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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劳动
张鹏举和沈晓延都各自地在不同的生产队里度日如年地苦苦挨着时光，对农场里的各项政治活动都已经麻木不仁了，什么跳“忠”字舞了、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事迹报告会”了、什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了、什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了……统统都打不动他们那已经被冰冷的心。
1969年3月2日，苏联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我军进行了自卫反击。这才激起了张鹏举的愤慨。说起苏联入侵，张鹏举更加崇拜毛主席的英明了，他非常佩服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当时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北大荒时，他就对一起来的同学们（那时这些北京知青虽然不是在一个学校的，也不是同一个年级的，相互之间都称呼为同学）说过：“我们来到北大荒，就是屯垦戍边来的，除了建设边疆还有保卫边疆的职责……”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分析说；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国和苏联等国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由于毛主席没有答应苏联提出的要在我国大连建立什么“联合舰队”的要求，苏联单方面地撕毁了中苏友好条约、撤回了在中国各项建设中的专家……这一切都表明他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他们早就觊觎着我国东北的富饶资源和战略上的地理位置。不加强东北地区的防范就会很危险的。直接调兵遣将不但不到时机，还将会加剧紧张局势，所以用上山下乡的方法，即可以解决调入大量的后备力量，又不给任何人以口实。这些虽然只是张鹏举的个人分析，但却成了他的主导思想，也有很多同学表示赞同呢。所以这次苏联的入侵更证实了他的判断，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献身于保卫祖国的职责。虽然还在被“监督劳动”中，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却激活了他的政治热情，他开始认真地参加生产连队组织的所有活动了（在1968年12月13日农场改为了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生产队为连级单位，下设机务排、农工排、后勤排，再下设什么机车班、农工班、女工班、炊事班、畜牧班……）。因为农场地处边境不远的二线地区，穿越农场的公路直到边界的饶河县，夜间我方的坦克和运兵车的调动，都有生产连队的领导和武装民兵负责站岗放哨。张鹏举虽然不能加入武装民兵排的训练，他却积极地投入到修建战备公路、挖防空洞和架设高压输电线路的建设之中。
由于有一些和他一起从北京来的同学如他的好朋友郭顺达、曹西越就在这个生产队，他以前也经常来过这个生产队，他的人品和性格，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得到了这个生产队人们的认可，所以在这个生产连队里他并不孤独，其中还有一位叫武成亮的北京知青，也与他最要好。
武成亮是64年到农场的“老高三”，这个人性格直爽，也是敢说敢为的人，而且家庭出身是工人阶级，又是生产队的团支部书记，所以在生产队里很有号召力，很多北京知青都比较团结地在他的周围，在组建兵团时，他被任命为生产连队的副连长。这个生产队虽然也分为两派，但是没有张鹏举他们生产队闹得那么对立，也没有把斗争搞得那么激烈。张鹏举被调入时，武成亮还和一些北京知青们为他举行了秘密的欢迎晚宴，这就使对张鹏举的所谓“监督劳动”成为了虚设。在以后的“一打三反”（既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和两个深挖（深挖五一六分子、深挖特务间谍）运动时，张鹏举都没有再受到什么触动。
不仅如此，张鹏举在适应了这个生产队的工作后，还有机会去分场和总场，可是他却不能回原来的家。想与沈晓延见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平反，全分场的各个生产连队还都知道他是被揪斗的人，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还不敢与他接触，因此他只能靠郭顺达他们几个帮忙通过往来信件与沈晓延保持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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