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腾记者高级摄影师中南社会调查研究所书稿编辑室主任武汉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作品有报告文学集《折腾集》(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胡蓉首都经贸大学研究生,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中国调查事务所中南社会调查研究院研究员
胡志腾记者高级摄影师中南社会调查研究所书稿编辑室主任武汉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作品有报告文学集《折腾集》(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胡蓉首都经贸大学研究生,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中国调查事务所中南社会调查研究院研究员
作品以白描的手法,通过大量传奇般的故事,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香港著画会会长,画家谢举贤的人生之路,血统论的桎梏,“*”的磨难,闯荡香港的坎坷,情节离奇曲折,峰回路转,出人意料,给读者展现了艺术大师鲜明的个性和栩栩如生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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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2月14日的子时,正是月黑风高的深夜时分,在远远传来的大炮轰鸣声中,一个婴孩大声啼哭着,极不情愿地在黑暗中来到了人世间。这就是我,时任湘东醴陵、浏阳、茶陵、攸县、平江五县税务局长谢海芳家中的第十一个孩子。
举行婚礼那一天,亲戚好友、乡绅富豪坐了几十桌,十分排场。可是,到了拜堂的时候,仍见不到新郎官的踪影。不知是按的什么规矩,强压着愤怒的祖父抓了只大公鸡代表新郎,让新娘抱着拜了天地,入了洞房。
尽管女友再三劝阻,大哥还是回了大船。女友所乘坐的小船离开不大一会儿,大船就被巨大的风浪掀翻,大哥和许多乘客都不幸遇难。
她弯腰坐在一口破木箱子上,端着一碗水煮的白薯叶子大口大口地吃,简直是狼吞虎咽的样子。她听见了我喊妈妈的声音,浑身一震,把手中的碗往身后一放,匆忙地拿起一把破蒲扇盖在碗上。
我再也看不见母亲脸上的笑容,她一下子像突然老了十几岁,人也变得笨拙了。一到傍晚,她就一个人痴痴呆呆地坐在门坎上,望着远处的山尖尖,像是一尊塑像。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和姐姐都会一声不响地坐在她的身旁,依偎着她的肩膀。母亲用粗糙的手掌捏住我俩的手,轻轻地*着,嘴里老是重复地咕噜着:“他们都走了,还有你们怎么办呢?”
丙村,实际上是个不小的小镇,在梅县正东四十里。阴那山脉群峰半绕,梅江及分叉的锦江、石窟河三水交汇,把镇街分成几块。长长的河岸、浓浓的榕树,宽宽的河滩,白白的细沙,教堂的尖顶,客家的围楼,构成了一道靓丽而独特的风景线。
报名的那一天,母亲一大早就把我叫起了床。床头摆着一套新衣服,还是那种“洋布”做的。长这么大,我老是穿着哥哥们一个接一个传下来的旧衣裳,大多是补丁摞着补丁,颜色几乎都快褪光。我赶紧抓起新衣套在身上,虽然很有点嫌大,但我总算闻到了没有洗过水的“洋布”淡淡的清香,还真像个学生模样。母亲也在盯着我看,脸上挂着难得一见的微笑,双眼闪烁着宽慰的目光。
我最喜欢坐在江边,看那黑压压的木排从上游漂流下来,犹如千军万马,气势磅礴。后来远远地看到工人们搬运木头的场面非常壮观,常常是几个人排列在一根大木头的两边,抬着走起来就像开火车,也是好热烈的场面啊!特别是他们喊起劳动号子来“嗨唷!嗨唷……”此伏彼起,真是让人心动神扬。我像中了魔似的,每天就趴在办公楼的栏杆上,傻傻地看着,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他们歇工。
尽管我还没见过这所小学,肖朝昆的到来让我对学校有着极好的印象。于是,我就开始复习,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时候,我对算术像是自来会,根本就不用看,语文书倒是翻看了一遍,心里就有了底。
可以这么说,自打懂事以来,我就知道自己是属于出身不好的一类人。虽然老是听说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重出身重表现”的政策,仍然感到沉重的政治压力,把自己摆在低人一等的地位。让我当班主席,当中队长,确实给我自卑的心打了一针兴奋剂,让我看到了人生路上的一线光亮。可是,这亮光只这么一闪就熄灭了,我重又陷入黑暗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姐夫公开表明了态度,要姐姐跟我划清界线,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住。姐姐再三向他乞求,他总算手下留情,搬走时给我留了一间小房子,将近七八个平米吧。他诡秘地对我说:“你暂时先住着再说吧。”
王嫂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平时也不大理会他那些鬼话,实在听不下去了,就顶他两句说:这个小孩子孤苦零丁的,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对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能照顾就尽量照顾一下,你讲的简直不是人话。
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和一支农民工程队编在一起,工地在“汉丹铁路”黄陂段内,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把路基下面的石头用洋镐挖出来,用手推车一车一车地装走,美其名曰“土方工程”。其实,哪里是“土方工程”哟,应该叫“石方工程”。我们洋镐挖下去,根本就不是土,而是石头,很硬很硬的大石头。
我这个人呐,整天都是笑*的,不管人家讲点什么事,我都笑笑,一笑了之嘛。哪怕听了人家感觉很伤心的事,我也笑笑。你苦,谁还能苦过我哇。大家就说,你这个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嘻嘻哈哈,笑得眼睛*的,真是个“哈米”。从此,我就被叫成了“哈米”,这就是我的外号的来历。
我无比痛苦地关上心灵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斩断情丝,不再搭理她了,我在坚忍地折磨着自己的同时,也在残酷折磨着我所心爱的人,当然是为了她以后免遭不幸。递给我的纸条原封不动地退给她,见她走近我就躲得远远的,千方百计避开,让她没有机会和我接近。这位可怜的女孩被我突如其来的冷漠弄得莫名其妙,很快变得沉默寡言。
老师的一席大实话,像给我当头一棒,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乱了,飘浮在我眼前的肥皂泡又破灭了。看来上头的政策没什么大的改变,我是出身不由己,处处路不通喔。我几乎彻底地心灰意冷了。
不能不承认,班主席措词强烈的大批判击毁了我思想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不问身外事,一心只读书”。看来,对于我来说,厄运没有转机,偶尔闪烁的光斑带给我的是幻觉、到头来才知道是错觉,是色彩斑斓的肥皂泡。我敏锐地预感到,再往下去,什么读大学、再深造只怕是做梦娶媳妇,空喜一场而已。
一个五十来岁的知识分子,为人师表的园丁,挣扎在贫困煎熬之中。为了求知学子,在神圣的三尺讲台上,他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的心血变成后来者的智能;为了耄耋老父,在肮脏的垃圾堆里,他寻寻觅觅,用自己的孝心抚慰渴望的亲人。这是一位伟大的儿子,一位伟大的老师,不管人家怎么看,傅老师得到我永生的尊敬。
在学校里,老师就是组织,老师就是领导,学生只能无条件服从。于是,按照王老师的要求,我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认识交给他,此后,只要他和我谈话训斥我,我就会迅速地上交一份认识。到了高中毕业临近的日子,王老师的要求升级了,他要我写一份比较系统全面的长篇认识,也就是思想改造汇报给他,还要写一份保证书,明确表明态度:如果考不上大学,一定老老实实、高高兴兴下农村,当新一代农民。
这黄姑五十多岁,长得白白净净,眼睛虽然偏小,但老是睁得大大的,还是双眼皮,红红的嘴唇。薄薄的,一看就是能说会道的角色。可惜的是,两个朝天的大鼻孔嵌在宽宽的瓦脸上,把形象给大大打了折扣。特别出众的是她超高的音调,只要一开腔就会刺得你心跳加快。
在神精病院,七八个身强力壮的医生按着拼命挣扎的八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针“氯丙醇”,也就是什么人工合成胰岛素,他很快就昏迷过去。我和几个同伴闻讯赶到医院的时候,八哥已在高烧抽筋,奄奄一息。
运动一来,就要开会,几乎是天天开会,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开到中午十二点。这开会嘛,看起来不费力,开起来难受得要命,第一天,我就吃了个下马威。
又是凑巧得很,当时的武昌区文化馆,也是设在一个教堂里,里面有很多大型石膏塑像,有的近两米多高,工艺、质量都很棒,据说是解放前从外国运来的东西。我和小段一面兢兢业业地按涂老师的安排干活儿,只要有点空闲就如饥似渴地对着那些宝贵的石膏像画写生。
那时正是数久严寒的隆冬,只见他每天都穿着一条很有点年头的蓝色粗呢裤,右边的裤脚处破了一个很大的洞;脚穿一双“不袜而履”的残旧黑皮鞋,走路快一点,那皮鞋就会从破裤洞里穿出来,很是滑稽。但我没有笑他,谁都没有笑他,理智的悲哀强有力地控制住我们脸上的每一块肌肉。我们同情他,我们尊重他,我们和他建立了清泉一般纯洁的友情。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好多天,仍杳无音讯,等了快一个月,终于收到了一封印着“广州美术学院”字样的来信。我颤抖着手撕开信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未录取通知。没有解释,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罪恶的“家庭出身”像幽灵般死死地桎梏着我,让我永无出头之日。
她还颇有点为爱情献身的气度,坚决要跟我走。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想起风靡社会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口号,我是个没有明天,没有前途的人,我不能再连累这可爱的女孩。我编造了好多条理由,咬着牙和她分了手,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街道,躲进了我住的武昌造船厂宿舍。
我父亲一进台湾就被逮捕。完全不知情的二哥被从金门前线紧急调回台北,蒋经国亲自找他谈:“谢家曾经对党国贡献很大,现在竟然干出这么多叛逆的事情,真是令人汗颜。论你父亲的罪行,死有余辜。看在你多年效忠党国的份上,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把他枪毙,要么你带他住在台北,一年内不准离境。”
在那荒僻的山丘上,在只有两个人的小天地里,我们说说笑笑,开心极了。她用灵巧的手掐着菜苔,我提着竹篮接着菜,常常沉浸在《天仙配》中那“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幻景中。
过了好长时间,我“享受”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可不能总是让人家养着,袖着两手吃闲饭呀。和他们一商量,还是跑回城里看看风声再说。街道还是老样子,却显得十分沉闷了,上山下乡的*已经风平浪静,代之而来的则是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大造反,人们都处于“三忠于”、“四无限”的亢奋之中。
瘦瘦的鬼点子也很多,他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有一次,新桥街有个小偷偷了很多书,到处吹嘘,我和他都去看了,确实都是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的名著,还有不少是*书,我眼馋的不得了。他故弄玄虚地对我说:“你想看吗?这些书马上都是我的。”
我和黑子关在一间空屋里,外面下着雨夹雪,气温顶多在零度以下,冻得人直哆唆。我们俩先是紧紧地挤在墙角里,怎么也抵不住寒冷的侵袭,就学着电影里的情节,一会儿用身子互相碰撞,一会儿像发疯似的蹦跳。撞的时候、跳的时候是不觉得冷了,可一歇气,汗湿的衣服裹在身上更是冰得难受,而且肚子里空荡荡地饿得发慌。
这超乎寻常的美术探索,这日复一日的恒久实践,让我在绘画的起步阶段受益匪浅。所以我现在画大幅的如八尺、丈二匹或以上的中国画,都是用市场上所能买到的最大的笔画的,一下笔就是一笔,不用重复,也不用补填。要说有什么功力,也都是那个时候磨练出来的。
每年的暑假,七哥就从北京来武汉,和我一起住一段时间。他经常带着我出去写生,给我讲油画的色彩关系、素描关系等等理论知识,还手把手地辅导我国画、书法用笔。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我作画手法的纠正。
丫头理所当然地成了头头,他脑袋很灵活,又敢于冲锋陷阵,是个天才的领导者、组织者,号召力很强。大家都说我点子多,把我这个“哈米”比成了《岳飞传》里金国元帅金兀术身边的那个军师“哈米”。
我在武昌,心在纸坊,我所心爱的小女孩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那里受尽辛苦;她在纸坊,心在武昌,因为她的父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有我在这里。所幸的是,那里的农村还能休息星期天,每个星期天,她就会回来看我,给我带一些农村的土产给我吃,和我好生亲热亲热。好长一段日子,我们都沉浸在艰辛而甜蜜的爱情之中。
但是魏科长并没有被感动,还是不让我到车间,又安排我去挑开水,全厂职工喝的开水就由我负责烧,二十个车间和十来个办公室要喝的开水都交给我。每天,我比正常上班时间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厂,把大煤炉捅开,在大铁锅里一锅一锅地把水烧开,一担一担水桶地挑着一处一处地送到。
上班第一天,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蒸出的馒头又大又白,味道好极了,全厂职工都抢着买,还互相打听,这馒头是哪里来的师傅做的。很快,大家都知道,那个小谢做的馒头最好。王师傅自然很得意,一天时间教了个大师傅出来,也算是个奇迹。司务长也夸我给他争了口气,宣布我当了有五个人的白案组领班。
恰好此时,武汉市有个文件,所有的合同工全部转正,厂里的合同工,不管年纪多大,包括戴着“四类分子”帽子甚至从牢里放回来的人都给转了正,就丢下我一个人不给转正。尽管全厂上下都议论纷纷,那姓魏的毫无顾忌,公然点着我的鼻子说:“就你谢举贤我不给转正,我还要把你退回街道去”。
可能是司务长真的告了状,也可能是工会张主席反映了情况,魏科长被纺织局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回来就给我补办了合同工转正手续。在我接到转正通知的当天,张主席就守在人事科落实,硬是把我调到了工会。这是1973年底,我到人造纤维厂从送开水到做馒头,整整干了三年,终于正式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工会干部。
我好奇地接过信一看,简直都气炸了肺。信是我那四哥写来的,不过他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工会领导的。信里写道:“我的弟弟在你们那里搞美工,我是他的哥哥,比他画画的水平高得多。能不能把我和他对换,让他回广东,我来你们厂工作……”
肖师傅听了,急得跳了起来:“那怎么行!我干了一次,还没进门她就扯皮非要嫁给我,闹得不可开交。这开了刀也不保险,你还让我经常干她,万一以后那东西长拢去了我怎么脱身。”
此时,我已过而立之年,同事们都劝我,终身大事该解决了,“高不成低不就”地再拖下去就成了“老大难”的大龄青年了。而且,惨遭爱情重挫,深知自己社会地位,我还有什么“高标准”罗。“薄薄酒,胜黄汤;粗布衫,胜无裳;丑妻*妾胜无房。”连名震古今的大文豪苏东坡都能如此豁达,随遇而安,何况我这落魄之“等外公民”。我想通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日子嘛,女人是得要一个,只要差不多,谁愿要我就跟谁算了。
两位很有灵性的艺术家都因严小健而死,死得惨烈,死得冤枉。这个丧尽天良的严小健,自已干了坏事,为了嫁祸于人,让无辜的好人丢掉了性命。而他自己事后一点悔意也没有,依然笑笑*,好象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在和这些画国画的同仁接触之中,互相切磋当然有进步,特别是王霞宙先生给我的影响,一个是人格方面的影响,另一个是画艺的影响,让我的功力大有长进。
在我的心目中,两位前辈可谓书坛泰斗,声名遐尔,但在我面前没有一点大师架子,一口一声地称我为“老弟”、“道友”,亲切极了。
每个民族的画种是代表每个民族文化,那么每个民族所产生的画应该有民族精神的特点。所谓艺术(画画当然算艺术)是属于民族的,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支柱,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明白一点的人都知道,在保护自己的民族的文化,捍卫自己民族文化的纯洁性的时候是需要一丝不苟的精神。
归结起来,艺术实际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传统的文化深度,第二个,自我,你的世界观、你的学识、你的修养,你能通过熟练、精确、生动的传统语言淋漓尽致地表现你的自我,那你就成功了,这个作品毫无疑问是现代作品。
他猛地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不要给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这种人,你是在出新社会的洋相,就是借此*对我们党和国家的仇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满。我警告你,我一直在注意着你,你给我放老实点,不准乱说乱动。”
我生怕又有变化,也顾不得找地方小便,按着他指示的方向,拔腿就跑。一过关就看见了早就听说的罗湖桥,一座很普通的水泥桥。这边身穿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威严地警戒着,桥那头,远远看见黑色制服的皇家警察晃来晃去。我不由得感叹,跨过这座桥,我将由社会主义的天下进入资本主义世界。
哥哥总算开腔了,他先对大家说我是怎么来的,然后给我介绍,两个女孩子是他的女儿,但令我不解的是,她俩都不姓谢,哥哥竟然称她们“冯小姐”。满脸笑*的是嫂嫂,她曾经应该算是一个长相不错的女人,可惜徐娘半老,脂粉也盖不住脸上松弛的皮肤,微肿的眼皮下,滑动着两颗枯涩的瞳子,透射出狡诈冷漠的凶光。她操着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问候我:“一路辛苦了”。
一连几天,当我支着个昏沉沉的脑袋,揉着双发涩的眼睛,穿过这贫民区脏兮兮的街巷,突然注意到,两旁门檐下坐着、站着、蹲着、靠着的乞丐似的人们一见到我,马上变得诡秘起来,交头接耳,都用敌视的眼光瞪着我,有些人甚至对着我吐口水。这可奇怪得很,这些人大多是些不干活让儿女养着的老人或小孩子,我才住过来几天,没跟任何人打过交道,怎么会得罪他们?
我隐隐约约有种不祥的预感。一天晚饭后,我进厕所冲凉,关门时一失手,门碰得响了点。嫂子一下子爆发了,她摔盘子丢碗地弄得一片响,大呼小叫地说:“在香港嘛,只要赚到钱养活自己,就是有本事。你管她当**还是什么,有钱就是淑女,有钱就是英雄。最怕的就是那种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在那里讲什么仁义道德的假君子。”
四叔再来逼我时,就亮出了我父亲的亲笔回信,得意地说:“你看,这是我的亲哥哥给我写的!你还收什么谁欠你父亲的债,这可是你父亲叫我们赶你走,今天就给我走。”
但玩笑归玩笑,不管我怎么挖苦,怎么劝说,小李还是迷恋在那些地方消耗着金钱,消磨着自己。当然,我也不能过多地指责、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只能任其自然。我则一如既往地按自己的处世原则过日子。晚上大家下班走了,我就选张大桌子,铺上报纸,开始画我的画,比较得意的就保存好,每晚都要画到十二点钟过后。一天天下来,挑选、积累了上百张画作,找了个裱画师傅都给裱好,细心地存放起来。
这么个可爱的女孩,和她在一块,我总像仰视着她,很难和她融合,很难体会到两情相悦的自然。她随意穿件衣服,就超过我所拥有的全部家财;她随便买支化妆品,拿我全月的生活费抵上也不够。和她在一起,我的精神上能得到一时片刻的安慰。但冷静下来一想,只能感觉到更沉重的自悲和自责,我们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许良先生心情沉重地对我讲:“公司马上就要关门了,货仓也要被人收走。我现在已是无计可施,自顾不暇,你也得自己想办法找地方谋生了。”
虽然我俩还从没有语言交流,也没有过花前月下,但我真诚地感到,尽管我的年龄比她大十几岁,又是一无所有的“王老五”。但好像命里注定一样,她就是我理想中的终身伴侣,我
我定下心来,愈加努力地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愈加发奋地在画布和宣纸上耕耘。我倾尽身上所有的钱,把每天的画都裱好存放着,我就不信这辈子没有出头的机会。当然,我面对的却依然是屈辱和艰辛。
资本主义的香港,不愧是冒险家的乐园,失败者的地狱,人欲横流,竞争惨烈,真是让我瞠目结舌,身边一些书画家友们的遭遇更让我触目惊心。
第二年的元旦刚过,我正在货仓里忙着包装发货,老板许良先生跌跌撞撞地跑来喊我,他的声音都激动的变了调:“阿谢,快,有个‘鬼佬’打电话找你哟,说是什么主席。”
还是那副洒脱的微笑,当然,稍加留意就可发现,他的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和遗憾。此后,他每半年都回香港一两次,每次都会抽空来我家看看,对我的画作发表他的意见。一当我问起他的近况,他总是笑着说:“还好,画画,写诗,比以前清闲多了。”
我本是个很自信、很有主见的人,对儿子的病也算是有着思想准备,但医生的正式诊断结论摆在我的面前,特别是手术通知单要我签字时,我的头脑简直像塞满了棉花,混混僵僵的,不知所以,茫然地跟在医生身边乱转。看着儿子天真稚气的小脸蛋,我才痛感生命竟是如此脆弱,痛感做父母的在无力保护自己子女时的无奈和悲哀。
他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给炸蒙了。我才过四十岁,历经坎坷、饱受磨难,我的绘画事业刚刚开了个头,继承民族文化,让中国书画在香港弘扬光大的理想刚刚有了点希望,我就要趴下,真是死不瞑目。更何况我的两个孩子,大的才四岁,小的还不到两岁,就要尝试“幼年丧父”的滋味,心中愈加难受。
这次联展,让我看到了在名和利面前的众生像,看清了一些所谓的艺术家自私、虚伪、欺诈、贪婪的本来面目。回想起我来香港后在画坛经历的几件事,更让我哭笑不得。
引申开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所谓“大艺术家”、“大艺术评论家”口口声声说什么“反传统”、“背离传统”、“打倒传统”,断言“传统已经日暮途穷”,鼓吹“要丢掉传统这个包袱”。我看这些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坐下来想一想,他到底是不是在传统里边?
在殖民地的香港,真正出色的中国画家根本得不到政府机构的认可和推介,来自内地的笔墨功力深厚的画家,甚至于中央美术学院出来的拔尖画家都难以站住脚跟,书法家的处境就更差。而那些私人画廊像地下交易场般的“个展”,鼓捣和推销的多是一些“反传统”画家自吹自擂的货色。
还有那越脱越光的猛男猛女,美其名为“行为艺术”,变了味的“桑拿、按摩、卡啦OK”,谁不知道那里头多是干着挂羊头卖狗的勾当,吸毒、贩毒,艾滋病的猖獗……无不是跟西方文化涌进了国门有关。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西方文化的精华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空气,但夹杂而来的污泥浊水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
在利字当头的现代潮流中,我和著画会的同仁们一道,默默地献身自己的民族文化事业,在逆流中搏击,杀出了一条血路。当然,我更遭到了不择手段的报复和打击。
也是因为这次画展,让香港的一些画商看到钟馗大有卖点,他们把我的画拍成照片送到内地去,请人按行货加工,再拿回香港卖。钟馗一下子变成了财神,那一阵子,街市里突然冒出不少画廊来,里面挂的都是钟馗。我画的红衣服,他们也画红衣服,只不过用笔不同,他们搞的都是勾线填色的玩意,画得不敢恭维,炒得却很历害,卖得还格外红火。当然,画作“雷同”也不能排除“纯属巧合”,反正我就不再画钟馗了。
我还是把画馆开在家里,到这里来的才多是真心学画的有心人。我还是那个规矩:学画不论出身,对家境困难的学生不收学费,且免费提供学画的纸墨。
其实,行内人士谁都知道,这号“画展”搞的都是山头间的交易,设立的奖项事先就分配内定好了,哪有什么艺术价值?那个馆长拉帮结派,把艺术视为儿戏,不折不扣是历史的罪人。
这位身着洋装,在洋学堂里泡出来的名人,竟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行家般的谈吐,专注的神情表明了他的喜爱。这一次,他一下子定购了我三十张国画,挂在立法会大楼。
南洋,有多少炎黄子孙在这里繁衍,让你处处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勃勃生机;南洋,养育了我的家族,也成就了我,我立志作一个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友好使者,让中国书画在南洋扎下根来。
我的这次《谢举贤个人画展》正逢农历春节开幕,是作为京都(美陀)百货公司虎年迎春节目推出的,首次在这里亮相的中国国画展,观者如潮,从早到晚都把展场挤得满满当当。当地媒体竟相报道这一“破天荒现象”,评论画展是“近年来罕见之佳作”。原定十天展出期满后,几家文化团体联合提出要求,延长展期一周。
个长辈无话可说,灰溜溜地走了。对比之下,书画界那么多关照我,指导我的前辈们,朋友们对我休戚相关,无私帮助,才让我有了生活、创作、奋斗的勇气,才让我在逆境中站住了脚跟。
我不管人家会不会说我杞人忧天,奋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怒斥假拍卖的行径,极力呼吁:诚心希望真正从事艺术绘画的朋友,不要用你对待艺术的真诚来对待商人的狡诈,要坚定你从开始就有的信念,努力走下去,不要被拍卖行情所左右。当然,实在没饭吃,还得找饭吃,但可通过其他途径,牺牲自己的理想换饭吃毕竟代价太大
这是一记当头棒喝,让我警醒!让我顿悟!正如我后来在答《中国美术报》记者问时所表达的:“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性的艺术,首先必须具备有民族性。中国历代的艺术为什么在世界上受到人家的尊敬和赞扬,就是中国艺术有它的独创性。这是个可贵的优良传统,全世界都公认的。如果我们自己把这点宝贵的东西丢掉了,去模仿人家,抛弃我们的优点,随和喧嚣,任你怎样模仿也走不到人家的前面。”
画画,尤其是画写意中国画,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我都不会“割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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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13 22: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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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武汉电视台去香港拍了<哈米>专题片,15号采访我.我正着手再版修改,如有可能还可补充卢德尔的内容.... (1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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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5 10: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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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举贤先生对"黑子"记忆犹新,对"卢德尔"是字音,确有其人... (1条回复)