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米  文 / 关马

就在12月14日的子时，正是月黑风高的深夜时分，在远远传来的大炮轰鸣声中，一个婴孩大声啼哭着，极不情愿地在黑暗中来到了人世间。这就是我，时任湘东醴陵、浏阳、茶陵、攸县、平江五县税务局长谢海芳家中的第十一个孩子。

举行婚礼那一天，亲戚好友、乡绅富豪坐了几十桌，十分排场。可是，到了拜堂的时候，仍见不到新郎官的踪影。不知是按的什么规矩，强压着愤怒的祖父抓了只大公鸡代表新郎，让新娘抱着拜了天地，入了洞房。

尽管女友再三劝阻，大哥还是回了大船。女友所乘坐的小船离开不大一会儿，大船就被巨大的风浪掀翻，大哥和许多乘客都不幸遇难。

她弯腰坐在一口破木箱子上，端着一碗水煮的白薯叶子大口大口地吃，简直是狼吞虎咽的样子。她听见了我喊妈妈的声音，浑身一震，把手中的碗往身后一放，匆忙地拿起一把破蒲扇盖在碗上。

我再也看不见母亲脸上的笑容，她一下子像突然老了十几岁，人也变得笨拙了。一到傍晚，她就一个人痴痴呆呆地坐在门坎上，望着远处的山尖尖，像是一尊塑像。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和姐姐都会一声不响地坐在她的身旁，依偎着她的肩膀。母亲用粗糙的手掌捏住我俩的手，轻轻地*着，嘴里老是重复地咕噜着：“他们都走了，还有你们怎么办呢？”

丙村，实际上是个不小的小镇，在梅县正东四十里。阴那山脉群峰半绕，梅江及分叉的锦江、石窟河三水交汇，把镇街分成几块。长长的河岸、浓浓的榕树，宽宽的河滩，白白的细沙，教堂的尖顶，客家的围楼，构成了一道靓丽而独特的风景线。

报名的那一天，母亲一大早就把我叫起了床。床头摆着一套新衣服，还是那种“洋布”做的。长这么大，我老是穿着哥哥们一个接一个传下来的旧衣裳，大多是补丁摞着补丁，颜色几乎都快褪光。我赶紧抓起新衣套在身上，虽然很有点嫌大，但我总算闻到了没有洗过水的“洋布”淡淡的清香,还真像个学生模样。母亲也在盯着我看，脸上挂着难得一见的微笑，双眼闪烁着宽慰的目光。

我最喜欢坐在江边，看那黑压压的木排从上游漂流下来，犹如千军万马，气势磅礴。后来远远地看到工人们搬运木头的场面非常壮观，常常是几个人排列在一根大木头的两边，抬着走起来就像开火车，也是好热烈的场面啊!特别是他们喊起劳动号子来“嗨唷！嗨唷……”此伏彼起，真是让人心动神扬。我像中了魔似的，每天就趴在办公楼的栏杆上，傻傻地看着，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他们歇工。

尽管我还没见过这所小学，肖朝昆的到来让我对学校有着极好的印象。于是，我就开始复习，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时候，我对算术像是自来会，根本就不用看，语文书倒是翻看了一遍，心里就有了底。

可以这么说，自打懂事以来，我就知道自己是属于出身不好的一类人。虽然老是听说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重出身重表现”的政策，仍然感到沉重的政治压力，把自己摆在低人一等的地位。让我当班主席，当中队长，确实给我自卑的心打了一针兴奋剂，让我看到了人生路上的一线光亮。可是，这亮光只这么一闪就熄灭了，我重又陷入黑暗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姐夫公开表明了态度，要姐姐跟我划清界线，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住。姐姐再三向他乞求，他总算手下留情，搬走时给我留了一间小房子，将近七八个平米吧。他诡秘地对我说：“你暂时先住着再说吧。”

王嫂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平时也不大理会他那些鬼话，实在听不下去了，就顶他两句说：这个小孩子孤苦零丁的，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对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能照顾就尽量照顾一下，你讲的简直不是人话。

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和一支农民工程队编在一起，工地在“汉丹铁路”黄陂段内，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把路基下面的石头用洋镐挖出来，用手推车一车一车地装走，美其名曰“土方工程”。其实，哪里是“土方工程”哟，应该叫“石方工程”。我们洋镐挖下去，根本就不是土，而是石头，很硬很硬的大石头。

我这个人呐，整天都是笑*的，不管人家讲点什么事，我都笑笑，一笑了之嘛。哪怕听了人家感觉很伤心的事，我也笑笑。你苦，谁还能苦过我哇。大家就说，你这个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嘻嘻哈哈，笑得眼睛*的，真是个“哈米”。从此，我就被叫成了“哈米”，这就是我的外号的来历。

我无比痛苦地关上心灵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斩断情丝，不再搭理她了，我在坚忍地折磨着自己的同时，也在残酷折磨着我所心爱的人，当然是为了她以后免遭不幸。递给我的纸条原封不动地退给她，见她走近我就躲得远远的，千方百计避开，让她没有机会和我接近。这位可怜的女孩被我突如其来的冷漠弄得莫名其妙，很快变得沉默寡言。

老师的一席大实话，像给我当头一棒，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乱了，飘浮在我眼前的肥皂泡又破灭了。看来上头的政策没什么大的改变，我是出身不由己，处处路不通喔。我几乎彻底地心灰意冷了。

不能不承认，班主席措词强烈的大批判击毁了我思想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不问身外事，一心只读书”。看来，对于我来说，厄运没有转机，偶尔闪烁的光斑带给我的是幻觉、到头来才知道是错觉，是色彩斑斓的肥皂泡。我敏锐地预感到，再往下去，什么读大学、再深造只怕是做梦娶媳妇，空喜一场而已。

一个五十来岁的知识分子，为人师表的园丁，挣扎在贫困煎熬之中。为了求知学子，在神圣的三尺讲台上，他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的心血变成后来者的智能；为了耄耋老父，在肮脏的垃圾堆里，他寻寻觅觅，用自己的孝心抚慰渴望的亲人。这是一位伟大的儿子，一位伟大的老师，不管人家怎么看，傅老师得到我永生的尊敬。

在学校里，老师就是组织，老师就是领导，学生只能无条件服从。于是，按照王老师的要求，我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认识交给他，此后，只要他和我谈话训斥我，我就会迅速地上交一份认识。到了高中毕业临近的日子，王老师的要求升级了，他要我写一份比较系统全面的长篇认识，也就是思想改造汇报给他，还要写一份保证书，明确表明态度：如果考不上大学，一定老老实实、高高兴兴下农村，当新一代农民。

这黄姑五十多岁，长得白白净净，眼睛虽然偏小，但老是睁得大大的，还是双眼皮，红红的嘴唇。薄薄的，一看就是能说会道的角色。可惜的是，两个朝天的大鼻孔嵌在宽宽的瓦脸上，把形象给大大打了折扣。特别出众的是她超高的音调，只要一开腔就会刺得你心跳加快。

在神精病院，七八个身强力壮的医生按着拼命挣扎的八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针“氯丙醇”，也就是什么人工合成胰岛素，他很快就昏迷过去。我和几个同伴闻讯赶到医院的时候，八哥已在高烧抽筋，奄奄一息。

运动一来，就要开会，几乎是天天开会，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开到中午十二点。这开会嘛，看起来不费力，开起来难受得要命，第一天，我就吃了个下马威。

又是凑巧得很，当时的武昌区文化馆，也是设在一个教堂里，里面有很多大型石膏塑像，有的近两米多高，工艺、质量都很棒，据说是解放前从外国运来的东西。我和小段一面兢兢业业地按涂老师的安排干活儿，只要有点空闲就如饥似渴地对着那些宝贵的石膏像画写生。

那时正是数久严寒的隆冬，只见他每天都穿着一条很有点年头的蓝色粗呢裤，右边的裤脚处破了一个很大的洞；脚穿一双“不袜而履”的残旧黑皮鞋，走路快一点，那皮鞋就会从破裤洞里穿出来，很是滑稽。但我没有笑他，谁都没有笑他，理智的悲哀强有力地控制住我们脸上的每一块肌肉。我们同情他，我们尊重他，我们和他建立了清泉一般纯洁的友情。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好多天，仍杳无音讯，等了快一个月，终于收到了一封印着“广州美术学院”字样的来信。我颤抖着手撕开信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未录取通知。没有解释，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罪恶的“家庭出身”像幽灵般死死地桎梏着我，让我永无出头之日。

她还颇有点为爱情献身的气度，坚决要跟我走。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想起风靡社会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口号，我是个没有明天，没有前途的人，我不能再连累这可爱的女孩。我编造了好多条理由，咬着牙和她分了手，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街道，躲进了我住的武昌造船厂宿舍。

我父亲一进台湾就被逮捕。完全不知情的二哥被从金门前线紧急调回台北，蒋经国亲自找他谈：“谢家曾经对党国贡献很大，现在竟然干出这么多叛逆的事情，真是令人汗颜。论你父亲的罪行，死有余辜。看在你多年效忠党国的份上，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把他枪毙，要么你带他住在台北，一年内不准离境。”

在那荒僻的山丘上，在只有两个人的小天地里，我们说说笑笑，开心极了。她用灵巧的手掐着菜苔，我提着竹篮接着菜，常常沉浸在《天仙配》中那“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幻景中。

过了好长时间，我“享受”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可不能总是让人家养着，袖着两手吃闲饭呀。和他们一商量，还是跑回城里看看风声再说。街道还是老样子，却显得十分沉闷了，上山下乡的*已经风平浪静，代之而来的则是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大造反，人们都处于“三忠于”、“四无限”的亢奋之中。

瘦瘦的鬼点子也很多，他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有一次，新桥街有个小偷偷了很多书，到处吹嘘，我和他都去看了，确实都是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的名著，还有不少是*书，我眼馋的不得了。他故弄玄虚地对我说：“你想看吗？这些书马上都是我的。”

我和黑子关在一间空屋里，外面下着雨夹雪，气温顶多在零度以下，冻得人直哆唆。我们俩先是紧紧地挤在墙角里，怎么也抵不住寒冷的侵袭，就学着电影里的情节，一会儿用身子互相碰撞，一会儿像发疯似的蹦跳。撞的时候、跳的时候是不觉得冷了，可一歇气，汗湿的衣服裹在身上更是冰得难受，而且肚子里空荡荡地饿得发慌。

这超乎寻常的美术探索，这日复一日的恒久实践，让我在绘画的起步阶段受益匪浅。所以我现在画大幅的如八尺、丈二匹或以上的中国画，都是用市场上所能买到的最大的笔画的，一下笔就是一笔，不用重复，也不用补填。要说有什么功力，也都是那个时候磨练出来的。

每年的暑假，七哥就从北京来武汉，和我一起住一段时间。他经常带着我出去写生，给我讲油画的色彩关系、素描关系等等理论知识，还手把手地辅导我国画、书法用笔。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我作画手法的纠正。

丫头理所当然地成了头头，他脑袋很灵活，又敢于冲锋陷阵，是个天才的领导者、组织者，号召力很强。大家都说我点子多，把我这个“哈米”比成了《岳飞传》里金国元帅金兀术身边的那个军师“哈米”。

我在武昌，心在纸坊，我所心爱的小女孩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那里受尽辛苦；她在纸坊，心在武昌，因为她的父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有我在这里。所幸的是，那里的农村还能休息星期天，每个星期天，她就会回来看我，给我带一些农村的土产给我吃，和我好生亲热亲热。好长一段日子，我们都沉浸在艰辛而甜蜜的爱情之中。

但是魏科长并没有被感动，还是不让我到车间，又安排我去挑开水，全厂职工喝的开水就由我负责烧，二十个车间和十来个办公室要喝的开水都交给我。每天，我比正常上班时间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厂，把大煤炉捅开，在大铁锅里一锅一锅地把水烧开，一担一担水桶地挑着一处一处地送到。

上班第一天，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蒸出的馒头又大又白，味道好极了，全厂职工都抢着买，还互相打听，这馒头是哪里来的师傅做的。很快，大家都知道，那个小谢做的馒头最好。王师傅自然很得意，一天时间教了个大师傅出来，也算是个奇迹。司务长也夸我给他争了口气，宣布我当了有五个人的白案组领班。

恰好此时，武汉市有个文件，所有的合同工全部转正，厂里的合同工，不管年纪多大，包括戴着“四类分子”帽子甚至从牢里放回来的人都给转了正，就丢下我一个人不给转正。尽管全厂上下都议论纷纷，那姓魏的毫无顾忌，公然点着我的鼻子说：“就你谢举贤我不给转正，我还要把你退回街道去”。

可能是司务长真的告了状,也可能是工会张主席反映了情况，魏科长被纺织局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回来就给我补办了合同工转正手续。在我接到转正通知的当天，张主席就守在人事科落实，硬是把我调到了工会。这是1973年底，我到人造纤维厂从送开水到做馒头，整整干了三年，终于正式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工会干部。

我好奇地接过信一看，简直都气炸了肺。信是我那四哥写来的，不过他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工会领导的。信里写道：“我的弟弟在你们那里搞美工，我是他的哥哥，比他画画的水平高得多。能不能把我和他对换，让他回广东，我来你们厂工作……”

肖师傅听了，急得跳了起来：“那怎么行！我干了一次，还没进门她就扯皮非要嫁给我，闹得不可开交。这开了刀也不保险，你还让我经常干她，万一以后那东西长拢去了我怎么脱身。”

此时，我已过而立之年，同事们都劝我，终身大事该解决了，“高不成低不就”地再拖下去就成了“老大难”的大龄青年了。而且，惨遭爱情重挫，深知自己社会地位，我还有什么“高标准”罗。“薄薄酒，胜黄汤；粗布衫，胜无裳；丑妻*妾胜无房。”连名震古今的大文豪苏东坡都能如此豁达，随遇而安，何况我这落魄之“等外公民”。我想通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日子嘛，女人是得要一个，只要差不多，谁愿要我就跟谁算了。

两位很有灵性的艺术家都因严小健而死，死得惨烈，死得冤枉。这个丧尽天良的严小健，自已干了坏事，为了嫁祸于人，让无辜的好人丢掉了性命。而他自己事后一点悔意也没有，依然笑笑*，好象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在和这些画国画的同仁接触之中，互相切磋当然有进步，特别是王霞宙先生给我的影响，一个是人格方面的影响，另一个是画艺的影响，让我的功力大有长进。

在我的心目中，两位前辈可谓书坛泰斗，声名遐尔，但在我面前没有一点大师架子，一口一声地称我为“老弟”、“道友”，亲切极了。

每个民族的画种是代表每个民族文化，那么每个民族所产生的画应该有民族精神的特点。所谓艺术（画画当然算艺术）是属于民族的，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支柱，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明白一点的人都知道，在保护自己的民族的文化，捍卫自己民族文化的纯洁性的时候是需要一丝不苟的精神。

归结起来，艺术实际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传统的文化深度，第二个，自我，你的世界观、你的学识、你的修养，你能通过熟练、精确、生动的传统语言淋漓尽致地表现你的自我，那你就成功了，这个作品毫无疑问是现代作品。

他猛地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不要给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这种人，你是在出新社会的洋相，就是借此*对我们党和国家的仇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满。我警告你，我一直在注意着你，你给我放老实点，不准乱说乱动。”

我生怕又有变化，也顾不得找地方小便，按着他指示的方向，拔腿就跑。一过关就看见了早就听说的罗湖桥，一座很普通的水泥桥。这边身穿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威严地警戒着，桥那头，远远看见黑色制服的皇家警察晃来晃去。我不由得感叹，跨过这座桥，我将由社会主义的天下进入资本主义世界。

哥哥总算开腔了，他先对大家说我是怎么来的，然后给我介绍，两个女孩子是他的女儿，但令我不解的是，她俩都不姓谢，哥哥竟然称她们“冯小姐”。满脸笑*的是嫂嫂，她曾经应该算是一个长相不错的女人，可惜徐娘半老，脂粉也盖不住脸上松弛的皮肤，微肿的眼皮下，滑动着两颗枯涩的瞳子，透射出狡诈冷漠的凶光。她操着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问候我：“一路辛苦了”。

一连几天，当我支着个昏沉沉的脑袋，揉着双发涩的眼睛，穿过这贫民区脏兮兮的街巷，突然注意到，两旁门檐下坐着、站着、蹲着、靠着的乞丐似的人们一见到我，马上变得诡秘起来，交头接耳，都用敌视的眼光瞪着我，有些人甚至对着我吐口水。这可奇怪得很，这些人大多是些不干活让儿女养着的老人或小孩子，我才住过来几天，没跟任何人打过交道，怎么会得罪他们？

我隐隐约约有种不祥的预感。一天晚饭后，我进厕所冲凉，关门时一失手，门碰得响了点。嫂子一下子爆发了，她摔盘子丢碗地弄得一片响，大呼小叫地说：“在香港嘛，只要赚到钱养活自己，就是有本事。你管她当**还是什么，有钱就是淑女，有钱就是英雄。最怕的就是那种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在那里讲什么仁义道德的假君子。”

四叔再来逼我时，就亮出了我父亲的亲笔回信，得意地说：“你看，这是我的亲哥哥给我写的！你还收什么谁欠你父亲的债，这可是你父亲叫我们赶你走，今天就给我走。”

但玩笑归玩笑，不管我怎么挖苦，怎么劝说，小李还是迷恋在那些地方消耗着金钱，消磨着自己。当然，我也不能过多地指责、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只能任其自然。我则一如既往地按自己的处世原则过日子。晚上大家下班走了，我就选张大桌子，铺上报纸，开始画我的画，比较得意的就保存好，每晚都要画到十二点钟过后。一天天下来，挑选、积累了上百张画作，找了个裱画师傅都给裱好，细心地存放起来。

这么个可爱的女孩，和她在一块，我总像仰视着她，很难和她融合，很难体会到两情相悦的自然。她随意穿件衣服，就超过我所拥有的全部家财；她随便买支化妆品，拿我全月的生活费抵上也不够。和她在一起，我的精神上能得到一时片刻的安慰。但冷静下来一想，只能感觉到更沉重的自悲和自责，我们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许良先生心情沉重地对我讲：“公司马上就要关门了，货仓也要被人收走。我现在已是无计可施，自顾不暇，你也得自己想办法找地方谋生了。”

虽然我俩还从没有语言交流，也没有过花前月下，但我真诚地感到，尽管我的年龄比她大十几岁，又是一无所有的“王老五”。但好像命里注定一样，她就是我理想中的终身伴侣，我

我定下心来，愈加努力地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愈加发奋地在画布和宣纸上耕耘。我倾尽身上所有的钱，把每天的画都裱好存放着，我就不信这辈子没有出头的机会。当然，我面对的却依然是屈辱和艰辛。

资本主义的香港，不愧是冒险家的乐园，失败者的地狱，人欲横流，竞争惨烈，真是让我瞠目结舌，身边一些书画家友们的遭遇更让我触目惊心。

第二年的元旦刚过，我正在货仓里忙着包装发货，老板许良先生跌跌撞撞地跑来喊我，他的声音都激动的变了调：“阿谢，快，有个‘鬼佬’打电话找你哟，说是什么主席。”

还是那副洒脱的微笑，当然，稍加留意就可发现，他的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和遗憾。此后，他每半年都回香港一两次，每次都会抽空来我家看看，对我的画作发表他的意见。一当我问起他的近况，他总是笑着说：“还好，画画，写诗，比以前清闲多了。”

我本是个很自信、很有主见的人，对儿子的病也算是有着思想准备，但医生的正式诊断结论摆在我的面前，特别是手术通知单要我签字时，我的头脑简直像塞满了棉花，混混僵僵的，不知所以，茫然地跟在医生身边乱转。看着儿子天真稚气的小脸蛋，我才痛感生命竟是如此脆弱，痛感做父母的在无力保护自己子女时的无奈和悲哀。

他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给炸蒙了。我才过四十岁，历经坎坷、饱受磨难，我的绘画事业刚刚开了个头，继承民族文化，让中国书画在香港弘扬光大的理想刚刚有了点希望，我就要趴下，真是死不瞑目。更何况我的两个孩子，大的才四岁，小的还不到两岁，就要尝试“幼年丧父”的滋味，心中愈加难受。

这次联展，让我看到了在名和利面前的众生像，看清了一些所谓的艺术家自私、虚伪、欺诈、贪婪的本来面目。回想起我来香港后在画坛经历的几件事，更让我哭笑不得。

引申开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所谓“大艺术家”、“大艺术评论家”口口声声说什么“反传统”、“背离传统”、“打倒传统”，断言“传统已经日暮途穷”，鼓吹“要丢掉传统这个包袱”。我看这些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坐下来想一想，他到底是不是在传统里边？

在殖民地的香港，真正出色的中国画家根本得不到政府机构的认可和推介，来自内地的笔墨功力深厚的画家，甚至于中央美术学院出来的拔尖画家都难以站住脚跟，书法家的处境就更差。而那些私人画廊像地下交易场般的“个展”，鼓捣和推销的多是一些“反传统”画家自吹自擂的货色。

还有那越脱越光的猛男猛女，美其名为“行为艺术”，变了味的“桑拿、按摩、卡啦OK”，谁不知道那里头多是干着挂羊头卖狗的勾当，吸毒、贩毒，艾滋病的猖獗……无不是跟西方文化涌进了国门有关。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西方文化的精华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空气，但夹杂而来的污泥浊水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

在利字当头的现代潮流中，我和著画会的同仁们一道，默默地献身自己的民族文化事业，在逆流中搏击，杀出了一条血路。当然，我更遭到了不择手段的报复和打击。

也是因为这次画展，让香港的一些画商看到钟馗大有卖点，他们把我的画拍成照片送到内地去，请人按行货加工，再拿回香港卖。钟馗一下子变成了财神，那一阵子，街市里突然冒出不少画廊来，里面挂的都是钟馗。我画的红衣服，他们也画红衣服，只不过用笔不同，他们搞的都是勾线填色的玩意，画得不敢恭维，炒得却很历害，卖得还格外红火。当然，画作“雷同”也不能排除“纯属巧合”，反正我就不再画钟馗了。

我还是把画馆开在家里，到这里来的才多是真心学画的有心人。我还是那个规矩：学画不论出身，对家境困难的学生不收学费，且免费提供学画的纸墨。

其实，行内人士谁都知道，这号“画展”搞的都是山头间的交易，设立的奖项事先就分配内定好了，哪有什么艺术价值？那个馆长拉帮结派，把艺术视为儿戏，不折不扣是历史的罪人。

这位身着洋装，在洋学堂里泡出来的名人，竟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行家般的谈吐，专注的神情表明了他的喜爱。这一次，他一下子定购了我三十张国画，挂在立法会大楼。

南洋，有多少炎黄子孙在这里繁衍，让你处处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勃勃生机；南洋，养育了我的家族，也成就了我，我立志作一个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友好使者，让中国书画在南洋扎下根来。

我的这次《谢举贤个人画展》正逢农历春节开幕，是作为京都（美陀）百货公司虎年迎春节目推出的，首次在这里亮相的中国国画展，观者如潮，从早到晚都把展场挤得满满当当。当地媒体竟相报道这一“破天荒现象”，评论画展是“近年来罕见之佳作”。原定十天展出期满后，几家文化团体联合提出要求，延长展期一周。

个长辈无话可说，灰溜溜地走了。对比之下，书画界那么多关照我，指导我的前辈们，朋友们对我休戚相关，无私帮助，才让我有了生活、创作、奋斗的勇气，才让我在逆境中站住了脚跟。

我不管人家会不会说我杞人忧天，奋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怒斥假拍卖的行径，极力呼吁：诚心希望真正从事艺术绘画的朋友，不要用你对待艺术的真诚来对待商人的狡诈，要坚定你从开始就有的信念，努力走下去，不要被拍卖行情所左右。当然，实在没饭吃，还得找饭吃，但可通过其他途径，牺牲自己的理想换饭吃毕竟代价太大

这是一记当头棒喝，让我警醒！让我顿悟！正如我后来在答《中国美术报》记者问时所表达的：“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性的艺术，首先必须具备有民族性。中国历代的艺术为什么在世界上受到人家的尊敬和赞扬，就是中国艺术有它的独创性。这是个可贵的优良传统，全世界都公认的。如果我们自己把这点宝贵的东西丢掉了，去模仿人家，抛弃我们的优点，随和喧嚣，任你怎样模仿也走不到人家的前面。”

画画，尤其是画写意中国画，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我都不会“割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