都是同样的距离，我的心仿佛在偷懒的睡觉，一点也没有听到它跳。我闭上眼睛，沉醉在这温柔的节奏。小号长时间在低音区徘徊，像是积蓄全部的力量以便跨越到另一个音阶。乳房摩沙着我的脸颊，使我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幸福。大约是若地在酒店朗诵《昨夜的月亮》时我就醉酒了。披肩呢，我记得我一直把它拿在手里。
第二天中午过后，北京飘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千朵万朵的雪花飞到与人差不多的高度，它们变得谨慎极了，飘来荡去寻找着最好的安身之处。我伸手拦下几片，它们颤着翅膀停在指尖上，眨巴着眼睛望我。它们没有一个濒变的过程，我盯着盯着突然就不见了。我在公寓门前站了好半天，没有哪一次看清楚它们是怎样散去的。雪花漫漫地飘，我听到沙沙沙的声音，可是我不知道这声音是在那一个方向。这徒然增添了我的惆怅。
“你的女朋友啊？”守电梯的阿姨缩着脖子问。
“你看她长得怎么样？”我微笑着正式征求她的意见。一边搓着微微发红的手。
我们公寓的电梯二十四小时营业。有三个管理员，我最喜欢这个热心肠的阿姨。我住在十六楼，每次走出电梯她都双手一啪，帮我弄亮过道里的声控灯，总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两句。初初来北京那阵子，逢到是她上班，我经常同她呆在电梯里说话。她老家是广西人。十八岁嫁到北京就没有回去过。每当聊到我们南方温和的气候，她总这样说，我们家乡离你们家乡不远。现在只有祖坟和一些远房的堂兄妹在那边了。
“开玩笑，当然长得好。”她说，“但我看出她不太高兴。”
“你也看出她不高兴？”
“是有点不高兴啊，”她说：“现在的女孩子娇气，不应该得罪她，什么地方人？”
“您猜她是什么地方人？”
“她长得不像南方人。”
“那你说她像什么地方的人？”
“东北人。”
电梯到五楼停下，她开门放两个人进来。到八楼两个女人走后，她说：“她们是去找人玩麻将，你会玩吗？”
“不会。”
“年轻人哪，赌博那东西最好不要沾边。”
“也不见得，我看刚才那两个女的还没有我大。”
“你别糟蹋自己了，”她凑到我面前压低声音说，“她们是二奶。”
“二奶？”
“二奶！”说着她使劲点点头。
站在寓所前我摸钥匙开门的时候，回想到她把头点得母鸡啄米那般，我忍不住想笑。
茶几上的菜早凉透了，我挟了片白菜叶子挑了点辣椒，凑合着吃完剩下的饭。艾欣用的碗几乎还原封原样。盛给她的鱼丸子只吃掉一个。我捡起掉在地毯上的纸巾，打电话通知菜馆。
按理说艾欣大我还不到三岁，但她好像觉得自己比我大半辈子。任何一件事还没有开始她便看得到结果似的，你要说她这种半吊子的女性直觉吧，事态偏偏又往她听预料的方向发展。真要依得她，就算活到老，什么事也不可能发生。对于脱光了她又没有和她进一步发生关系这一点，除了拿酒醉误事来搪塞之外我也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我不是那种没有性背景的男人，在家乡的坟地上我几乎哪一次都能深入浅出。我能够敏感地察觉到自己一丝一毫的进入，甚而能够从雪儿轻微的颤栗中捕捉到她性经验的形成。可是躺在艾欣的怀里，我却像一只贪睡的小企鹅，懒洋洋地晒着冬日的阳光。而这座城市，每天晚上，有多少男人削尖脑袋也在盘算怎样达到我这样高度的幸福哪！好像自从雪儿抛弃了我，现实生活中我就更加难以把性孤立出来单独处理。每天晚上一个人钻进被子里，我是那样苦心孤诣的幻想着一女人，而当这个女人夹带着我暗地里所幻想的化身大大方方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像犯了大错的太监一样里里外外一齐软弱下来。难道在北京读了几天书让我高贵得到了走路都怕踩死蚂蚊的地步？这一切都只是一种假象。它们和某一瞬间突然闪过我脑海的图像无关。我无数次臆想过的乳房直挺挺地摆在我的面前，我自己几乎能看见自己从狂噪转到焦虑再虚弱的泪流满面。我以为这将会导致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结果，可是我已经无力阻止它不往这个方向滑。中午起床我尴尬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乳罩给她时，那种曾经在雪儿身上单纯地燃烧的欲望狂然间回到我的身上。我牢牢地抓住它，仿佛它是被重新找回的宝贝。当时我试着化解艾欣拆穿我昨天晚上的把戏之后所衍生的芥蒂，但艾欣反而气咻咻地推开我，去去去，谁要你勉强。我不好意思再坚持，我暗自叽咕，真是福不双至，看来我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开门让服务员进来收拾碗筷，我站在沙发边给Mark杜打电话，移动公司说他欠费停机。我对着穿衣镜漫不经心地整理毛线衣，随口问菜馆的小工：
“外边还在下雪吧？”
“叔叔，像筛糠一样，满天都在下呢。”
“没那么夸张吧，我看你的头顶上什么都没有。”
“屋里暖和，化了。刚才在电梯里，阿姨还劝我戴顶帽子…呀，差点给忘了。阿姨要你去一趟电梯呢。”女工吐了吐舌头。
“剩这么多菜，倒掉真可惜。”在过道里等电梯，女工说。
我含糊不清的应着。看来得买个微波炉什么的。母亲来信最为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只会用方便面和蛋炒饭招待自己。你是在长身体的人。每次读完她写的信，我记得最为清楚的就是这句话。
电梯在我迟疑的刹那一分为二地打开，女工走进电梯，我站在外面问。“阿姨你找我？”
“进来进来。”她一手按住按钮，一只手向我招呼。我闪身钻进电梯。听她说完原委我暗暗责怪她多事。电梯送我上来的时候她反而显得自己还满有理。
先前到八楼去玩牌的两个女孩大约是没有遇着牌友，便问阿姨这幢楼里还有没有闲人，她回答说有一个天天睡大觉的大学生。但是人家从不沾赌，人家在写小说。那女孩便打听我住在某楼某号，说要来向我借小说看。她一时漏嘴告诉她们。碰巧女工上楼来收拾餐俱，她便请女工通知我去嘱咐我要我自个儿防着，出门在外，能不交际的最好不要交际。
我无聊地依在沙发上，不说还真想听到那两个女孩的敲门声。可惜直到天黑我上床之前，没人敲我的门，也没人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的喧嚣宛若一去不复返的飘雪，更多时候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回忆。而我这种对于旧时光阴的倦怠，像万千朵雪花中的一片，为的是消逝以前，得到一次短短的小憩。但是，我还是被这种看得见的甜蜜浓浓地攫住。我相信经过无数次的退潮，大海便可以见底。于是我打开电脑，给母亲打印一封前言不搭后语的信。
星期天下午接到Mark杜的电话，算起来一个多礼拜就这样过去了。我答应他晚上正好没事，正想找个地方坐坐，但不是星巴克。在北京我最讨厌的就是两个地方，一是快餐店，另一个就是星巴克。酒吧被奸商克隆得像一群同性恋，这大约是资本原则上所要求的利润最大化所驱使。给面包涂上淡红色，让自然光无限度分解，所有的食品都经过保鲜处理，同样的音乐，同样的短裙，乃至每次撤走面前的空杯都是同一种姿式。每当看到它们一律讨乖买巧的店面风格，耳边传来她们整齐规范的欢迎光临先生慢走，我常常会产生一些猥亵的联想。比如，一个靠回头客生存的妓女。
“那你推荐一个地方。”Mark杜在电话中说，“不可能再去湖心岛吧？”
“哎，你问安不就得了？北京几千个吃喝玩乐的地方还找不出一家清秀的？就算是穷人开的酒吧都可以。”
“昨夜你开玩笑。穷人在北京开得起酒吧？”
“都有哪些人，你姐姐去吗？”
“这几天她没和我联系。还以为你们打得火热呢，你这色狼。”
“那就是说只有我和你们一家两口了？”
“什么一家两口！若地的两个哥们和我。上次你见过。昨天，安的父亲从东北来，安像小鸡一样给抓了回去。老家伙不问青红皂白，险些儿对我动粗，人都气得死——那么我们蹦的去。”
“我无所谓。”
最后我们约定六点钟在滚石对边的小餐馆见面。大家先在那儿把啤酒喝饱。
北京到冬天，时间过得真快。仿佛除了自己一切都在飞也似的逃走。我打过艾欣的几次电话，她的电话都关着。母亲给我寄了一张贺卡，她好像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只写了十几个字，这在往常根本不大可能。大约母亲提前到了更年期吧。我坐在沙发上悲哀地想。往家中打电话，没有人接，我原来住的房间装有分机电话，它空空荡荡的跟着闹，听上去让人心酸。我离开家的第二个月，母亲把佣人辞了，三居室的家该是怎么样冷清呀！母亲不在家，家里就只有原来饲养的那两只乌龟了。放下电话，我长吁短叹，无端觉得生活真的没多大意思。过去所作的种种打算突然间也变得没有意义。从鞋柜里翻出半年多没有穿的大头皮鞋，刚刚给它抹上油，门铃响了。我听到两个女人咯咯咯的笑声。
说来有趣，送艾欣走的当天晚上，我老早上床了，她们俩真的来敲我的门，我穿着睡衣爬起来，她们刚刚到沙发上落座，就笑着指责我这种待客方式不怀好意，说话口无遮拦，像不更事的小姑娘。等我红着脸进卧室披挂整齐出来，那个牙齿白白的姑娘嘻嘻哈哈地说她们不过是一句玩笑话，我就这么认真，怎么北京到处都是靠得住的男人？我干笑着问她们想喝点什么，那个牙齿白得不可思议的姑娘抢着说：“只要不是蒙汗药，什么都无所谓。”另一个女孩各方面都要成熟得多，身材也是我喜欢的那一类，该小的地方小，该宽的地方宽。我征求她的意见，她说她什么也不想喝，只要我把我的裤子拉链拉上就阿弥陀佛。她这么一说，唬得我慌忙低头去照顾我的裤子。她们越发开心大笑。我给她们每人冲了一杯果珍，顺势坐到捉弄我的女人身边。问她。
“贵姓？”
“姓李。”
“哎哟，五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
“五百年前不是。现在是。”白牙齿的姑娘插话。她们又忍不住放声大笑。我也只好随声附和。待她跳到旁边沙发上坐下，架起二郎腿。这时我才注意到她顶多二十来岁。岁月特别宠爱她，还没有在她的脸上刻下半条痕迹。弯弯曲曲的头发竭力想装出饱经风霜的样子，可那清澈的眼睛流动间轻而易举捣碎了与她装腔作势的苍凉。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们的身份，如果不是她们这种不拘小节的说话方式，在火车上，在书店，或是在某块公交车的路牌下遇到她，我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心旌飘摇。
“你贵姓？”我问她。
“我姓猫。”她的陕北口音很重。
“姓猫？姓毛吧！”我说。
“你又说对了。”她转过脸对我身边的女人说，“哎，唯姐你说，北京人为什么都这么聪明，每次我说话走点音他们都能够纠正。”她转过头对我说，“是天下没有姓猫的吧。”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干笑道。
那个她叫唯姐的是黑龙江人。她是米脂人。出生不久就碰到改革开放。高中毕业拎着化妆包就上路了。第一次到北京找到一份在网吧端茶递水的工作，每个月老板都要押扣工资，三个月不到母亲生病她就打道回府。这是第二次来北京。至于说好久回米脂去，那她可说不准了。她说刚刚安埋完母亲不到半个月，三亲六戚还没回过神，父亲奇迹般把一个宝鸡女人引进家门。那时外婆还住在她家。她送外婆回家的路上，两个人都十分难堪。现在包养他的男人是一家文化公司的经理，对她很好。她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就和男朋友翻来覆去上过床，不是处女，她并不觉得亏。她能从每月的零花钱上推测出男人公司的经营销况。男人什么都好，年龄的偏差也不太大，走在一起没几个人会怀疑他们之间不干不净，就是他的狐臭厉害，冬天还将就过得去，夏天哪，那可真是要她的命。这是她对那个男人最为不满的地方。说到这儿，她把烟灰缸拿到左手，皱着眉灭掉手中的烟。叫唯姐的可不像她这般竹筒里倒豆子，话题转到她的身上，她马上变得矜持。连那笑容也和电视访谈节目上的笑脸一个样，什么地方该露牙，什么时候该突出几条印证见多识广的鱼尾纹，她拿捏得很准。她显然读过市井上那几本由身体独立完成的小说。因为她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只要是她们的作品，几乎都有一段对自身器官功利的玩弄。她看不惯她们那种想当然的描写。按她个人的理解，未发生前的生活才值得书写。她的这种对先验的否认，使得我也怀疑起多年以前鲁迅先生对娜拉的那个著名论断。那天晚上她们借了我的几本小说和半瓶果珍走后，我想起了一个不好意思开口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怀孕是神圣的，而梦遗却不是。我曾经把那天晚上谈话的内容整理给一位约稿的编辑，前部分她一字不改照发，后边的问题她给砍掉。后来我在电梯间碰到米脂姑娘，主动和她搭话，她冷冰冰的像一个良家妇女。我暗想，避孕药都不知吃过好几十种了，还装得真像。听说有些演员对导演漫天要价，使得投资商收回成本总是遥遥无期，女人身价提高了，演艺事业却也被限制了。有朝一日我说得上话，一定不以她们的方式挑选演员。所有的女人实际上都被媒体误导了。比天空广阔的，不是人心而是男人。轻与重，正与偏，其实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位诗人说过，水平衡着地球，女人平衡着人类。他说得过于夸大。女人只需要平衡男人就够了。具体到我的邻居身上，我不免想，每个女人在爱情的汪洋大海里畅游的时候，她们都会为自己绝版的情人而沾沾自喜。不是向记者散发度蜜月的消息，就是把小孩的满月照片挂在互联网上。仿佛没有他们做秀，新世纪就不会到来，剧院里就找不到写实剧本上演。某一天在男人的衬衫上发现陌生的口红，厅长的太太，科长的夫人，歌星的至爱，同仇敌忾，站到同一板块，对那些暗地里下手侮辱了她们爱情的二奶，或告官，或跳楼，或灭口，一时间千妇所指，大有那种全世界被二奶侵略的女士们，联合起来的架势。媒体跟着起哄：男人第一次娶的是美，第二次娶的是善，到了第三次，毫无疑问那是恶了。然而婚姻这艘航母并没有因为哪位先生有外遇哪家太太出墙这些琐事而软着陆。谁诱发了特洛伊战争，谁引爆了王室血案？冲冠一怒，兵临城下，伏尸百万的事实踹开学者们的大历史观不讲，女人是至关重要的枢纽。满街行走的娼妇和二奶大面积的存在，是人性某种低级的自发状态。她们在社会生活中付出的惨重代价，那完全不是四平八稳躺在席梦思上打发岁月的第一夫人所能设想得到的。上百万的北漂族中，我没有发现还有谁的焦虑大于她们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一听到欢快的门铃声，种种忧郁烟消云散，我丢开皮鞋大踏步走过门厅去开门。如果她们愿意，我决定邀请她们一齐去迪厅。
Mark杜本来不是他的名字。在他所能够达到的正规记录里无一不白底黑字记录着他叫杜马克。这种正常的误读不外乎是全球化浪潮所到之处泯灭一切的具体表现。习惯这种个西化的叫法以后，他在大多数的场合都说，全球化是最简单不过的东西，不管农民还是知识分子，穷鬼还是阔佬，中国人只需要把名和姓的位置倒过来就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暗地里，他对自己的画风却越趋保守和谨慎。当他听说艾欣在赵无极的图画里读到“山水田园”之类的怪事，他不念手足之情，对艾欣奉行的现代派喊冤叫屈。他偏激地认为，一沾到所谓的主题，现代就不再是现代。据说好几次弄得早已改行的艾欣下不了台。两个女孩跟着我钻出出租车，老远就看见他拍着手喀喀喀乱叫。
“若地他们在餐厅里边，我出来接你们。”我们刚走上台阶，他笑眯眯讨好。没有给他作任何介绍，我径直掀开门帘往餐馆里走。他这人的德性就是这样，只要有女同胞在场，为了指甲壳大小的便宜，他也不惜左腾右挪，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
若地脖子上少了那块长长的围巾，坐在两个头发同样乱糟糟的朋友中间，不是那件大号的花毛衣我还真没把他认出。服务员搬来了几张凳子，大家都坐下之后，我说。
“大家都听好了，我来介绍。”我握着毛丽的手说，“你们当中谁是陕北人？”没人做声，我又问，“那谁离陕北最近？”
若地扭头前看后看。他说，“依你这样说，那只有我离陕北最近。”
我拉着毛丽和我一同站起。“若地，这是毛丽。米脂人。我的邻居。”我把他们两人的手放在一块。“毛丽，若地是诗人。假若你要认识他的若，地久天长的地。”不待我把话说完，毛丽张口就说，“但是我没有读过他的诗。”一点社交礼节她都不懂。我不知道当初米脂婆娘名满天下靠的是什么法宝。
“大多数诗人都走在时代前沿。他们和普通老百姓当然有一段距离。”艾欣说过若地在这方面最为敏感。我怕他往别处想，急忙打断毛丽说，“身边的大美人是我的家门，叫李唯，唯物主义的唯，念第二声。还有就是Mark杜，安的男朋友。安今天没有来。李唯和她一样，都是东北那边的人。其它两位是经营房产的朋友，我记不准名字了，你们自己向两位小姐介绍吧。”
Mark杜开始闷声闷气点菜。我看得出他很不高兴我的介绍方式。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想护着他，把他当成我亲亲的兄弟那样的护着他，哪怕他因此而记恨我。毛丽她们跨进我家门，听说我约有朋友去滚石玩，马上就折回去梳妆打扮。她们说刚好今天两家的老公都不在北京。在来滚石的车上，毛丽还几次问在我的朋友中找个人玩玩行得通不。别的我不管，先把Mark杜凉到半边再谈，女孩子反泡他，哪是北京城最容易的事。
酒过三巡，我提议若地坐到我的身边，有重要的问题想和他商谈，若地自然兴奋得红光满面，毛丽她们也显得高兴。Mark杜抬着酒杯坐到若地的位置上，他恶狠狠地扫了我一眼。我之所以这样别有用心地安排，一是怕Mark杜节外生枝，二是对若地，我有一种类似对不起他的感情。不管他是出于哪一种心态追求艾欣，按规矩也应该讲究个先来后到，就算艾欣是把我当作是她不伤和气地拒绝若地的道具。北京多的是爱情，少的是诗人。尤其是下午Mark杜在电话中谈妥我请客之后他说若地总是把稿费的多半花给他认识的几个灰色女性。其他的人怎样解决性生活，我不管，但是对于若地，我真的愿意假借毛丽她们之手制造多少包含点浪漫的外遇。我没有尝试过，可我想像得出一个背井离乡的男人，大冬天揣着稿费去嫖妓的滋味。我能体会那种好梦醒来内裤精液斑斑的忧愁，我懂得每次聚会别人成双成对自己形单形只的苦处。诗人不稀罕均分财富他们有富可敌国的精神家园可以支撑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一个拉了十几年二胡的人会因为和所谓人格有关的几句话说放弃就放弃？但是，从古到今，宽宏大量的社会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以性的方式伤害诗人。若地坐到两个姑娘的身边，我像大功告成的红娘那样和他干了整整一个满杯。这是一个连狗都晓得借力使力的时代，若地提出再干一杯，我打个酒嗝，突然间竟会这样怪怪的想。
“我敬诗人一杯。待会儿写首诗给我看看。”毛丽举着酒杯说，两个人说话，她的声音还是照样大得刺耳。
“你当写诗是，你当写诗是睡觉，想睡就睡？”Mark杜隔着桌子插话。我想他本要说的是一句更为粗俗的话，看着大家都在注意他，临了才改的口。
“三流诗人写三流诗本来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今天中午吃快餐，我这里有一首现成的。”若地说着，往他的裤包里掏。
我听说世界上不会拒绝女人的两种人中有一种就是诗人。
几杯啤酒下肚，我被撑饱了。正好想找机会歇歇，若地还没有打开皱巴巴的信纸，我就喘着气说，“若地念吧，若地念吧。”
李唯也在旁边咋呼：“领班，音乐小声一些。”
诗歌整齐地在浓妆艳抹的两个女人之间飘出，我感觉到怪怪的，不停地用左手的小拇指掏耳朵。
速食店女工打着进口的哈欠
她奇怪没和谁恋爱月经一直不来
前几天同事由于肥胖而诉诸法庭
她证伪了那个进化得匪夷所思的北京人
经理奖励她不菲的现金签发了严正声明
薯条的硬度经过无数次临床最贵族的胃都没有不良反应
速食店总结出并不是乱世才会有刁民
每到黄昏身子轻飘飘的像炸鸡腿而她懂得鸡腿炸酥之后叫做文明
全球化的意义在于重新定位母语或者赚的是人民币而用美元支薪
别人丢弃的垃圾被注释成新的国际惯例
不需要在栖息与面包之间寻觅
女工也嗅得到圣保罗的气息更别说那几句明尼苏达州口语
三年攀登经理成功上嫁八十岁的盎格鲁撒克逊后裔
一方面婚姻没有国界最重要的是人家娶得起
生育是普遍的
如果你的浴缸大得可以让两个人游泳
如果你能掐断作为纯种爱情的蛛丝马迹
现象发现了诗人，同时也埋葬了诗人。若地也不例外。正如他相信世界由原子组成却奇怪原子没有重量一样。一个城市对人口的限制和对资本的妥协造成了他对各类社会现象的短视。我本人也反感这种资本的集中表现方式只是我没有针对资本本身。我曾经在晚上徒步走过北京最长的一条街，粗略地做过一些速食店方面的统计。我除了躺在鸭绒被里自责自己思想狭隘之外，再没有深入地了解。若地舞风弄月之外对这类现象进行诗歌方式的思考，赞赏之余，我也看到了软卧在他前方的灰色板块。当我排队更换过期暂住证的时候，我考虑得最多的是法律的意义而不是它的尺度问题。一个诗人如果不接受事实，哪怕是反人性反道德反社会的事实，那他肯定会滥用他的诗歌权利。
接受保安人员验票之后走进滚石歌厅，在节奏急促的拍打下。我暂时忘记了这些不愉快的联想。Mark杜显得闷闷不乐。他歪在暗红色的沙发上抱着他的啤酒肚。
“怎么了Mark杜，如果是有什么做得过份的地方我愿意道歉并按照你的意思改正过来。”
“我明白你的用意。”他小声说，“我只是突然间想到安。我和安是在这张沙发上认识的。”
“我好像听安说过。她说那时她在这儿领舞。”
越过攒动的人头我看见一个穿吊带裙的舞女夸张地扭曲着自己的身体。反戴着鸭舌帽子的DJ师不时磨擦出刺耳的乐声。时而像三月滚过头顶的春雷，时而又像一千只耗子同时咬啮铁丝。他的帽子每一次从舞女的胯下露出一个尾巴，台下都会爆发出不经过大脑的尖叫。DJ据说是会上瘾的职业。我想在他们对声音神经质的敏感以外，也不排除小小的舞台上舞女猥亵的身体对他们的没有止境的诱惑。他们通常是迪厅的灵魂人物。一些严肃的句子经过他们的黄色加工会在一个城市乃至全国迅速流行起来。我的一个朋友曾自费考察过一句黄段子的来源，半年过后他彻底放弃。他的结论是民间的力量强大得无边无际。话语是渐变的，任何个体去作关于黄色笑话的考证都只会费力不讨好。我刚要指这个滑稽的场面给Mark杜看，舞女正好跳进舞池，像一滴水掉进沸腾的开水锅里，我眼睛都没有来得及眨她就被人群淹没了。数不清的手臂，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淹没了她；纷乱的长发淹没了她；无限度放大的呻呤，被肢解的灯光淹没了她；冷不防弥漫四周的烟幕，从身体最隐秘处爆发出来的狂欢淹没了她；半睁半闭的眼睛，零距离的乳头淹没了她。我想像过人间最为万恶的比喻，可是都无法比拟这种现场的消失。若地会这样消失，李唯会这样消失，我会这样消失。那些在来滚石路上的朋友也会这样消失。当有如万马奔腾的鼓声再一次穿过我的身体，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把脑袋交给脑袋，手交给手，脚交给脚，我狂跳起来。方头皮鞋踩得地板噼啪直响。所有的人都是透明的，像被三万伏电流击中的一瞬，身体来不及弯曲就弹跳起来。每一根萤火棒都化作一柄光芝四射的剑，每一秒钟身体都被连根拔起。我看见母亲挂在洗衣间那件红色的内衣，我听见母亲在睡梦中一声接着一声的呻呤，在那漫长的夏夜，母亲早早哄我上床，而我的手一旦离开她的乳头都会把我惊醒，好像身边躺着的是一具烧焦的尸体。这是我背负得最深最深的恐惧，我从来没有对谁说过。每次和雪儿约会，我总要竭力想办法带着她绕过半条街到后山的坟地。
排山倒海的鼓声嘎然而止。我睁开眼睛，身体仍在剧烈晃动。若地毛丽他们坐在沙发上笑嘻嘻的看着我，舞厅准备表演节目，工作人员往台子上搬席梦思床垫。
“Mark杜呢？”坐到沙发上我气喘吁吁地问。
“可能在洗手间吧。”中介公司的经理说。
他们几个已经混得很熟，若地的手自然地搭在李唯的腰上。看来我的眼光不对，我本来以为他应该看上毛丽。我想起那句老话，在自然界，我们不可能见到公猫钟情于母狗，但是人类社会这样现象屡见不鲜。人单纯起来，除了性本身，什么也不是。服务员送一打生啤到桌子上，她找零钱给李唯，李唯看了看把托盘推开了。在电脑城做事的朋友姓姚，听说和老板娘的关系特殊，小日子过得惬意。他仅穿一件贴身的T恤，结实的身体随着他强烈的抽搐而散发着一种渴望亲近的欲望。好几绺没有归位的长发门帘一样挂在脸上。那双冷冰冰的眼睛仿佛是长在几米以外的柱子上。我和他算是第二次见面了。说过的话没超过三句，彼此之间好像都没啥好感。他是那种轻的男人，就算他坐在你身旁，也会觉得他仿佛没有在场。这是他留给我的印象。他这种旁若无人的状态，让人感觉他仿佛是在一个危机回伏的牛兽场进行一种艰苦卓绝的对抗。我饶有趣味地盯着他看。
“姚世鹏跳舞只有一个动作。”看见大家盯着他永远停不下来的朋友，中介公司的经理嗬嗬嗬笑着，他把酒瓶子举得高高的，腻乎乎的嗓子好像一直粘在声带上。
有时我暗自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上不了台面的肢体语言。多数情况下它是隐身的，我们自己常常也难以进入。当他们夸张地摇摆着腰身卷进舞池，沙发上只剩下蚊丝不动的我和空洞地抽搐的姚世鹏。那种模糊印象越来越强烈。我永远活在六岁，活在母亲无法克制的呻吟中，活在那间挂着遗像的卧室里。我离开了坟地，离开了阳台，嘴角上已经冒出浓密的胡须，然而我所度过的光阴，所经历的人和事，认得真来，只是像从母亲身体的左边翻到右边一样。
Mark杜回来了拍了拍他的腿，姚世鹏才停止这种奇怪的抽搐。他摇摇头，双手一上一下梳理头发。起身走到过道上就那么冷冰冰站着。
“去什么地方这么半天？”
“胃不太舒服。前天吃了馅生的水饺。”
“若地搞上了李唯。”
“只要是母的他和谁都可以搞上。”
“人是好人——”
“谁个不是好人？我看你像个农民伯伯，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都不像你。”
“你是说那个躺在女人身边手淫的男人？”我嘻皮笑脸地说。“怪不得在卫生间呆那么久。”
“嘴上积点德行不？”说着，Mark杜神秘地转过话题。你从哪儿弄来这两个风骚娘们，别告诉我是网上下载的吧？”
“你才真的要积点口德。喝人家的啤酒还有脸东说西说。”
“一看就知道是江湖中人。李唯的肌肉走向不错。她愿做模特吗？”
“人家是有钱人。”
“他妈的年纪轻轻的就是有钱人。北京这城市疯了。”
“你没听说过中国真正的富婆都在北京？”
“这城市疯了。这城市真的疯了。”他咕隆隆灌了两口啤酒。
“你不去跳舞？”
“没听说哪个找了跳舞的女人之后还想跳舞。”
“那你提议来蹦的。”
“若地要啊，他说这地方不讲究身份。”
“安的爸爸抓她回去干什么？”
“老家伙听说安在北京不是在什么文艺团，而在夜总会跳舞，老两口气得半死。这种思想鬼晓得当初东北人怎么打败小日本。”
“父母有父母的看法。再说安找份正正规规的工作也不是不可以。你姐姐也说——安这种人哪，一言难尽。”
“什么一言难尽不难尽，安只会跳舞。你从小被训练的是思想。别人被训练的是身体。”
晚上回到我的公寓，Mark杜仍然兴趣盎然。
“你不让若地过来睡他还真的有点生气了。”
“不是我不让，你看我这儿三个男人怎么个睡法？做好人坏人都是你。Mark杜提起这个话题，我多少有些生气。
三点钟我们离开滚石。若地喝得东倒西歪。李唯直接是每一个毛孔都醉了。她的围巾掉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可是看到公寓附近熟悉的街道，她清醒得像只母猫。她让司机靠边停车，她和毛丽两个下车让我们先回去。我猜想她是怕守电梯的女工疑心。可是我们到电梯房的时候电梯间没有谁值班。若地被收中介费为生的同乡挟上另外一车辆，他不停地又叫又闹，非得要到我的公寓来不可，最后还是毛丽过去撒了两次娇，他才在千叮万嘱中分了手。Mark杜坐到副驾驶室，他一路上和司机说个不停。李唯像一堆棉絮那样堆在我面前。我一边让司机开足空调。一边打趣毛丽说，她应该让若地和我们一起过来，反正她的屋子里没有其它人。她对我直言不讳，她说改天李唯可以到若地哪儿去，若地过来不行。香港老头的鼻子比狗还要灵敏，陌生人进她的房间他准能嗅得出。
“你睡沙发Mark杜，”我抱出毯子。“这两天公寓停水，冲不了澡，只好将就了。”
“你的床那么宽睡十个人都没问题。两个人睡你怕什么？我还怕你骚扰我呢。放点音乐吧，没音乐我睡不着。说来真让人怀念，小时候在百里杜鹃，每天早上姐姐都是用音乐叫我起床。那时候我们家有两部录音机。”
我抱着毯子回到卧室，又折回身往机子里装了一张碟子。把音量调到若有若无的程度。Mark杜躺在我往常睡的位置上。我揭开鸭绒被，让他睡到里边盖毛毯。
“你放的是什么音乐？怪声怪气。”他带着厚重的鼻音。
“蓝调。你不会不知道托尼布莱克斯顿吧。”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这一伙，都是狗屁。你去换另外一张。抒情一点的。我看你有克莱伯顿的碟子。”他隔着被子推我。
“你喜欢克莱拍顿，他是唱哪一首歌出名？”
“那与我有什么相干？我认为过去的都是可怜的。克莱拍顿恰恰是过去——他的孩子死得很惨。”
“我懒得动。我想睡觉了。你打呼噜吗？”
“不打。”
“你第一次认识安就上床吧？”
“昨夜，是你自己老了还是喝大了！你让我想想，那天是周末，我认识安的那天是星期五。新的劳动法颁布之后周末从星期五开始。”
“废话。”
“我那段时间对运动的人体着迷。我不想哪一幅画都画得干净。你发一次低烧，完全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农场主的土豆收成。万事万物之间暗藏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具体表现到绘画上，物体间没有确定的界限。一个姑娘的嘴唇你敢说和故宫城墙上的一块砖没有联系。你在听吗？我是说那天晚上我在滚石的一个角落里一口气画了十二张速写。我很累。好多人住在昌平。他们画的东西都是死的。即使一万双眼睛盯住它它也不会动。比石头还石头。他们不可能像我一样把音乐画出来。我被卷到舞池中央。地球是圆的，好主意。可是没有谁会从边缘上掉下去。我轻盈得像在天堂漫步，所有的音乐都为我送行。我的作品燃烧出蓝色火焰，那种蓝，是那种让人屏住呼吸的蓝。我看见百里杜鹃所有的稻草堆都在燃烧。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打我生殖器的主意。我轻轻抚摸它，一个声音对我呐喊，打开！把身体打开！打开身体！打开！它是我的命根。不靠它，哪来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的机会？从我懂事起就不敢忽视它的重要意义。我身上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是多余的，如果它不存在的话。可是这时候有人扇我的耳光，有人在背后踢我。睁开眼睛，我看见台上的舞女风一样跳到我的身边，她拦住四周汹汹的人群，拉上我裤子的拉链，拖着我回到我原先的座位上。好一会我终于清醒过来，羞愧得无地自容。”
“你是说你在舞池中间手淫？”
“我承认那是我不小心，但是安说——”
“知道了。”
我的心又被那种无可名状的感觉抓住，一会儿什么都真，一会儿什么都假。
“后来艾欣听说这件事，哄我到积水潭医院让她的朋友观察。他们给我戴上一些稀奇古怪的器具，最后测出的结论是我一时大意。”
“在医生的眼里全世界都是病人。”
“那是我第一次手淫。”
“但那天我在筒子楼看到你干得不错，安在你身边像一只燃烧的火鸟。你当时还在想那该死的稻草堆？”
“你当我神经真有问题？我只是想看看人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人是精子变成的不是么？
“我的画一幅都卖不出去。安开始出去揽活。她们的领导发明一种舞蹈，跳着跳着要求她们撕破罩在身上的背心。那种背心很薄很白。每次安去演出前我都要给那件背心的领口剪一个口子，口子剪得不能大也不能小，大了要被台下的观众发现，小了安会撕不开，同台的姐妹都刷刷刷撕开了，她撕不开多难堪？后来我仔细研究那种背心的纹理，终于找出了一种最为稳妥的方法……”
第二天我被电话吵醒的时候，已经快要到中午一点钟。Mark杜哈欠连天地问。
“谁的电话？铃声这么难听。”
“你姐姐在戏剧学院，她要我过去。”我坐在床头，一时还没有从睡眠中恢复。
“那你去。可别说我在你这里。我还想睡一会儿。有方便面吗？”
“我不吃方便面，冰箱里有八宝粥。你会用微波炉吗？”
今天的风大得不可思议，仿佛一夜之间整个北京都被搬到了风口上。几个没有清除干净的塑料袋在墙角抽了风似的直打转，公寓大门的保卫围着头巾缩在军大衣里，他的脸庞冻得通红。小伙子见了我，大声说着什么，来不及听清就被风吹走。我初初搬到这家公寓来的早上，是他给我做的登记。他用北京人特有的那种连贯口气对我说，上小学四年级他去过黄果树瀑布。回来写了篇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散文。他从一泻千里的大瀑布畅想到黄果丰收的大好前景。老师把它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当我告诉他黄果树没有黄果，他睁大吃面食长大的眼睛一个劲地说不可能。每次我回家，他总要客气地邀请我到值班室去喝杯开水。他中学毕业接父亲的班进工厂，可是后来工厂搬迁，留下他做这个小区的保安员。虽说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知道外地人对北京的意义。他一五一十地向我举例，外地人占据了北京就业市场的最高端和最低端。每一座立交桥的兴起，做体力活的都是外地人，把持着各种高新技术的公司老总，基本上也是外地人。大多数北京人都和他一样从事着服务行业。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类现象，听他这么一说，我发现自己无类可归。我便请教他，他也真神，一句话说得我心惊胆颤。那天晚上艾欣送我回来，他还跟着扶我进电梯。这时候听到他喊，我绕到他的值班室门口。大衣紧紧地裹住我的腿，这股妖风，险些儿让我摔一跤。
“有你的信，还有一张下半年物管费的通知单。”他边说边带着我往值班室里走。“穿得这么少不冷？”
“不冷，穿多了笨脚笨手。”
值班室里燃着慢慢地转着身的石英炉。一个女孩滚圆的脑袋蜷缩在被子似的羽绒服中间。我猜是他的女朋友，一问，果然是真的。我签完字。小伙子抱怨说他们的厂长昨天到小区来参观，他后悔死了，真不明白这么多外地人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把收入的大部分无怨无悔地花在租房上。
“这叫昨夜系数。”
“搞什么名堂啊，你说清楚点。”门卫将登记薄放回抽屉，他咧着大嘴问。自从我取笑他黄果树没有黄果之后，对我的话，他喜欢追根到底。
“恩格尔系数指出：在吃喝上花的钱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生活质量越低。农民常常将收入的一半吃掉。昨夜系数认为：在住房上花的钱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生活质量越高。外地上在北京常常将收入的一半花在住房上。”
“你真会瞎编。”他眼睛一亮。
“你不是说过我是另类？”我也忍不住笑。
坐上公交车，我还在为自己这种不求实际的嫁接感到满足。只是回想到公寓每个月吞掉我家里那么多的钞票，心里忍不住隐隐发狠。我从皮包里取出信。
信是母亲从乡下寄来的，她说，上个星期外婆去世了。她要在外婆家住到下个月中旬才回城里。
北京的天空像一只收了翅膀的鸟，贴着一层玻璃在我面前滑行。冬天的阳光粗鲁地反射进来，每个乘客都能分摊到那么一点。一群陌生人围着我坐在一起。从他们的脸上，仿佛我接到的是一个误传的消息。公交车上没有两个人彼此熟识，我迫切地想告诉外婆去逝的消息给他们听。然而除了我大衣的下摆偶尔碰到邻座手上的晚报，人与人之间，我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联系。在北京公交车上，一个读丰乳广告的男人和我外婆的死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有些家属会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传递一些死亡的信息。我佝偻着腰，斜着眼睛，看别人的晚报，我真希望看到一则匡着黑框的讣告。在我懂事以来，死亡是神圣的事。每次外婆到我们家，她跟母亲提到她们村里谁谁去世了，我都会跟着难过一阵子。城里人淡薄谈论死亡，在农村可就不同了。这个人生前的点点滴滴，会被她们一次次转述。那些死去的人也因此而比好多活着的人更具体。我认识外婆那边的几个人，都是在他们死了一年半载之后。可是现在我的外婆死了，我再也无法进入往年的那些情景。初初到北京的那几天，每天晚上我都要和她高声大气聊上几句，她的耳朵不太好，除了打雷，听什么都费力。她一生有五个女儿，两个住在城里，其余的住在乡下。我和雪儿交往那阵子她在乡下养病，托人带口信给我开春进城来看外甥媳妇。第一次见到雪儿，她笑眯眯的。摸着雪儿的手好话歹话唠叨得连雪儿自己都感到难为情。她回乡下没几天。我被雪儿一脚踹了。今天想起来，心中免不了有些酸酸楚楚，总觉得什么地方对不起她。仿佛是我的远走。她才匆匆离去。想到这，拨通艾欣的电话，我说。
“我外婆去逝了。”
“噢，什么时候？”
“半个月前吧。”
“噢，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
“还在车上。”
“你快点啊。”说着，她挂了电话。
几天前的那场雪的残渣还留在人行道边上，有两个环卫工人正在铲除它。装垃圾的手推车横横地放在人行道上。许多车辆从公交车的面前飞驰而过。我默默地数着交通牌上闪烁的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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