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柴房里，浑身火辣辣地疼；心里头翻江倒海，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回想人世间，只有我最可怜；别人都有亲骨肉，唯独我没有。我还在娘肚子里就失去了亲爹，刚出生又离开了亲娘进入张家。父亲收养了我，让我生存在人世间。可是他脾气暴躁，自从有了第二个老婆，就不把第一个老婆当人，非打即骂，差点出了人命。他和小老婆葛氏一起逼走了他的结发妻子和亲生女儿，对我的态度也日益恶劣。原来有祖母护着我心疼我，让我对这个家还有几分认同，几分留恋。现在祖母已经撒手人寰，后妈又处心积虑要害死我。我自己也确实不争气：学木匠不行，学铁匠不行，学银匠不行，读书也不行。看来我真是一个多余的人！干脆，让我自行了断，一死了之！
　　柴房里有许多绳子，我找了一根系到梁上，站在高凳上结好绳套。我心一横，用绳套勒紧脖子，脚下一使劲，踢倒了凳子，整个人就悬了空。我一下子喘不过气来，双脚乱蹬，双手抓紧绳子，脖颈疼得要命。突然“砰”的一声，我喉咙一松，整个人摔倒在地，后脑勺重重地碰到地上。
　　原来我命不该绝，绳结松脱，把我摔了下来。
　　我猛然醒悟过来：我不能死！我还有许多人的恩情没有报答！
　　李家生我的母亲把我送给张家是为了让我活命，不是为了让我死掉。祖母那么护着我心疼我，也是希望我能长大成人，顶门立户；我要是小小年纪就死掉，她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养母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迫回到麻石河娘家，正等着我去为她养老送终。蓝家师傅一家人对我那么好，我不能让他们看着我的尸体伤心。在玉皇庙被土匪打死的山里大哥的仇还未报，烧烤麂子肉的香味和一路笑谈的情景栩栩如生历历在目。给我医治跌打损伤救我活命的沙河坎阮氏一家人的大恩大德尚未得到我的回报。先生和父亲打我骂我是恨铁不成钢。况且这次确实是我的错。我戏弄先生冒犯师长犯下忤逆之罪，理应挨骂挨打受到惩罚。后妈要我死，可是我偏不死，我还要活得好好的，活出个样子来给她看一看。但是我这么侮辱先生，大逆不道，这学堂是去不成了。父亲对我失望之极，这家也待不下去了。我必须另找活路才行。
　　我想起两位山里大哥讲过的话：衙门有人好当兵。在私塾读书时我曾经有过一个好朋友，姓严，叫转娃子，比我大好几岁。他十七、八岁才发蒙读书，人很聪明，学习好，乐于助人，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上完私塾就去县衙门当差了。我如果去找他，他肯定能帮我当上兵。
　　主意拿定后，我就大声喊叫，说柴房里有长虫。然后趁着佣人开锁进来查看究竟的当儿，我一溜烟窜出家门，直奔西乡县衙。
　　严家转娃子果然讲义气，让我秘密地和他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对外人就说我是他的表弟。第二天他就打听到上峰很快就要派人来西乡招兵的消息，叫我稍安勿躁，静候佳音，到时候他一定替我想办法。
　　民国五年（1916）十月的一天，县衙门正式张贴布告挂起招募新兵的大旗，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要在西乡招募一个连的新兵。我是第一个报名要求当兵的。招兵委员一量高矮，不够尺寸标准，没有验上，人家不要我。但是我赖着不走，给他们端茶递水打杂帮忙；他们看我殷勤机灵，又是衙门差人的表弟，也就没有赶我走。中午和晚上开饭时，我给他们支桌子拿板凳，舀饭端菜，伺候汤水；等他们吃完了，我再将就着吃点剩饭剩菜。当时报名的人很多，符合当兵条件能够验上的却很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半都没有招够。这时旅部传来命令，要求加招一排十三至十六岁的练习号兵，招兵委员就把我的名字给写上了。我本名开武，为了避免父亲看见新兵公布榜上有我的名字而来找麻烦，就改名为自根，这个名字用了许多年。从此以后，我成为中华民国陕西陆军陈树藩手下的一个小号兵。
　　陈树藩，字伯森，别号陈柏生，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陕西安康王彪店人。民国初年，陈树藩担任陕西镇守使，后来称陕西督军，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一员大将。民国三十八年（1949），由于饥寒交迫，陈树藩病死于杭州寓庐，享年64岁。
　　陈树藩幼年时，跟随清末贡生，也就是他的叔父在家里攻读诗文；他秉性聪明，学习十分用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陕西陆军小学读书。二十四岁被选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所办的陆军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毕业后任清军某标营军械官。
　　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陕西，陕西革命党人井勿幕、井岳秀、张凤翙 、钱鼎、张钫联合洪门帮会首领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等密谋发动西安起义。陕西代理巡抚钱能训、将军文瑞等极度恐慌；为了防止西安新军起义，他们收缴了新军的子弹，同时派出侦骑四处捕捉革命党人，西安城内气氛紧张。由于陈树藩是军械官，西安起义前夕，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约陈树藩密谈，劝其加入革命阵营。陈树藩意识到大清王朝气数已尽，于是加入同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