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  文 / 麦家

一个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人，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与你劈面相逢，或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突然成了你的故交挚友，然后你的人生像火遇到了水，或者像水遇到了火，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都有。

“7”是个奇怪的数字，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黑色肯定不是个美丽的颜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种沉重，一种隐秘，一种冲击，一种气愤，一种独立，一种神秘，一种玄想。

我要说，作为一个特别单位，701的特别性几乎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有些特别你简直想都想不到。比如它一年中有个很特殊的日子，系统内部的人都管它叫“解密日”。

瞎子阿炳的故事就是我的两位乡党之一安院长讲给我听的，这也是我听到的第一个关于701的故事。

事情层层上报，最后上面传达下来一句话：我们不喜欢打仗，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

怀揣着首长恩赐的特别通行证，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善待和礼遇，几乎在任何环节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并被人刮目相看。只有一样东西无视了我，那就是不通人性的运气。

旁边的人见此都围上来，一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安慰他，还有位妇女一边假作抡起巴掌威胁要掴孩子耳光，一边又暗暗示意他快跟阿炳道歉，孩子也不情愿地上前来跟他认错道歉。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让阿炳安静下来。

第二天清早，我又去陆家堰。想到昨天来回一路的折腾，再说今天还要带个瞎子走，这次我专门租了一艘游艇来。

尽管钱院长，还有我们吴局长，对我带回来的人存在着生理缺陷这一点早已有一定心理准备，但当阿炳亲身立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是感到难以接受的失落。

这天晚上，首长亲自带着我们局长等一行人，这行人又带着20部录放机和20个不同的福尔斯电码来到招待所，在会议室摆开架势，准备对阿炳进行专项听力测试。

求胜心切是当时701所有人的心情。

一个星期等于7天。

7天等于148个小时。

减去每天的睡眠时间，还有多少小时？

“滴滴哒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这天凌晨，天刚蒙蒙亮，我带阿炳走进了我们监听局高墙深筑的院中之院。院门的左右两边，挂着两块一大一小的牌子，上面的字分别是：

两人略作商议后，陈科长的手机警地落在频率旋钮上。手指轻巧捻动，频率旋钮随之转动起来，同时沉睡在无线电海洋里的各种电波声、广播声、嚣叫声、歌声、噪音，纷至沓来。

咱们家乡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由于在南京遭到一定抵抗，死了不少人，然后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比如南京大*就是这样的。打到我们家乡时，报复还在继续，所以日本鬼子在我们家乡是要遭天杀的，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尽了。

第二天，我没有带阿炳去机房，而是要了部车，决定带他去散散心。我原想去桑园肯定是最好的，但找了又找没见着，最后去了一个果园。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果园的，因为写成书后，有人知道了，就有可能缩小我们701的地区方位，是南方，还是北方？

1号：“3/7一起时喜欢连发。”

2号：“5/4相连时经常会发错码，要更正。”

阿炳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了701乃至国家安危的燃眉之急，他在短短一个月里所做的，比701全体侦听员捆在一起所做的一切还要多得多，还要好得多。

冬天来了，阿炳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阑尾炎送进了医院。医院在一号山谷里的家属区，从我们这里过去有点路程，但有车也快。在他住院期间，我经常搭车去医院看他。

就像我在陆家堰发现了阿炳并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样，我成功的做媒再次改变了阿炳的生活和命运。老实说，林小芳并不漂亮，待人接物也谈不上贤惠，但她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

阿炳的死让701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悲痛。人们没有愤怒，是因为我欺骗了他们。是的，我欺骗的。我做了什么？我没有及时把录音带交给组织。

是山东人滚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刚回家，林小芳便找到我，见面就“咚”地跪倒在我面前，哭哭啼啼地说了一些我想不到又不敢确信的事。

她是个天使，但并不完美。她是个有问题的天使。她就是701破译局欧洲处第五任处长黄依依。在701，有关黄依依的传闻并不比瞎子阿炳平淡，人们因着自己的好恶和见闻，以不同的感受向我讲述着同一个人的故事和传闻。他们的讲述是那么引人入胜，使我对这位破译局历史上惟一的女处长——黄处长——充满了写作冲动。

书记同志怠慢我的原因，我猜想有二个，一个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个逃兵一样的冲进招待所，脸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透露出一种落魄和慌张，太不像一个“要人”；二个是我在服务台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字：杨小纲。

这怎么行？

绝对不行！

于是，我下楼去要求换房。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毕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宏亮，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书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书记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商界人士。

为什么要作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和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被特务劫持，或者不慎丢失文件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饭，从楼下餐厅上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书记，另一个没见过的。书记同志给我们作过介绍，我知道他就是来应试的，是个数理博士，去年才从苏联回来。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候选人。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霸霸的，好像我是*的残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而她与诺伊曼博士的缘份，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

我想，这也叫可爱？

这叫神经病！十三点！疯子！

走出书记办公室，我想把黄依依也从脑海里甩出去，但似乎不那么容易，她的形象、声音、话语、舞姿等，老是像苍蝇一样，在我眼前飞来舞去。

现在我把密码的基本情况作个简单介绍。密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我说：“这没办法的。事实上，这也是测试的内容之一，就是你必须有一种把国家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不管去干什么都心甘情愿的革命精神。”

三名候选人，其中两人事实上在他们交来答案之时即可解除*闭，只是因为被黄依依缠住，无暇顾及，致使他们不能及时解*。所以，黄依依一走，我即去了两人的房间，并邀请他们共进午餐，算是我对他们耽误的弥补。

书记丧气地说：“你不了解，我是太了解了。”说着，从抽屉里翻出几封信件，我看，发现都是告状信，有匿名的，也有落名的，说的都是一个内容：黄依依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

从书记那里回来，刚进房间，我就听有人敲门。开门看，门口又立着黄依依，她换掉了连衣裙，穿的是一套衬衣裙子，裙子是藏青色的，衬衣是白色的，开口很低，露出胸前一大片白生生的肉，甚至还可以隐隐看到一线*。

先别急着叫我说，先还是来看看这几张照片吧。

她说：“不叫腐化，叫浪漫，难道你从来没有浪漫过吗？”

我找来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成了我的一部分，她将来好，有我的一部分，她将来孬，也有我的一部分。出于我一贯的谨慎，加上对黄依依已有的出格之言行的忧虑，我回单位后，没有在首长面前过分显摆她的神奇性，包括她对破译乌密有的种种有利条件，比如当过冯·伊曼的助手，还在莫斯科呆过等，只是笼统地说她是个数学家，生性开放，甚至有点野性子，应该是比较适宜搞破译工作的。

和老陈见面，是在老陈的办公室里。老陈还有专门的破译室，在办公室的南边。我们先是去办公室，看没人才去了破译室。听到敲门声，老陈出来，看见黄依依，跟见了鬼似的马上关闭了破译室门，带我们去办公室。

夸海口的事，我见得多，一般说来，我不欣赏这套，不就是嘴上说说而已，谁不会？

她冷笑：“什么好处？就是有男人的好处呗。”

我真是个很容易冲动的人，冲动的人往往也是容易轻听轻信的。听着她丢下的话，看着她扬长而去的背影，我心里反倒是有种欣然，想如果这样把她逼一逼，

那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事情，有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跟下面一位处长谈事，黄依依的助手，就是我安排的那位助手，突然冲进办公室，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黄依依心脏病突发，正在医院里，要我赶紧去看看。

我曾先后理智不理智地向她许过三个愿，第一个是关于集训中心王主任的，第二个关于她对象问题的，第三个就是“手板煎鱼”的事。

有人说，对张国庆妻子的处理有些过重，其实，正是因为不能正常地处理张国庆，才这么重地处理她的。她是替丈夫和孩子受过，理所当然，合情合理，没什么可冤屈的。没有冤屈，组织上是不会来给她翻案的，谁想到黄依依不知怎么的要来行这个好。

我们701总的说是个很封闭的单位，正因为封闭，与外界无关，内部有什么事，所以都传得飞快。像张国庆和老王，在701本来就是无人不晓的著名人物，黄依依保救他俩，等于是在新闻上面又制造新闻，转眼就在人嘴里吐进吐出，风靡一时，无人不知。

是破译乌密后的第二年春季的一天下午，黄依依突然来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我要跟张国庆结婚！”

不是死在手术中，是死在手术后。

也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死在厕所里。

人死了不能复活。

但黄依依的死让张国庆和他前妻的婚姻复活了。

老陈已不健在，他是1997年春天去世的，至今已告别我们7个年头。一般的人，在去世这么多年后，肯定已经有缘登上701近年来一年一度的解密名单。

那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街上种满了花，很抒情的。

说真的，我情愿面对的是信，而不是电话。

我没想到的是，思思会把信写得那么长，16开的信纸，总共写了18页，每一页的字都满当当的，长得简直不像一封信。

有一天，天都黑了，父亲还没有回家来吃晚饭，我们几个人到处找，最后终于在红墙那边找到他，他*地坐在大铁门前，身边落满了烟灰和烟蒂。听哨兵说，他已在这里呆了一个下午了，他已交出了证件，知道哨兵不会放他进去，所以就在门口坐着，似乎就这样坐坐、看看也叫他心安似的。他是丢不下红墙！

但第二盘父亲就赢了我。

我记得那是中秋节前后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阳台上看书，客厅里父亲和市里那位五段冠军棋手在下棋，一盘接一盘的，从中午一直杀到下午的很晚时候。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出逻辑的理解，你比方说母亲，她似乎天生是属于父亲的，然而母亲嫁给父亲既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被爱，而仅仅是“革命的需要”。

找不到对手，没有棋下，父亲的生活再度落入无聊的怪圈，危机四伏。我们曾再次想在其他方面，诸如旅游、书法、绘画、气功、太极拳等方面培养父亲一些兴趣，但父亲对这些东西表现出来的冷淡和愚钝，简直令我们泄气。

事情是这样的：有天下午，又有一人来找父亲下棋，连着下了五盘，父亲居然没有一盘赢的。这是父亲沾手围棋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开始我们以为这个人的棋下得很好，没太在意，甚至还庆幸，想父亲这下可以过上一阵子棋瘾了。

第六天

红墙！

红墙！

疗养院的事就这么结束了，满打满算父亲只呆了三天，然后想呆也呆不成了，于是又回到了家里。人是回来了，但我心里还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平平安安地把余生度过去，说幸福已经是想也不敢想了，只要平安，平平安安，我们就满足了。

刚刚我去了屋顶上，对着遥远的西南方向，也是对着我想像中的你父亲——我师傅——的墓地，切切地默哀了足够多的时间。我相信，师傅要是在天有灵，他应该能听到我在山上对他说的那么多送别的话。

在最后三个月的业务培训期间，经常有一些破译专家来给我们授课，主要讲解一些破译方面的常识和经验教训。

你肯定不是你

我肯定不是我

现在我们不妨将它假设为两种密面。

事情是这样的。前两天，总部王局长来我们这里视察工作，他会见了我，并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父亲的我不知道的事，其中就谈到“那件事”。

请记住，这是以后一系列神奇和复杂的事情的开始，前提是我“剽窃”了你父亲的思想。

事情到了机关，到了领导那里，到了上报的材料上面，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二号山谷分东院和西院，走进东院，一看就像个单位，有办公楼、宿舍房、运动场所和人影声响，等等。这里曾是老王的天下，即培训中心。

我的名字叫韦夫。

让我再说一遍，我的名字叫韦夫。

罗杰走了。

林国宾走了。

有一天，妈妈说32号住家的老三也走了。

在部队的情况我想尽量少说，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本身就没什么好说的，另一方面有些可以说的对我来说又很没趣。我是说，我在部队的经历很不尽如人意，遇到了许多令我不高兴、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没有当上军官，而只是当了个特等士兵。

我知道，你们人类是了不起的，起码你们为自己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那些还没做的事，你们相信迟早都会去做；那些尚未知晓的事，你们也相信迟早都会知道。

人在昏迷中是没有时间的。我终于醒来，不知过去了多久，也不知来到哪里。明亮的玻璃窗户和窗户外的几杆树枝让我想起，我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说真的，我的性格和身体决定我生活中不会有什么女人，曾经有一个姑娘对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但我现在连她名字都忘记了。这不是说我薄情寡义，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也只是一种可能。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是常有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比平时少一点。

据说不同的病人具有相对固定的死亡时辰，心脏病人一般都死在早晨，肺病患者多数死在午夜。

当然，宴会是不会参加的，整装完后的我被送上“长江”号潜艇。吕处长对苏的工作深表满意，他一边转前转后地看我，一边肯定地说道：

我的故事和难忘经历正在一点点推进。

韦夫和我乡党老吕的“合作”珠联璧合，完美无缺，极可能名垂千秋。现在，韦夫的天外之音刚刚飘然而去，老吕又不期迎来了另一个合作伙伴，他就是老吕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上线”人物金深水。

我叫金深水。

我从美国来。

我是你母亲的战友。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我重返军统。这似乎是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当时我在警校已爬到训练处长的高座，并且可望再爬，舍此求彼，决非上策。

我和你母亲第一次接头是在保密局的一个周末舞会上。

突然，她装得像刚记起什么来似的，转过身来，同时换了眼神，这样问我：

红楼会议其实没有在一幢红楼里，而是在一辆白底红字的救护车上。我到南京以来还从未参加过什么会议，3天来，我把这个会议的地点、人员琢磨又琢磨（琢磨不出名堂），到时间我几乎迫不及待然而又有点犹豫地向大慧胡同走去：在那里将有人带我赴会。

分析一下保密局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想像，要完成老A或者说代表老A的那个老A交给我的任务——帮你母亲打入保密局的心腹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说：“就在你隔壁的办公室里，秦时光的保密室里。”

我不知在前面有没有提及杨丰懋这个人，这个人我是必须要提起的，还有那个真正的老A，他们都是跟你母亲有着非常关系的人物，也是我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我可以消失在你母亲的记忆中，但他们不会，永远不会。

唉，人老了，记忆也老了，舌头也老了，就连皮肉里的血也老了，干什么都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爽快、利落。你见过老人行走吗？一步一顿，走一步退半步，很烦人是不是？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厌烦，是的，除了不厌其烦他们没有别的能耐。

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系。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在一座别墅的门前。

他出来后很久都没人出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出来，又担心等久了出麻烦，所以我决定让老头和“一把刀”先走，我再等一会儿。

让我歇一歇，让我想一想。我确实老了，刚刚还在嘴边的话，一下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人老了什么东西都跟着老了，包括我记得的事情也老了，老得随时可能消失无踪。

我知道，我们没有哪个人生来就是想做错事的，是的，我们生来谁都不想做错事，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做错事。我们可以一生不做好事，却不可以不做一件错事。

这个月底，保密局一批*在秘密押往重庆途中的前一站丰都码头被营救，著名的有张干林师长、卢学东教授等11人。这当然是我们干的好事，又一件好事！这事把毛人凤气疯了，他吼叫着从一楼冲到四楼，从厕所冲到会议厅，像一条被咬伤的疯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