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清国的遗民，也是中华民国的遗老，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尽管我手不释卷天天读报，努力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希望紧跟形势与时俱进，但是旧思想、旧观念还是不停地往出来冒，被孙辈们讥为老土。例如，我始终认为，男男女女一旦进入婚姻的围城，就应该固守婚姻，誓与围城共存亡。如果围城确实已经崩塌，守之无用，也应该让丈夫托起城门，放妇女儿童先逃。丈夫要确认妇女儿童安全以后，才能自己逃命。换句话说，女人可以离婚改嫁，男人必须从一而终。孩子跟着亲妈改嫁，会增加一个亲爹；孩子跟着亲爸娶来后妈，亲爸立刻变成后爹。君若不信，听我慢慢道来。
　　我的生母李黄氏，是本县南乡黄家湾农民之女。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另外还夭折了三个，我排行老九，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同胞大哥乳名考娃，成年后当了染匠。清朝末年兵荒马乱，烽烟四起，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大哥虽有手艺，却常常没有活干，生活十分艰难。我二哥乳名保成，他媳妇生小孩时因为难产而去世。我二嫂娘家来人大吵大闹，要求赔偿。家中本来贫穷，二哥悲愤焦急，离家出走，不知去向。最后由我生母李黄氏出面，到处求亲告友，借了一笔钱赔偿给我二嫂娘家人，终于平息一场争端。两个亲姐姐小小年纪就嫁了人。大姐嫁到城南蒙家梁，成为蒙李氏；二姐给人家当了童养媳。三哥混娃乃无知顽童，根本无法依靠。从此我李家一贫如洗，除了逃荒求生别无它途。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我降生在山清水秀的陕南古城西乡县上渡街。我是遗腹子，生父姓李，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是年遭遇大饥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我亲生母亲把我生下来后送给对门木匠做螟蛉之子，她则带着几个孩子出门逃荒去了。我养母的娘家是大巴山里麻石河人，姓氏不详，邻居们称他“老巴”，意思是“大巴山中老实人”。养母虽然老实巴交，但心地善良，肯出力气，勤劳持家，对我父亲和祖母低眉顺眼，言听计从，干起活来，里里外外一把手。对我的两个哑巴姑姑和哑巴叔叔也非常照顾。家里增添了我这个襁褓婴儿以后，生活过得和和美美，其乐融融。
　　祖母年轻守寡，带着四个孩子，依靠祖宗留下的土地出租维持生活。祖母常常对我讲，有一年土匪攻城，她带着我养父、叔叔和姑姑到大巴山里的麻石河逃难，并在那里开荒种地艰苦度日。我养父就是在那里把我的养母娶为妻子的。后来清朝政府军从汉中开来赶走造反的土匪，地方恢复平静，祖母才带着一家人回到上渡街生活。
　　我到养父家后，家中有人丁七口：祖母、养父、养母、一个哑巴姑姑、两个哑巴叔叔和我这个初生婴儿。后来养母生下一女，取名莲儿，再加上养父的许多徒弟，家中才人丁兴旺起来。小时候，祖母抱着我到处讨奶吃。下雨下雪时不能出门，祖母就让养母给我吃米糊、菜汤。可以说我是吃千家奶长大的。父亲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爹，两、三岁时开始做家务，七、八岁时跟着木工师傅当学徒，十五岁出师，养活一家人，是全家的顶梁柱。因为手艺好，父亲带了许多徒弟，很有名气。民国四年（1915）重修四级四层气象宏伟的魁星楼，就是我养父设计领工的。西乡县许多其它著名的古式建筑，如孔庙、文昌宫、五渠大庙等，也留下了我养父的姓名。父亲有一个姓陈的徒弟，是枣树垭人，待我最好。四州八乡的人，都说我父亲是一个慷慨大度乐善好施的人。要不是因为第三者插足，成为我的后妈，父亲大概也不会变成一个家庭暴君。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次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是为中华民国元年（1912）。这时我已经懂点事了。记得养父不常回家，偶尔回家一次，总是看我养母不顺眼，非打即骂，常常把我养母打得头破血流，十分凄惨。祖母看他脾气暴躁，把我养母打得可怜，就会劝说他几句。我养父不但不听，还和我祖母争吵。民国元年（1912）初，我们一家从上渡街搬到西关街一所大宅子，我这才知道养父另外还有一个姓葛的小老婆。从此以后，我养母的日子就过得更凄惨了。有一次，我养母的头上被养父用铁铲打伤，血流不止，昏迷过去。我抓了一大把自制的刀口药按上去，用长布条包扎起来，好不容易才止住血并把养母救醒过来。而我的养父却不管不顾，扬长而去，毫不关心结发妻子的死活。我祖母赶紧把我养母送到亲戚家养伤，待她痊愈后又派人把她送回麻石河娘家，以免发生悲剧。不久，我祖母又把我的妹妹莲儿送给一家农民收养，以防受到我的继母葛氏的残害。
　　原来葛氏的前夫是严木匠，他们还生有一对儿女。严木匠因病早逝。葛氏在丈夫死后生活拮据，就开始勾引我的养父，直到二人同居。俗话说“有后娘必有后爹”。我养母逃回娘家后，我就成了养父的出气筒。那时我已经跟着养父的徒弟学习木工手艺了。继母葛氏经常搬弄是非，我天天都要挨打受气，一见到养父我就浑身哆嗦，生怕做错事。越怕越胆小，越胆小越出错，越出错越挨打，越挨打越笨，手艺丝毫不见长进。养父有一位好朋友蓝庆宝是县里收税员，常来我家。他看我实在可怜，就劝养父让我改学铁艺。我总算暂时逃脱了后妈的魔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