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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是新加坡最热的季节，也是新加坡的旱季。
正在健伟心理上完全认同了现在打工的潦倒生活时，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健伟意外地收到了国立大学软件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信按照健伟填表格时写的地址寄到船厂。说到意外，其实完全因为健伟缺乏信心。当初偶尔从报纸上看到国大招生广告后，他就做了报考准备。他一向没有放弃学习英文，再加上他对电脑的无师自通和发自内心的喜爱，他通过了入学考试并接受了面试。虽然一切顺利，但他自始自终他都没有对此事寄予任何奢望。所以收到信时，很觉意外，更觉惊喜。那整个下午，健伟做事尤其地卖力，精神也十分亢奋，胸中怀着一股使命感，好像某种强大的力量正把他从这些工人堆中拯救出来，而他因为有了希望看这世界也明亮许多。下班后，健伟捧着录取通知书，不愿意和印尼人一起搭班车，独自喜冲冲地从工厂一路走回家。他深吸一口气。生命往往这样，当你向它臣服的时候，它给你希望。
“我要去教会。”晚上，健伟借着那股高兴劲道，上网发了短信给朱平。他想他说要去教会，朱平一定很高兴。果然朱平立刻回道，
“好呀。什么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我打给你。”健伟关了电脑，拨电话给朱平。
“喂，健伟。”他们说了同样的话。健伟喜欢在电话里自报姓名，而朱平喜欢叫打电话来的那个人的名字。电话铃一响，两人同时说同样的话，说完忍不住笑。朱平的笑声很响亮，从话筒里透出来，更添了几分喜气。
“你今天好像很开心。”朱平问。
“对！”
“发奖金了。”朱平问。
“不对。”健伟兴致很好。要朱平继续猜。
“中奖了？”
“不对。”
“加薪了。”
“不对。喂，你这人真俗，好事就跟钱有关系了‘妹’？”健伟学新加坡人说话。
“我不懂。”朱平说。她也模仿新加坡人把“不知道”说成是“不懂”
“哎……"健伟叹气。
“你申请学校了？”朱平忽然想起来似地问。
“嗯。你怎么知道？”
“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关心的就那么几件事情。”
健伟不吭声，朱平追问。健伟好端端的心情让朱平无心地一搅，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是念个书，又算得了什么。
“什么学校，念什么课程？”朱平问。
“国立大学电脑工程系。”健伟假装满不在乎地说。
“哇。新加坡统共只有三所大学。你在此地受教育，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崇洋媚外！”
“新加坡人夜郎自大嘛。别的国家的文凭他们还不认呢。这里国家小，除了开发国民大脑资源外几乎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可以利用。所以很注重教育的。”
“中国的教育也不错呀。清华，北大比不上国大吗？”
“那你干嘛要来新加坡，要上这里的大学，真奇怪。”朱平嘲笑健伟。“中国人就是虚伪，心里想得紧，表面上反装出不屑一顾。”
“你的口气好像是新加坡人。”
“我已经Localized（本地化）了。”
“我还不一定念呢。”健伟反着说。
“为什么？”
“怕也被同化，忘记自己的老本。”
“刚才谁说要去教会了？”他们快要挂电话时，朱平想起通电话的初衷。
“我呀。不过给我点时间。我真怕自己被你同化。”
朱平可能觉得自己又被耍了，在电话那端大叫，“健伟，你怎么能这样！”
健伟只好说，“我会去的。我保证。不过，给我点时间好吗？”
朱平说，“你要记得呀。”
挂了电话，健伟躺在床上想朱平在他面前的优越感。他又想到国大面试时，面试官里有一个中国教授，和他年纪相仿，也是从吉林来的。健伟望着他，同样的人，走不同的路，现在境遇也不同。别人已经是博士，他和他面对面的距离才几步路，可是中间却实在是很长的路程，健伟想不知什么时候他才能追上。“只要往前走，就一定能走到目的地。”他又想起一个不知道谁说的话“生命的火焰被命运的风百般折磨，但它却始终是向上的。”他觉得非常有道理。“我一定会成功的。”健伟不停地对自己说。
离开学还有一个月，健伟忙中偷闲，找到一处离学校更近的房子，搬了过去。他没有和彩莲道别，也觉得没这个必要。他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潜心学习。第三次找房子，健伟立意找一处自己独住的地方。学校离船厂不算远，都在郊区。那里的组屋少，大多是些历史很悠久的平房。因为周围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眺望出去，视野所及处都是空旷的开阔之地。左面尽头有一处丛林。房东说，那是新加坡军队训练基地，要小心，会有子弹射出来。健伟并不相信，可是看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形，暗想自己离都市生活越来越远。“隐退为了更好的出击”健伟对自己说，于是当即把这套偏远的一房一厅的旧屋子租了下来。行李在新加坡生活了一段日子后多出许多，都是些瓶瓶罐罐的日常用品。健伟舍不得丢，全部放进包里，带着搬进新居。他把他的新地址用电子邮件发给朱平。朱平说，她在地图上没找到，原来这个地址是在地图以外的地方。另一方面，健伟更加抓紧时间打工赚钱以准备交学费。正当健伟一切安排妥当，开始准备心情重返校园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那天清晨，健伟照旧站在地铁车站门口，向刚出站的旅客发放传单。因为是周日，来往的人比平日更多。在新加坡日子久了，健伟对那些接受他传单的人，会用英语，马来语或者印度话说声谢谢，并且问声早安。地铁里面的冷气打得足，冲到外面来，让健伟觉得很凉爽。健伟身边有一个卖艺的外国人正在拉小提琴，不少路人向他的琴盒里扔钱。另一边，两个人浑身涂了银色凉粉把自己伪装成塑像，举着快牌子，写着“救救艺术”，也是讨钱的。健伟站在他们中间，认为自己比他们活得实在，发一张传单得五分钱，钱是有保障的。
正在悠扬的小提琴曲里小小地得意着，忽然，他觉得有两个人立在他面前不动。抬头一看，居然是两个印度警察，不禁慌张起来。房东曾经告诉过他，如果遇到警察，就说是帮朋友的忙，没有酬劳的。因为在新加坡拿就业准证的人，不能打第二份工。健伟刚想解释，一位警察指着传单，对健伟说，“你在发什么？”
健伟当时没注意，被警察一提醒，连忙念上面的英文字。平常他分发的都是洗发水，或美容品之类的广告单，但这次传单不是商业广告，而是新加坡反对党的竞选广告。明里是开设如何应付经济危机的讲座课程，实则是抨击现任政府在经济危机时还提高水电费，交通公共交通费用，把经济压力转借到人民身上。他一下慌了，连忙解释自己完全没有过问政治的意思。可是因为英文还不够好，越解释越糊涂。警察没耐心听他把话说完，请他进了警察局。
坐在警察局里录口供。警察问他要不要请律师，他听了有点发慌，打电话给房东，没人接。慌乱中，他从手机的通信录里看到唯一的一个号码。想了想还是拨了过去。电话接通了，幸好朱平在。他问朱平，“我有事请你帮忙，你能马上来吗？”
听得出，朱平很惊讶，健伟稍微解释一下，被朱平不耐烦地打断“怎么搞的，这样不小心。”然后电话就中断了。健伟看到墙角趴着只壁虎，一动不动。他想如果壁虎的头抬起来，朱平就会来帮他。可是看了很久，壁虎一动不动。等的时间不算长，朱平很快赶到，比预料得还要快。她找到健伟，问明了详情，立刻用手机打电话给教会找人帮忙。健伟侧耳聆听朱平的对话，显然很多次对方在手机里拒绝了朱平的请求，朱平也不在乎，继续执着地拨她的电话。
“我的这位朋友是律师，他肯定有办法。”朱平说
也许又是拒绝。朱平有点急了，从提包里拿出通讯录，一页页地翻。通讯录本很厚，看上去朋友很多，可是朋友归朋友，人情如纸薄。如果是健伟，早就放弃了，而朱平仗着那份对世人的信心，不停地拨电话，打得手机都快没电了，最后终于好像对方有了点反应。健伟听到朱平冲着电话说：
“对呀，他没有看清楚传单上的字。他是中国来的化学工程师，帮朋友的忙而已嘛……"
“不会的，我们中国人，干嘛管新加坡政治。”
……
“你给警察局局长打电话？好，好，谢谢你。”
朱平长叹一声，放下手机，对健伟眨眨眼睛“好了，应该没事了。我给他孩子做补习。还算帮忙。”
“谢谢你，朱平……”健伟低着头说。他觉得在国内不管怎样，他也算个堂堂的大学生，现在沦落成民工，为赚这点小钱，进了警察局，真是丢人。朱平拉拉他的手“不要担心。其实很多人在发同样的传单。政府早就注意了。他们只是吓唬一下你们而已，好让你们不被反对党利用。”健伟对朱平尴尬地笑，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他们坐在走廊里等着办保释的手续。就在这时，警察局里又涌进更多中国民工。先只一两个，后来民工越来越多。因为语言不通，都涌在大厅的问讯处，急急地说着各地的方言。警察们把中国民工赶到办公厅外面的空地上，努力让他们排出一支队伍来，只有叫到号的人才能进来录口供。可是一会儿，队伍就乱了，仍然是一团人群，向办公厅涌去。警察局乱哄哄的场面倒让健伟忘记了自己的尴尬。
健伟和朱平细听离他不远的一个警察录口供。每个报案的人说的都大同小异。慢慢地，健伟和朱平听出了来龙去脉。原来那个钱庄老板给的利率比别家高。有些民工试着把钱通过他们汇到中国去，家乡的人还真收到了。于是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纷纷通过这个钱庄往国内汇钱。邻近年末，大家准备回去过年，把多年积蓄都通过这个钱庄汇走，没想到有人发现，钱庄已经三天没有开门，一点音讯也没有。有人慌了，消息又一传十，十传百，个个急得声泪俱下，跑到警察局来讨公道。警察们秉公办事，为他们根据汇单的副本录了口供，但是下文如何，没有一点说法。时间慢慢地流逝着，人越来越多，连警察局的小庭院外也站满了人。
“钱庄是他们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应该赔偿给我们中国人。”
健伟听到他们在院子里喊，声音高昂，语气激动。从玻璃门望出去，那群人衣着破旧，都很瘦，晒得黝黑，脸上个个显出愁苦的表情。一些人自然而然成了众人的领袖，煽动着情绪，众人跟着更加义愤填膺起来。也许他们的表情太过激烈，聚集的人太过众多，警察局的气氛有点紧张。门内门外，多了些看守。那时，已经是下午一二点钟的光景，赤道上的太阳毒毒地晒下来。
等健伟办完保释手续走出来时，院子外的人群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一些人可能中暑，倒在地上，有人连忙用携带的矿泉水给他们喝。看到这个情形，朱平的眉毛皱起来，“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中国人？”她返身走进警察局，用英文向一位办事人员，表达自己的不满，希望当局能安排民工到室内等待。走出来，又向那些自发成为领袖的几个民工解释了新加坡警察局的意思。要他们不要聚集在这里，抽批地来办手续。因为即使他们呆在这里也是与事无补。几名警察要求民工们先回去，民工们听不懂他的话，僵持着。朱平见状，用英文向那些警察解释民工们的迫切心情，希望能让他们进室内等待消息。而警察则要求朱平对民工说他们要到中国大使馆备案后才能来新加坡警察局办手续。朱平问“他们在新加坡工作，不受你们的保护吗？”警察说他们刚刚接到通知，民工得先去中国大使馆备案，并坚持说这是手续。
朱平和警察对话时，民工们可能以为朱平是某个办事人员，一涌而上，都想听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人群还在膨胀，后到的人都被关在警察局院子外面。新来的人仗着那股劲头，高声喊着，“他们新加坡人肯定帮他们新加坡人。”喊到后来，变成了“这是新加坡人的圈套。”更多的警察出来，想把人群赶出院子，从推推搡搡，变成互相推打。
朱平个子小，一会儿功夫就被埋在人堆里。健伟见朱平困在里面，一着急，顾不得许多，不管是新加坡人还是中国人，抓住他们的衣领就往外拔，强烈的汗臭味包围了他。他觉得他从来没有这样地找过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寻找一个人。赤道的太阳烤得世界要烧起来。他看到了朱平，于是尖起头，没头没脸地往那个方向钻，身上的衣服被东拉西扯地撕破了。在赤道阳光下的人群的阴影中，他终于拉到了朱平的手，然后是肩，他把朱平挡在自己前面，用臂膀围出一个空间，把她从人群中强挤出来，退回了警察局的玻璃门后。
“我们解决不了问题的。”健伟对朱平说。朱平睁大了眼睛仿佛不相信似地说，“怎么会这样！”
“我们先走吧，否则会越帮越忙的。”健伟拖着朱平在警察的指点下，从侧门离开了，并且顺便送一个晕倒的民工回家。
健伟扶着民工，朱平在路边拦计程车。远处有几个民工从警察局走来，看到健伟他们，以为他们也刚报案，大声招呼他们：
“先去大使馆。我们去大使馆示威……”
等坐进车内，那民工才哭出来，“我在新加坡辛辛苦苦干了三年，三年的积蓄呀。本来打算回国了，现在走不成了。我要向他们讨回来！”
路上，民工告诉健伟和朱平，他叫王卫新，是浙江人，在新加坡印刷厂工作。他说自己整天在印刷厂里加班，因为想着回国，更加积极地倒班，所以不太适应阳光。健伟听闻，又一阵难过。下车时，健伟抢先付了车资，扶着王卫新回家。朱平跟在他们后面，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一幢已经相当破旧的矮房。房子的一部分被茂盛的树木遮挡住。朱平伸头张望了一下，树木丛生的地方堆了不少已经腐烂的钢铁，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这里住人吗？”朱平问。
“我就住在这里。”王卫新说。
他们推开门，映入眼的是满地的鞋子，拖鞋。这是一个工厂车间改装的房子，依然能闻到机油的气味。朱平去厨房取水，健伟怕她找不到，也跟了出来。后面雨布搭出一个厨房，和院子连接在一起，锅碗瓢盆堆得满地都是。一个长长的木头桌子，配着几张摇摇晃晃瘸了腿的椅子。他们从水壶里倒了水出来，闻到一股臭气，定睛一看，却是几只鸡在箩筐里。
“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吗？”朱平问。
“你比我在新加坡时间长，难道你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王卫新听到他们的谈话，告诉他们，这里住了十几个人，公司提供的住所，反正不化钱，所以大家就住在这里。他说，出来打工全为了钱，现在钱没了，怎么回去。
“包建军，怎么样？”
有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冲着王卫新说话。
“很乱。他们要去大使馆示威。”
“我们也要去了。”房间里忽然冒出许多民工，他们匆匆地穿上大厅里的鞋子纷纷乱乱地走了。
“你不是叫王卫新吗”朱平问。
“我是拿别人的护照出来的。他们要初中毕业生，我小学都没念完呢。”王卫新也不隐瞒。健伟和朱平相对看了一下。
离开王卫新的家，健伟牵着朱平的手，两人默默地走在赤道的烈日下，心情异常地沉重。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愫悄然潜生。健伟感到，他不再象游狼一样地到处乱串，他有一个人要依靠，有一个人要去保护。
这件事情后，健伟好几天没见到房东。等房东回来时，健伟向他质问。房东说，都怪健伟事先没有检查传单的内容。并且说中国人英文太差，做什么事情都让人提心吊胆，健伟捏紧拳头，真想一拳揍上去。
为了感谢朱平，健伟建议请朱平吃饭。朱平答应了。算起来，这还是他们正儿巴经第一次约会呢。健伟下了班，赶回家，洗完澡，换了套干净的衣服。他在路边小店里买了几支玫瑰花，因为有点害羞，所以把花放在自己包里，想等见到朱平时才取出来。
步行到朱平的教会门口，正好看到朱平和一群人出来，有老有少，有说有笑。人群散开，朱平向他们的背影挥手。健伟站在朱平身边。余辉下，两个人一个英俊潇洒，一个巧笑盈盈，在红墙尖顶的教堂前，像一对童话书里的孩子。赤道上的夕阳，时间很短，但异常地明亮，透着金色，教会尖顶上的十字架伸向天空，在金光中散发出灵异的光彩。朱平对健伟说，教会里有很多朋友，聚会，祷告，你有空也来参加吧。健伟向朱平笑笑。他说，如果这是你最大的愿望，我一定会来的。不是为了上帝，是为了你。朱平说，都为。健伟说，不，为了你。朱平想反驳，可笑先从她脸上浮出来。
去乌节路吃重庆火锅。健伟来新加坡很久，都没逛过街。船厂的同事都不是同种族的人，没什么共同语言，而和朱平，十次倒是有九次斗着气，所以从来也没有一起出来散心过。周末逛街的人很多，每家饭店都客满。健伟觉得其实那传单何尝说得不对，新加坡经济虽然滑坡，但乌节路这样的都市中心却依然灯红酒绿。可见，富人依然富有，而穷人可能更穷。朱平和健伟在饭店留了手机号码。等有座位时，饭店会打电话来通知。他们便出来在义安城里逛。义安城有三座楼群连接，好似一个精致的玻璃迷宫。
健伟因为想送朱平一份礼物，所以刻意留心朱平的目光。朱平一路浏览着橱窗，却没有要进去的样子。健伟观察了一下朱平的穿着。她一件短袖T恤，一条九分长的牛仔裤，洗得有些泛白。裤脚有一点喇叭状，露出瘦削的一截脚踝。下面一双无带凉鞋，凉鞋的底有点磨开，脱出一点点皮毛头。像他第一次见到她那样。健伟时时建议走进灯火辉煌的商店里去看看。朱平进去，反而像陪健伟买东西。常常去男装部，有时又去工艺品部。朱平在商场里走得极快，不像逛街，倒像赛跑。最后，健伟只能直接提出，去皮具部看看。他觉得送女孩皮包总是没错的。因为以前晓秋喜欢皮包，所以他对女孩的皮包还颇有研究。健伟觉得有只皮包不错，细细的带子，浅黄色的皮革，小小的样子，上面扣着一只同色的蝴蝶钮扣。如果背在朱平身上，一定很青春朝气。健伟举起包，问朱平喜不喜欢。朱平笑说，自己已经有很多包了。健伟硬是说好看，朱平说“我是劳动妇女，自己赚钱自己花，所以要小心打算。”健伟连忙说，“我送你吧。”没等朱平反应，叫人把它包了，拿给朱平。朱平推迟着，有些尴尬。
健伟去付款，看见彩莲，盛装着。健伟慌忙走开，觉得后面有双眼睛盯着自己的背。新加坡真小，健伟不过认识这两个女人，一出来，却全都遇上了。也是，一到周末，全新加坡人都到这里逛。那么小的国家，除了这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他连忙付了钱，和朱平匆匆离开了。
重庆火锅是道地中国人开的，服务生和厨师从四川直接请来。火锅调料，菜肴极为可口，所以一直宾客如云。朱平和健伟吃得面红耳赤，好不畅快。朱平点的菜都很便宜，为健伟考虑着。健伟硬是叫了两只螃蟹，半斤虾，和一瓶红酒。朱平笑健伟傻，白白化掉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健伟却摆摆手：“我健伟肯定不是小气的人。”
朱平笑，“以后念书还要交学费，在我面前充什么阔气。”
“穷人总也有阔气的时候吧。”
他们高声说话，引来临座的目光。健伟用眼睛指指，小声说，“他们没见过美女，所以老看你。”
“是看你吧。你在这里鹤立鸡群，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女人羡慕着我呢。”她直言不讳地夸奖健伟，让健伟受用极了。
“刚才在义安城还有个女人，直盯着你看，还直盯着我们。一直看我们走远呢。”朱平说。”
“是吗？”健伟想起彩莲，怕朱平生疑，立刻说，“以后再有女人看我，记得提醒我。”
他的话逗得朱平骂，“好一个自恋的人。”
他们聊着天磨到饭店关门时间，服务生早已不耐烦，拿碗在他们附近的桌子上稀里哗啦地搽干，放进面盆，手重脚重地从他们身边把碗碟放回厨房。朱平吐吐舌头，还好是在新加坡，如果是在上海，他们早就直接向我们下驻客令了。健伟说，可是中国人烧的菜味道好呀。虽然服务态度差了些，可是我却觉得就象回到了中国。朱平说，有些人就喜欢别人不拿他当回事情。健伟反问，说你还是说我。两人明白，所以都笑起来。朱平踮起脚，非打他一个头顶。健伟说，矮人真辛苦，欺负人还要费力气。刚说完，又被朱平欺负了一下，只好闭起嘴。
离开饭店，健伟送朱平回家。临到快告别了，健伟方从他的包里取出玫瑰递给朱平。玫瑰花闷了一个晚上，花瓣都有点干了，打焉着。朱平一看倒笑了，接过玫瑰说，“为什么没有早点给我，看，都变成这样了。”
健伟笑，不回答。又习惯性地低头。
朱平说，“你真是一个傻瓜。”一边不停地扶起耷拉下来的花瓣，拎着健伟送她的小包，用脚踢亮电梯按钮，对健伟说，“谢谢，我走了。”
健伟目送她消失，然后步行去回家的公共汽车站。周末的空气中散发出如牛奶似的香味。抬头看看穹苍顶端的月亮，被淡淡的一抹白云半遮着，真是暗香浮动月黄昏。想着朱平，健伟觉得世界真安静。虽然处处都潜伏着不知名的危险，可有一个人在身边，那感觉温暖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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